序言

董灝智博士長期致力於東亞“四書學”研究。經過多年的積累與凝練，所著《“四書化”與“去四書化”：儒學經典在“近世”中日兩國的不同際遇》（下簡稱董著）一書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這對他個人以及學界而言，都是幸事。

近年來，伴隨著“國學熱”的不斷升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代表的“四書五經”，已引起了人們的過多關注，尤其是“四書”，因其通俗易懂的啟蒙特性而尤受世人青睞。與民間的“四書熱”相比，國內學界對“四書”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一點，世有定評，毋庸贅述。但是，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此類研究所存在的廣度問題和深度問題。在傳統特別是前近代的觀察維度下，這些問題，還集中體現在對“域外四書學”（主要是“東亞四書學”）研究的淺嘗輒止和常識徘徊等層面；而董著深耕細耨的意義與價值，大概正存乎此。

“東亞”視域下的“四書學”研究，無疑是該書的一大特色。西嶋定生曾以“佛教、漢字、儒教、律令制”概括“東亞世界”的文化認同及其共通性。在這一文脈中，“四書”正是“儒教”的表現形式之一，而“四書”的影響力似絕不僅限於中國，隨着中國文化輻射力與影響力的增強，這四部經典曾先後流傳到日本、朝鮮、越南等中國以外的東亞地區，對當地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乃至民風民俗，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一定意義上說，“四書”其實已成為前近代東亞世界所共同擁有的“公共文化財產”。這意味著，董著把“東亞”視為一個整體而展開的區域性“四書”研究，已擺脫了“自民族中心主義”的束縛，開始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域外學者的“四書”研究成果。這種不再刻意糾結於“誰影響誰”、“誰抄襲誰”的客觀學術站位元，不但使研究对象國不同於“四書”本家的相關詮釋被如實托出，也為讀者相對準確地復原出中國傳統思想的實際射程和域外變容。

思想史脈絡中的“四書”研究，還構成了董著的又一特色。作者不只對“四書”之前的《論語》、《大學》、《中庸》和《孟子》進行“辨章學術”與“考鏡源流”，還從思想史的角度探討了“四書”經典結構在中國的形成過程及其在江戶日本被“受容”和“解構”的全過程。關於前者，董著認為，“四書”經典結構的形成過程與宋代理學的發展息息相關，惟此，作者詳細考察了“四書”經典結構形成的思想脈絡，即從韓愈的“道統論”到李翱的“復性說”，再到二程表章“學庸”與“語孟”並行，並最終定型於朱熹璧合的基本過程；對於後者，作者則主要圍繞江戶日本古學派儒者伊藤仁齋、荻生徂徠對“四書”的新詮，並細緻地闡述了他們解構“四書”經典結構的思想歷程。

如果僅僅停留在以上兩個方面的研究，則董著的學術特色恐怕會大打折扣。作者通過研究中國先秦儒學經典被宋儒“四書化”和被日本儒者“去四書化”的思想過程，證實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同一儒學經典在中日學界的不同際遇所折射出的兩國不同的歷史命運和歷史進程。雖然，朝鮮、越南等地的儒者也對“四書”進行過新詮，並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域外四書學”，但他們卻自始至終也沒有發生過解構“四書”的情形。與此不同，日本儒者在詮釋“四書”過程中卻逐漸完成了“去中國脈絡化”並構建起“日本脈絡化”的任務，使“四書”的研究重點不再是闡述“格物窮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蛻變出着重論述“人倫日用之道”的經典範式，進而在文化層面上實現了日本的“自我作聖”理想，為日本文化的“自中心主義”提供了學理支撐。它不僅構成了前近代對“中國思想”、“中國文化”由懷疑到否定的嚆矢，還對近代日本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本人曾做過董灝智博士的指導教師。一個學者學術研究的深淺，應該關乎其人格的高下和內涵的豐瘠。論人品，董灝智不計利害、有求必應的為人，在同輩甚至老教師當中是有口碑的；論學品，其成果精品意識和卑弱自持態度，又常常會讓人自鑒闕失，自覺不足。作為歷史文化學院的科研院長，上述兩種品質，大概都應該是必備的。我想，知其人再讀其書，人們或許會對董著的問世生發出別樣的欣喜。

韓東育

2018年7月31日

謹識於東北師範大學東亞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