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明初开之际，教化不似今日之细腻烦琐，教育内容尚未刻意分门别类。周天子时，文化教育就是“简单”的“乐教”，《周礼·春官宗伯》云：“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三世之时，少有人试图将教育内容与形式分类，乐、诗、舞集于一体，德、文、武融汇其中。这里的乐教就是旨在育德、育智与育体，先秦文明也自此孕育而出。
这种现象并非只为中华文明所独有。在希腊文明的古风时代，“乐”[1]是最重要的文教形式，其所发挥的功用更是远甚于先秦时期。希腊古风时代，几乎所有的正规表述都需采用诗歌的形式，诗歌是语言的主要载体。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荷马史诗》，还有哀歌、颂歌等各类抒情诗。诗歌不仅用于抒情与叙事，科学或哲学作品也用诗歌形式表述。如逻辑学创始人巴门尼德在《论自然》中阐述逻辑学中“存在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类基本理念时就是通过史诗格律（Hexameter）进行的。有学者认为，巴门尼德的这种诗歌化的哲学是他的伟大尝试，将逻辑学写成诗是“具有英雄气概的文学成就”，是“有意识地仿照史诗英雄奥德修斯的无畏精神”。[2]其实，这种观点只是浪漫的一厢情愿，因为在巴门尼德所处的那个时代，散文并未兴起，史诗格律才是古风时代唯一正式、高雅的“官方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正规途径；只有在非正式场合或者是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才会用没有韵律的方式来说话。诗歌并非巴门尼德的一种工具，即试图“借用诗歌艺术的韵律和高雅风格来进行写作，通过这种途径来避免平淡无味、缺乏想象力的文字”[3]，而是当时别无他途。在阅读巴门尼德的诗歌时，即使只是残篇，也丝毫没有觉得诗与逻辑学的融合有违和感，反而超越了知识层面，给人一种理念甚至是信念的冲击。他的诗歌和他的逻辑学思想是自然且完美的结合，与亚里士多德用散文阐述逻辑学的感受完全不同，似乎是属天或是属世的两种话语。除巴门尼德以外，与他同时期的哲学家也是用诗歌来表达理念的，如恩培多克勒的宇宙论和元素论、赫拉克利特的物质“斗争论”等，都娴熟地运用六步韵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此时的哲学与诗歌浑然天成。
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与法律条文也没有专门的表达方式，而是大多渗透在政治家的诗歌作品之中，城邦公民通过口口相传熟记于心。最有名的当属雅典律法的奠基人梭伦（Solon），他的思想全都通过诗歌呈现。政界领袖常常通过诗歌作品成为社会生活的建议者。来自克里特的颂歌诗人萨勒塔斯（Thaletas）作为古风时代斯巴达城邦法律的制定者和发言人[4]，在诗歌中非常直接地颂扬了公民的顺服和公民彼此之间的和谐，希望通过这一方式开创和维持社会秩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将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体放在一起论述，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从克里特那里移植来的，而这个中介就是诗人萨勒塔斯和特尔潘德。[5]
古希腊的诗歌功用广泛。诗歌首先规范社会伦理。人们常从《荷马史诗》或者《神谱》中寻找规则来应对城邦事务；诗歌教育与军事训练也一度是各级教育的全部内容；诗歌表演还是大众娱乐和节日活动的最主要形式。诗歌吟诵遍布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希腊文明影响深远。许多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比如，柏拉图在遇见苏格拉底之前就一度立志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后来又改弦易辙了。
虽然古希腊诗歌流传至今只剩不见音乐与舞蹈的纯粹诗文，但古风时代的诗其实意味着诗文、音乐与舞蹈的综合，这与先秦文化早期“乐”的内涵一致，发展中也没有出现诗歌脱离音乐与舞蹈而独立言志的倾向。古希腊诗歌的创作也比先秦诗歌在形式方面的要求更为苛刻，有更多的格律规定。如《荷马史诗》就是以“六音步”为主要韵律，通过长音、短音来构成韵律感，每一句几乎都是严格的“长短短”六次重复。我们今天阅读《荷马史诗》的中文译本，即使不考虑这些韵律仍能感受恢宏气势扑面而来，可以想象要用严格的韵律创作如此鸿篇巨作需要对语言有多大的掌控能力。“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语言的精深往往映射出思想的厚度，由此也不难理解缘何在希腊古风时代的诗歌氛围中能孕育出灿烂辉煌的希腊古典文明了。
