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

还是抑制不住的，有些忧思。知识分子大抵是以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者的角色立世，并且将这种文明批评的职志视作一种宗教般的道义。而要担当起普世的公共价值守望者的使命，就需要持有一种独立不倚和自我完善的精神操守，这种操守与恒定良知的自由心志相关。让人忧思的是，作为社会公理与良心代言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只是道德——还有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他们在意识形态、功利主义思想观念间，在大学等特殊区域间艰难摇摆着。

忧思一，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个敏感话题。在拿破仑那里，也许还有些理想主义——被称为“社会浪漫曲”；到柏拉图《理想国》中是“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的思想；在《韦伯斯特辞典》中，已经定性成“一整套构成政治—社会纲领的判断、理论及目标，经常伴随着人为宣传的含义；例如，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被改变以适应纳粹的意识形态”。克利福德·格尔茨也坦率地表示过：“至少在共产主义集团（在那里思想在社会中的作用被明显地制度化了）之外，没有一个人会称自己为意识形态专家或是对别人这样称呼自己而不提出抗议。”[34]这该是多么痛悟的认识！

那么，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呢？

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对“个人主义”有三种观点，第一种、第二种观点是引用杜威的理论，将个人主义分为假的和真的两种：

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35]

第三种观点是“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36]，这是“五四”时期流行一时的新村主义[37]和逸世[38]独行。

置于当代语境，胡适指认的“个性主义”“独善的个人主义”“为我主义（唯我主义）”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或者说，就是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不同呈现，并且，因时（政治）、因事、因人，时有变异、漂移。老共产党员周瑞金，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因为专业岗位与意识形态保持统一话语口径，讲光明多，在岗位中就具体问题发出与政治合拍的声音；从岗位卸职之后，给自己定位是“痛苦的清醒者”，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我不会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但也不会破了自己的规矩和底线”，“并非赞美才是爱，能揭露问题，发表不同意见，也是一种忠诚啊”[39]，这是政治型知识分子向自由个性主义知识分子的转移。1986年，贺麟将旧作《当代中国哲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于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书序言中特别说明：“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按照谢泳的说法，“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那些东西”[40]，这是一个自由哲学家对政治形态的主动屈从和对自我精神的为我（唯我）放逐。1988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撰写《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一文，但是很快他又遁入了沉默，此时已是他人生晚年，[41]这是自由个性主义知识分子向“独善的个人主义”的漂移。

《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只是儒道互补的宏观思想大义，大抵也是书生困境时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吧。

忧思二，知识分子与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早已声名狼藉了。在西方典论中，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列属于道德哲学（伦理学）范畴，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在中国的“五四”时期，功利主义偏于精神要义，追求社会公益。1919年《新潮》杂志，陈达材写有《物质文明》文章，是当时关于功利主义的通识性解读：

功利主义者，谓趋乐避苦，为人生终极之目的。事无所谓善恶，趋大乐，避大苦者，谓之是，谓之善，否则谓之非，谓之恶。第此所谓苦乐，不以个人苦乐为计算，而以世界人类苦乐为计算；不以现在苦乐为计算，而以现在与将来之苦乐为计算，此功利主义之要旨也。[42]

但在当代中国，功利主义与清末民初时泛滥的物欲主义现象极为相似甚至雷同。物质享受、世俗消费、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各种沉渣在开放国门、经济繁盛之后蔚成大潮。世俗化时代的物质享受贪婪、人现世功利欲望的升腾，成为一种常态景观。史华慈曾在《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中指出，世纪之末出现的物质主义与19世纪的物质主义进步观不同，后者还联系着伦理关怀，现在携着全球化所出现的，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这种新的千禧年主义以科技经济进步为基础，非常乐观地相信人的各种欲望乃至精神的快乐，都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丰富得以满足，就像“百忧解”这种药片一样，人们不再需要宗教，不再需要人文和伦理关怀，就可以在现实的世俗之中获得物质的救赎[43]。传统的儒家德性价值观被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功利物质所消解；衡量世界的方式不再是善恶是非，而是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在这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44]，社会大部分人沦为“没有灵魂的物欲主义”（soulless materialism）者。

