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通济渠兴修及万历间泾渠兴修

1.正德嘉靖年间的通济渠的兴修

广惠渠修成（成化十七年修成，即1481年）后35年，正德十一年（1516）通济渠开始兴修，该渠兴修的建议由时任陕西巡抚萧翀提出：

正德丙子春，萧公（萧翀）奉命巡抚兹土，一日叹曰：“水利之兴，不独利民，而于国赋亦有少补，不一劳能永逸乎！”乃议凿山为直渠，上接新渠，直溯广惠，下入丰利。……乃委参政胡公键、刘公安，副使何公天衢，佥事许公谏往司其事，若西安同知易君谟则专理焉。[40]

萧翀，字凌汉，四川内江人。刘璣评价萧翀在陕西的政绩：“公（指萧翀）巡抚关中政绩，如荐贤无私、造士有方、经理边疆、充实仓廪、缮修城池、巡行郊野、赈恤茕独、划革弊政，形诸人之歌咏者不一而足。”[41]

在刘璣的记述里：通济渠兴修“用夫千人，工匠二百人”，修成石渠“广一丈二尺，袤四十二丈，深二丈四尺”，凿石渠的方法为“于石坚处，以火煅之，而沃以醋”；通济渠“工始于正德丙子夏四月丁巳，迄于次年五月甲辰”，用时为一年一月；修渠费用“一出受水之家，而非取诸公帑也”[42]。

正德十年（1515），易谟“自绛守转倅西安”，任西安府同知，主管西安府水利。萧翀委任易谟主管兴修通济渠的工事，耀州吏目赵弘协助管理渠事[43]。易谟住在通济渠工地，他“朝出督视，夕甫就馆，工夫用勤，既不以缓而废事，亦无以亟而憋瘁”[44]。

正德十二年（1517），易谟撰文《新凿通济渠记》记述修渠过程，其中关于泾渠修渠历史一段记述颇值得注意。他说：

按《地志》秦有郑国渠，引泾水溉田万顷有余。至汉，赵中大夫白公为渠，溉田四千余顷，较秦已下及半矣。盖水性趋下，流潦奔冲，河日下而渠日高。及宋，郑白渠泾水已不能入，侯中丞可者，于仲山傍凿石渠，名曰丰利。迨元时河又下，丰利渠口不可引水，于是御史王琚更移上流，开石渠五十丈，达丰利而入郑白渠。成化初，都御史项公忠复益相（向）上流，大小龙山凿石一里许。而今凿渠处，顽石益坚，椎凿不受，遂沿河起石为堤，逼引以达渠流。……其坚石，皆烈火以焚，而次沃以水醋，石质裂碎，然后可加凿辟。于是上自龙山，下及丰利，皆为石渠。[45]

在这段文字里，易谟没有说明秦汉修泾渠的地理环境，不过到了宋代修丰利渠时已经在“仲山傍凿石渠”，元代王琚修泾渠时“更移（丰利渠）上流，开石渠五十丈”，明代成化初项忠修广惠渠时“益相（向）上流，大小龙山凿石一里”，如今修通济石渠比以前似乎更难了。也就是说，在易谟看来，宋元以来修泾渠的地理环境在不断恶化。但是，易谟没有抱怨修渠之难，他有段感慨：

予于是又重有感焉，夫泾水之利，昔何以饶，而后何以废也？此必当时失于隄防疏引，使天地自然之利、前人已成之功，至于今失其七八，已不能用焉。[46]

显然，易谟认为，泾渠水利减少主要是人的因素，“失于隄防疏引”。对于通济渠修浚效果，刘璣文指出，“取名‘通渠’者，以此渠一修，则上而广惠，下而丰利，昔所未通者，今胥通矣”。易谟文讲得较为含糊，“而所溉田，较之成化初，可渐复矣”，没有明确指出已经全部恢复或超过。

事实上，萧翀倡修的通济渠，其真正完工也经过十几年。马理在《重修泾川五渠记》中道：

正德间，丰利渠坏，都御史萧公翀更自里凿山，以上接新渠、下达白渠者通济渠也。渠甫成，工未讫，而萧公去任，后御史荣昌喻公，都御史榆次寇公，累命工凿之，未岁俱去任。于是松石公至，相诸渠淤塞而通济浅，议施工，于时分巡宪副刘公雍，谋协，遂督理焉。乃自通济浅所更下凿三尺许，阔至八尺许，长一丈，深四寸五分为一工，凡六千五百工。工讫，复上下疏诸渠，分工如右。工悉树以桑、枣、榆、柳，申明三限用水之法，严禁曲防，故水利均而博焉。[47]