我们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通常是从“古希腊三贤”开始的。笔者也是因为对这三位哲人的景仰而着手研究古希腊教育，但在直接阅读这些哲人的经典著作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即使是只关注其中的教育内容，仍有一种似懂非懂甚至云山雾罩之感。久而久之，才发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园成功运作之先，智者学派及其教育其实早已在希腊城邦大行其道。要理解雅典城邦的教育，领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真谛，非得先深入了解智者教育不可。但当转向智者教育时，又开启了另一段雾里看花之旅。因此，笔者不得不把研究的年代进一步前推，直至古风时代的诗歌教育，这才是古希腊教育的真正开端，也只有把握住这一开端，才能明白古希腊人完整的教育理念。
在古希腊语中，“诗歌”与“智慧”（
）、“诗人”与“智者”（
）是同一个单词，“
”（动词形态）的含义就是“成智”“教导”和“作诗”，因此可以推测“诗人”与最早出现的职业教师“智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古风时代的诗歌教育并不仅仅是指一种潜在的文化涵养，而是一种切实存在的、显性的主流教导方式。我们既可以从早期的音乐学校中找到佐证，也可以从阿克曼（Alcman）、萨福（Sappho）等诗人组建的青少年共同体中发现明显的教育痕迹。诗歌教育是古希腊教育的真正开端，也是后来的“智者教育”“修辞教育”的先驱，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古希腊教育，直至泛希腊化时代。
为了方便后面的阅读，笔者在此先对古风时代的诗歌稍作介绍和分类，从时间、文体（或韵律）、诗人及其作品类型几个方面大致描述古风时代诗歌的风貌。
“古风时代”这一概念其实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根据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对古希腊历史阶段做出的人为划分。通常将古风时代界定为公元前800年左右至公元前480年左右，即从所谓的黑暗世纪开始到希波战争中薛西斯惨败为止，之后便是古典时代开启。以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结束作为一个阶段的划分，从政治史或者通史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自此之后，以斯巴达和雅典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分别逐渐形成，影响深远。但是，如果从文化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则不然，因为各种理念、习俗、文化载体的形式是并存的、此起彼伏的，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将其截然分开。本书对古风时代诗歌的研究拟将时间略微推后，直至古希腊诗歌的最后巅峰“九大抒情诗人”时代为止。
广义的古希腊诗歌将悲剧与喜剧都划归其中，但本书不将其视作重点研究对象，而只准备在最后部分即阐述诗教式微原因时稍作理论。因为在悲剧和喜剧盛行的时代，智者教育与哲学教育已经逐渐走向前台，诗教已经不如古风时代一支独大，其影响力渐渐消退，甚至其合法性都遭到质疑，最有名的当属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将诗人赶出城邦”的呼吁。所以，本书主要涉及的诗歌类型包括史诗、哀歌和抒情诗。
古希腊诗歌的格律要求较为严格。西方的语言与汉语有极大的差异，所以，在格律方面，古希腊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要求大相径庭。首先，对字数没有要求，汉语一个字一个音，五律就是每行五个字，七律就是每行七个字；西方语言没有字的概念，只有词的概念，一个词的音节长短不一。虽然古希腊诗歌也有“对偶”体裁，但不似中国古典诗词对偶句在字数、字义、词性等方面均有复杂规定。其次，古希腊诗歌没有中国诗词“押韵”与“平仄”的要求。古希腊诗歌不要求押韵，当然也不禁止，但总体来说，不押韵脚；及至近代诗歌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同样，对韵脚没有要求。“平仄”是西方诗歌中不可能出现的概念，虽然古希腊语中也有重音、滑音等，但在诗歌中同样不作考虑。
那么古希腊诗歌最显著的韵律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长音与短音的组合。首先分析最常见的史诗体。史诗体是六音步，每行诗歌由六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是扬抑抑（长短短）格，标准样式是每句诗的节奏皆为“长短短∣长短短∣长短短∣长短短∣长短短∣长短短”。有时一个长音可以替代两个短音，最后一个音节则可长可短。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第一句：