那么，在公共价值消解和功利物欲横行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作为？政治现实固然不容忽视，但更深刻的存在，是社会转型制导下的世俗社会和高度发展经济的影响。南帆从文学批评的视域，给出了一个出路：我们正处在一个并未“完全定型的社会”，文学表达的各种声音或情感，“多少有助于影响最后的定型——哪怕极为轻微的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仍在大幅度地调整。所谓的‘中国模式’可能是一个有待于论证的提法，但是，‘中国经验’这个概念无可争议。‘中国经验’表明的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生态资源或者传媒与公共空间，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游离传统理论谱系覆盖的情况而显现出新型的可能。现成的模式失效以后，不论是肯定、赞颂抑或分析、判断，整个社会需要特殊的思想爆发力开拓崭新的文化空间。这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必须共同承担的创新职责。”[45]

忆起勃莱的诗，贫穷而能听听风声总是好的。

忧思三，知识分子与“大学”

拉塞尔·雅各布对“大学”并无多少好感。他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认为大学教授的薪水和安稳是诱饵，“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而“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46]。知识分子职业化使知识分子精神受到重创，以至于后现代主义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宣布“教授死亡”了，我们都未感到多少诧异。

的确，当知识分子的身份依赖于制度化和职业化的机构，依赖于市场和媒体的承认，知识分子显然已经没有多少自由的意识形态，他们与学术自由传统或者少有共同之处了。诚然，同在高校的我，并不想把知识分子简单做成膝盖下的某种思想[47]；但是，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指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三种存在——顺从的知识分子（新式知识分子），他们通过他们的机构获得权威，而并不要求意志自由；多数学者倾向于成为聪颖的专业人士和精明的专家，他们遗憾于没有得到文化上的支持以扮演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属于他们的机构，并与公众的世界保持距离；还有许多机构里的知识分子学者渴望在机构的压力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意志自由，他们并不默认学术生活的制度化，并不接受思想管家这一顺从主义身份[48]——成为无法规避的事实。或许，还有第四种存在，即从学院派大学制度中突围出去，成为自由意志人。

在当代中国大学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王小波是秉持自由意志独立精神，首先从大学突围出去的另类学者，他的杂文著作《沉默的大多数》，蛊惑了很多民众成为他忠实的“门徒”。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2014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个人的力量，颁奖词是：“秦晖，以及这个时代其他真诚地在为这个国家寻求底线、坚持底线的学者，实际上是用底线为思想与言论建构一座文明的城邦。若没有这样的城邦，当人们向着理想进军之时，思想的论争必然会在权力与利益的纠葛中，要么迷失方向，要么硝烟弥漫。”[49]这个书生，始终关注有无底线问题而非左右问题，他用学者的思想、涵养和胸襟，兼容并包，却也淡化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力度，终究无法与公众会和。

无法忽略的，此外还有那些看起来更像小技术官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是部分知识分子角色贬值、弱智化、媚俗化的反向性案例。

诚然，任何思想和话语的存在都需要一定的形式。这个形式，既有文类的选择，也有更为广泛的文本选择。韦勒克曾说过：“研究文学的人能够考察他的对象即作品本身，他必须理解作品，并对它作出解释和评价；简单地说，他为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先是一个批评家。”[50]虽然我们关注的是“演变”，但离开了文本来谈演变是毫无意义的。为此，我们的研究，在当代思想史与散文文类史的有机融合中，始终立足于知识分子写作及其文本分析；并且，为避免研究的芜杂无序性，在对三十年散文发展的林林总总进行梳理时，主要提取与本选题研究相关的对象——包括厘清概念（哲学的解释和文字的解释[51]），有效建构散文文类演变与知识分子精神生态之间关联的逻辑性，由此构成了即将展开的主要内容。