马理的记述表明，通济渠兴修并未在萧翀全部完成，“渠甫成，工未讫，而萧公去任”，该渠中经荣昌喻公、榆次寇公，在松石刘公（刘天和）手中最终完成。嘉靖初期泾阳县知县霍鹏认为，刘天和在该渠修筑中功绩不小，请求马理记载表彰他，“时有单贰守者，尝托理纪事至再，理未之暇也。无何，松石公丁内艰去，岁余，泾阳霍宰复托理曰：松石公之功不可没也，先生请终记之”[48]。刘天和，字养和，号松石，湖广麻城人。戊辰进士，任御史。正德间，巡按陕西。嘉靖六年以陕西按察副使提督学政，历升督理甘肃屯政，改总督粮督御史，十年巡抚陕西[49]。从正德十一年（1516）通济渠始修，至嘉靖六年（1527）至十年（1531）间[50]在刘天和力倡下修浚，该渠兴修事实上前后约用了十三年，比广惠渠用时只少了四年。

而且，通济渠此次修浚的效果似乎不佳，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马理等到泾渠察看，“诸渠咸塞焉”[51]。马理因此而大发感慨，并与同去者有一番关于泾渠水利的对话：

（马理）喟然叹曰：“事未记而若是耶？”霍宰曰：“前人之事在后人嗣之耳，使郑国之后，无儿公、白公，又无侯公、穆公，又无王公，又无项公、萧公、喻公、寇公、松石公，则诸渠废已久矣！故前人之功在后人嗣之耳。”或曰龙山之北有名“铫儿嘴”者，□凿而渠，以下达广惠，恐前功终隳。君子曰：“水不入渠者是渠仰之过也。今水入渠口，山泉复多道而□（倾）泻，渠皆一切吞吐之，则喉咙塞之耳，岂渠之咎？塞着通之，渠口石囤废者设之，是在乎人。故曰：前人之事在后人嗣之耳。”进士吕子和曰：“应祥尝读书龙山岩，每役夫修渠，获狎见焉：分工者咸枕锸而卧，官至斯起而伪作，去卧如初；石工亦然。官监之不易周也。后数月稍通泉水而罢。”吾徒张生世台曰：生家有役夫自述如吕之言。事之难集乃如此。[52]

马理记录的这段对话，主旨强调“前人之事在后人嗣之”的重要性。不过，从马理的记述可以看出，正德、嘉靖间的泾渠兴修仍采用役夫制度，即让受惠泾水的灌区农民出工，完成修筑。对于役夫制度的弊端，与马理同去的泾阳人吕应祥以亲眼所见指出，役夫、石工在修渠时怠工并不尽力，官员到工地监督时他们只是做做样子，工程监管很难，因而数月的泾渠水利修浚效果只能以“稍通泉水”而终结。马理的弟子张世台家里有泾渠役夫，役夫所讲的与吕应祥所看到的相同。对于役夫制度的弊端，随马理同行的人中有人建议：

闻三原之市有土石之工焉，计役夫所费取十分之一以雇之，不胜用矣。夫诸工者，游食之民也，货取之于渠所，编而为夫，遂分工而使之。讫工者给其值，否者役，阙者补，如周之“闲民”、今之“竃户”，然则财不伤，民不害，而事易举矣。[53]

该建议是改革目前役夫修筑的办法，即用役夫费用的1/10，雇三原市场上专门的土石工进行施工，这样“财不伤，民不害”而一举两得，修渠就很容易完成。这不是新方法，前文已述，广惠渠后期修筑中阮勤就“以帑藏金粟募工市材食役者”完成工程。马理赞同有人提出的泾渠役夫制度变革，不过他认为泾渠事业最关键的是人，“此其大略也，若夫阔泽之，则在当事君子，故曰前人之事在后人之嗣耳”[54]。