（高歌吧，女神！为那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6]）
长短短∣长短短∣长长∣长短短∣长短短∣长长
除此之外，常见的格还有扬抑抑格、抑扬格等，常见的音步有三音步、四音步、五音步、六音步、七音步、十一音步（六音步+五音步）等。不同诗人一般都有各自擅长的格律，有些诗人甚至被认作某种格律的创始人，但大部分格律的起源其实已经无法考证。
在中国古体诗中，常习惯运用不同的格律来表达不同意境，如“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明朝释真空《玉钥匙歌诀》）古希腊诗人同样喜欢运用格律来强化诗歌的情感表达，如短音多表急促和尖锐、长音多表达舒缓或悠长。而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的就是诗歌文字背后的音乐了！因为文字虽然能够保存下来，但与之相关的音乐（还有舞蹈）几乎遗失殆尽，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这些诗歌就是通过朗诵的方式表达出来一般。其实不然，古体诗与音乐一直密不可分，如宋代的词与元代的曲，都有“牌名”，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词牌名是《水调歌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词牌名是“浪淘沙”；还有的词会在词牌后面加上一个题目来表达主题，如《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等。每种词都会有相应的一种或几种曲调，词的创作一般称作“填词”，词填好后，马上就能弹唱出来。不只是诗词有曲调，即使是如《论语》《中庸》之类的经典也不似如今平白地念出来，而是要用“朗诵调”朗读，不然就是一件很突兀甚至没有教养的事情。
古希腊诗歌也同样如此，如抒情诗，其词的原型是“
”（英文是lyric，中文意译成抒情诗），原意是配着七弦琴（lyre）弹唱的歌曲（song）。史诗和哀歌的“音乐背景”已经难以考证（史诗应该不配乐，但是否有诵调未知），抒情诗则可以肯定是唱而不是念出来的。
古希腊的诗歌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公众性”。不同类型的诗歌是为不同的场合创作的，如为庆祝酒神节创作的酒神歌、为欢迎奥林匹亚运动会凯旋的冠军创作的颂歌、为纪念阿波罗神创作的赞美诗、为葬礼创作的挽歌，等等。即使是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也是为了在公众场合表演。从表演形式看，可以划分为“合唱”（choral lyric）与“独唱”（monodic lyric）两种：合唱更适合大型公众场所和大型庆典仪式，这是古希腊教育十分独特的方式，青少年为准备每年一度的演出往往需要花费数个月的时间，这也成了他们受教育的重要途径；独唱则适合小一些的团体，如萨福的诗歌教育是为贵族的未婚女子走向婚姻而准备的，这就属于一种“小众”团体了。还有一些独唱体是为贵族的酒会而作，这与大型的公众视野下的诗歌也有明显区分。
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古希腊诗歌的概况，本书将古希腊诗歌做了粗略的分类（见表1）。已有的古希腊诗歌分类都充满争议，本书的分类更经不起严格敲打，只是为了后续行文方便。
表1 希腊古风时代诗歌的分类及其代表人物
续表
本书从“诗教的权柄”着手，分析诗教为何能担负起古风时代的教化重任。首先，古风时代的希腊人深信诗歌代表的是“真理”，诗为神启，诗歌是神的话语，是以《伊利亚特》《奥德赛》《神谱》为代表的史诗能成为希腊人的律法及伦理依据，成为希腊人心目中的共同历史，成为城邦官方认可的确凿事实。其次，诗歌教育包含教育当中的诸多积极因素：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以经典文本为教材，集文字、旋律和舞蹈（多为战舞）于一体，引人入胜，其教育效果自然显著，许多方面确实为现代教育难以企及。
古风时代，诗教在三百年的变迁中，其理念有蜕变，也有分化，但始终有一条隐形的主线深藏其中，本书第三章从教谕诗的角度分析了古风时代诗教理念变迁的主要脉络。
要真正了解古风时代的诗教，仅有理念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它们到底做了什么？又到底是怎么做的？本书第四章力图描绘古希腊的教育实践，这部分的研究颇具挑战，因为古希腊存留下来的相关作品大都从宏观视野或是哲学层面入手，更倾向于思想层面，实践操作部分不得不从字里行间去寻找，甚至去揣测。另一难处就是，古风文明与中华文明大相径庭，古风时代的诗教更是与现代教育完全不同，现代的东方式惯性思维经常在不经意间对研究造成干扰，这种视角的调整与矫正着实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古风时代的诗歌教育可以说与生活密切相关，无所不在。所以，笔者对诗教的实践研究也选择从诗教发生的主要场域着手，包括蒙学阶段和儿童成长阶段的家庭诗教、由著名诗人带领的“私教圈子”、制度化的城邦合唱团、夜间贵族休闲场合的会饮等。