问题可以成为一种预期理由。也许，我们由此开启了另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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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2004年再版时更名为《中国散文小说史》。

[2] 鉴于文学分类术语历来混乱的境况，陈平原把文学分级分类，第一级分类称为“文类”或“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第二级分类定为“文体”（如墓志、题跋、游记）或“类型”（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武侠小说）。本书中将散文作为“文类”为存。

[3] 不受时空影响主要从“理论性文类”（theoretical genres）考量，强调“散文特性”。

[4] （金）王若虚：《文辨》，王水照编著《历代文话》第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0页。

[5]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

[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7]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8] 周红莉、丁晓原：《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散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9] 洪亮：《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10] 包括比较文学、文艺学、近代文学中与现代文学相关的选题，在对材料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其中有不少错漏，因此1763篇只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数字。

[11] 1984—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没有散文研究。

[12] [法]萨特：《为什么写作》，[英]戴维·洛奇编著《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3] 我所言的知识分子散文，主要指“知识分子”写的散文。

[14] 王尧：《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15] 丁晓原：《论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晚清散文话语建构》，《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6] 鲁枢元：《梦里潮音》，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17] 胡风也创造过“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用语，按照章培恒先生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中的解读，“精神奴役的创伤”是人性被压抑、扭曲的代名词，以便于与之斗争而已。路翎在《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中，记有胡风自己说过：“我的理论是我多年积累的，一寸一寸地思考的。我要动摇，除非一寸一寸地磔。”一个“磔”字，道尽了胡风（们）的坚忍执着。

[18]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讲话》精神在全国全面贯彻。

[19] 据鲁枢元《梦里潮音》中记载，茹志鹃的原话为：“以前的作品很少能收入集子，追随浮夸风，我走了一个S形，花力气多，留下的东西不多……”这是茹志鹃对特殊时代创作的一个痛苦反思。

[20] “昔日的辙迹”，是指人性的解放、人文精神等。

[21]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22] [英]以赛亚·柏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23] 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页。

[24] 林贤治：《午夜的幽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25] 王晓明、陈思和、蔡翔等人在新的文化参照和时代背景下，掀起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思考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生存、人性和思想。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26] 参见[美]拉塞尔·雅各布《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27] Irving Howe，This Age of Conformity，in Partisan Review，21（1954）：10，13.

[28] [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封面。

[29] 古典文献中的“文以载道”之“道”、“诗言志”之“志”均是关于君主、国家、政权之“道”之“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要求也是对文学批评的要求。

[30] 王晓明、陈思和、蔡翔等人在新的文化参照和时代背景下，掀起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思考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生存、人性和思想。参见王晓明编著《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31] 孟繁华：《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中国作家》2009年第9期。

[32] 谢冕：《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33] 谢冕：《90年代：回归本位或继续漂流？》，《湖南文学》1995年第9期。

[3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232页。

[35]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4—565页。

[36]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37] 新村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始于法国和日本，其核心理念是倡导“人的生活”。

[38] 陈平原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谈及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时，区分了“隐士”和“逸民”两种身份，以为前者是不满现实的，后者是平和静穆（当然要有钱、有闲方可，而这“闲”还需有文化、有教养）。

[39] 卢雁：《周瑞金：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南风窗》2014年第26期。

[40] 谢泳：《晚年贺麟》，《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41] 谢泳：《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42] 陈达材：《物质文明》，《新潮》1919年3月1日1卷3号。

[43] 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

[44]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封面。

[45] 南帆：《文学批评正在关心什么》，2011年3月，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

[46] 参见[美]拉塞尔·雅各布《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47] 美国索尔斯坦·凡勃伦在1918年写有《美国的高等教育》，其副标题是“关于全面堕落的研究”。

[48] [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

[49] 叶竹盛：《秦晖：用底线构建公共话语的文明城邦》，《南风窗》2014年第26期。

[50] [美]雷纳·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51]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其中论及，“文字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