总之，正德、嘉靖时期通济渠兴修的时候，现存材料已经清楚表明“役夫”制度弊端丛生，修泾渠的效率极低。

2.万历年间的泾渠兴修

万历二十八年（1600），泾渠水利又进行了一次重修，这是对广惠渠、通济渠事业的继承。不过，从参与兴修人员的组成来看，与项忠时相比大为逊色，此次修渠主要由泾渠水利灌区泾阳、三原、高陵三县官绅民参与。参与修渠的官员有：泾阳县知县王之鑰、县丞王国政、主簿花池、典史褚应举；高陵县知县李承颜、典史贺芳；三原县知县张应征。参与修渠的督工夫长有：高陵县黄梦琪、马世显，泾阳县陈遇德、张时凤、魏邦贞、张宗周、康进表、郑应兴。泾渠上中下三渠老人田应其、白仲金、王世龙，渠长屈朝选、张世太、刑守一等也参与兴修[55]。

陈葵的《重修洪堰众民颂德记》记述了这次兴修泾渠的缘起：

洪堰左山泉、右泾水，秦凿渠引泾灌田，至国朝成化初犹沃六邑，灌田八千二百二十顷。时项公修广惠渠，继萧公修通济渠，所导利于民者甚溥。泾流寻低，渠高不能引，无论至夏秋暴雨冲崩堤岸，泉水亦不能疏通。盖今受水者止四邑：曰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云。

彼渠岁时修筑，而旋修旋塞，利弗能兴。连岁云汉频仍，即受水之田，室常悬罄，所为恤民瘼者忧焉！于是众民泣诉四县。高陵侯李公、三原侯张公、泾阳侯王公会议修渠。建白抚台，檄四邑夫大浚疏之。委泾阳丞谋其务，堰利属四邑，而地方专属泾阳，以故柄事多泾阳公。公先以丞君王带管水利，有调停才，以今特申委之。[56]

按陈葵的观点，成化年间项忠修的广惠渠，还能灌溉六个县八千多顷，而现在只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四个县。泾渠的“旋修旋塞”以及当时旱灾频频是兴修泾渠的主要原因。泾阳县知县王之鑰负修渠主要责任，王之鑰委派泾阳县丞王国政具体负责。泾阳县丞王国政对工事十分认真，“丞君受委以来，起居饮食与夫役同甘苦，捐俸以犒群夫；躬率省祭官陈言等，与夫长黄梦麒、张时凤等辈督众兴作，日夜劳瘁”[57]。王之鑰对督修工作十分用心，泾渠渠首工程中有一叫“铁洞”处，又称“暗洞”，该处“沙石湮塞，人不能视”，以往督修者“任其夫役报工，未尝亲诣其境”，而王知县“以绳系下至洞”进行查看[58]。

此次修泾渠所完成的工程：

泾流至王御史口，泾水所冲势极汹涌，堤筑难固，是用大石连环，串合成块……下至火烧桥，流沙滚起，渠乃阻塞。今修宽二丈许，沙不能壅。小王桥旧低五尺，水溢桥流，兹修高与阔，悉增其半。赵家桥以上，以连山石填塞，水不下流，乃凿开砂石三丈许。顺流通浚土渠五里，相高卑乎治之，较前宽一丈五尺，深七尺。[59]

此工程量并不大，因此整个工程只用了三个多月，“工始于万历庚子正月初七日，成于夏四月二十四日”[60]。工程修筑仍然动用的是夫役，修渠在山间进行，修渠石材取于山，十分危险，但由于注意方法，效果不错：“夫役取石于山，往往山峻石滚，侵伤者不免。茲用前后绳援，搬运有法，鲜有受其害者。”[61]

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泾渠兴修的过程来看，泾阳县知县和泾阳县县丞发挥关键作用，“委泾阳丞谋其务，堰利属四邑，而地方专属泾阳，以故柄事多泾阳公”[62]，这是因为泾渠渠首工程在泾阳县，而且修浚土渠道可能牵扯的一些土地问题，只有泾阳地方官主导工程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三原县、高陵县两知县虽参与了泾渠修浚的会议，却没有参与修浚的管理工作，事实上也无法参与。

笔者推测，随着像万历二十八年这样由灌区县主导的泾渠修浚的工程完成，由于在兴修中各县参与程度不同，各县灌区的权益会有所不同，泾渠渠首泾阳县会在这效益不断递减的灌溉系统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下游三原、高陵县的地位在逐渐下降。天启年间泾渠的灌溉材料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泾阳县受水地六百三十七顷五十亩，高陵县受水地四十顷五十亩，三原县受水地四十六顷五十亩[63]。泾阳县的灌溉面积为高陵县灌溉面积的15.7倍，为三原县灌溉面积的13.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