诗教既然能担当孕育希腊文明的重任，且古风时代圣贤辈出，何以后来却为智者教育和哲学教育所挤轧呢？诗教的没落与尼采分析悲剧的没落路径如出一辙，悲剧是“自我灭亡”，诗歌也是如此，悲剧的没落就是诗歌式微的象征。对此，古希腊人认识非常清楚，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就对此进行了辛辣的剖析。本书第五章较为详尽地分析了诗教没落并最终为智者的“艺”学所替代的原因和过程。
要理解诗教须先理解诗歌，理解诗歌最直接的方法自然是了解诗人自身对诗歌的理解，他们如何理解诗歌就会如何创作诗歌，诗歌本身就道出了诗人内心真正的想法。简言之，“诗歌能对自身做出解释”。诗歌本身就是人类情感意念最强烈的体现。子曰，“唯乐不可伪”，每个人都无法将自己真正的品质、品位掩饰在集文字、韵律和舞蹈为一体的诗歌之中，尤其是那些动人心魄的经典名篇。诗人对诗歌的解读一般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隐藏在诗文的字里行间，或是不同的诗歌体裁和诗文韵律之中；二是诗人对诗歌进行直截了当的评述。古风时代的诗人不仅创作诗歌、表演诗歌，还因为生活在一个诗歌的世界中而难以抑制地经常对诗歌本身进行品评，虽然不如后世之文学评论那般系统、严谨，但往往更加生动、明晰且更有说服力。本书主要涉及的诗人有荷马和赫西奥德（Hesiod），他们是史诗的代表，是古希腊诗歌的基石，同时也是无法绕过的两座巨峰。《荷马史诗》被称作古希腊的圣经，赫西奥德被称作“教谕诗之父”。他们的诗歌是古希腊精神的典型代表，教化了一代代的城邦公民。挽歌体的诗人主要有被视作斯巴达精神代表人物的提尔泰奥斯（Tyrtaeus）、雅典城邦的立法者梭伦（Solon），还有充满争议的卡里诺斯（Callinus）、米姆奈尔摩斯（Mimnermus）、泰奥格尼斯（Theognis）等。接下来，则是抒情诗人的时代，本书以亚历山大学派推崇的九大抒情诗人（The Nine Lyric）为主，分别是阿尔克曼（Alcman of Sparta）、萨福（Sappho of Lesbos）、阿尔凯奥斯（Alcaeus of Mytilene）、阿那克里翁（Anacreon of Teos）、斯特西克鲁斯（Stesichorus of Himera）、伊比库斯（Ibycus of Rhegium）、西蒙德尼斯（Simonides of Ceos）、巴库利德斯（Bacchylides of Ceos）和品达（Pindar of Thebes）。
总的来说，本书将立足于古希腊文献本身，主要展现古希腊人自身对诗歌及其教育的态度，不过，多数采用后世的评述。尽管有些观点荒谬怪诞，类似无稽之谈，但仍要尽量站在古希腊人的角度进行思考，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教育。毕竟是诗歌文化开启了古希腊文明，并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调，我们理解为幼稚天真的观点也许正是其精华之处，只有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放下现代人的狂妄，才能真正了解那一段璀璨的文明。
[1] 古希腊语境下的“乐”（
）与当代中文语境下的“乐”有所不同，其词源直接来自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μουσα）。在古希腊，缪斯女神的管辖范围涵盖当代语境下的音乐、舞蹈、各类文艺作品（诗歌、戏剧、散文）以及科学、数学、天文学等。后来，“乐”（，music）一词常和歌曲（
，song）、诗歌（
，poetry）等概念替代使用。
[2] [古希腊]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著作残篇》，大卫·盖普洛英译，李静滢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3] [古希腊]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著作残篇》，大卫·盖普洛英译，李静滢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4] Plutarch，“On Music”，in David A.Campbel，trans.and eds.Greek Lyric：Anacreontea-Choral Lyric from Olympus to Alcman v.2，LOEB，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2，p.323.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颜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
[6] 古希腊语原文来自Perseus Digital Library，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text：1999.01.0133，2017年9月23日。中文翻译依据原文并参照了罗念生、王焕生、陈中梅几家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