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言
一
壮族的称名“壮”，源于元朝对该群体的称名“撞”而来。
壮傣群体越人谓山间平地为“ɕo：ŋ6”，他们住在ɕo：ŋ6中生活，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汉译者以汉字近音译写，指称他们为“骆”、为“陆梁”、为“俚”、为“獠”等。“陆梁”二字合音近乎“ɕo：ŋ6”音，[1]骆、俚、獠，古都属来母字，音相近。比如，俚同聊及其同音字獠，《汉书》卷37《季布传赞》的“其画无俚之至耳”句，“无俚”即“无聊”的假借，说明古代俚、聊二字音同，可以通假。晋朝郭义恭《广志》说“獠”“音老”[2]，老、骆二字，古属来母字，音相近；骆、雒、雄三字则互相通假，音同。于是，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大夫王孙骆，又写作王孙雒[3]或王孙雄[4]；“骆田”[5]，也写作“雒田”[6]或“雄田”[7]。《文子·符言》载“雄”与“双”等字叶韵，[8]读近双字音，也就是近ɕo：ŋ6之音。也就是说，骆、俚、獠等字古读相近，都近“双”字音，其称由汉字近音译写壮傣群体越人谓山间平地为“ɕo：ŋ6”而来。
今广东省罗定市古称“双头洞”，南朝梁于此立“双州”，唐朝又改置“泷州”。泷，不读“卢东切”而读“闾江切”，这是南宋叶梦得《乙卯避暑录》所强调的。[9]这既说明壮傣群体越人谓山间平地为“ɕo：ŋ6”，又说明历史上汉族译者谓壮傣群体越人及其后人为“骆”、为“陆梁”、为“俚”、为“獠”，都是缘于汉译者以汉字近音译写其人居于“ɕo：ŋ6”中而来。
到了南宋后期，广西经略安抚使李曾伯谓居于宜州山间平地的丁壮为“撞丁”，[10]“撞”就是“ɕo：ŋ6”的汉近音译写字。元朝，“撞”一称泛化，逐渐成为居住于今广西及湘南的民族群体的称谓；[11]在贵州，则近音异译作“仲”。[12]后来明、清统治者蔑视少数民族，视同禽兽，改写作“獞”。獞，宋朝丁度《集韵》：“徒东切，音童，犬名。”这就大失了“撞”的音声了。民国期间，一些学者表示不平，以“僮”“徸”取代，但是僮音同，为童仆之称，视一个民族为“童仆民族”，辱人至极，何其荒谬！徸，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昌容切，音冲，行貌。”其字音固近乎“ɕo：ŋ6”，可倡其字者仅少数人，也难成气候。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议以“壮”为称，音近乎“ɕo：ŋ6”，于是有了“壮族”的名称。
以其人居于ɕo：ŋ6中生活，便称其人为“撞”或近音异译写为“仲”，都是他称，不是其人的自称。正如贵州布依族认为“仲”是他称，不认同，便以他们自称“pu4ʔjai4”作族称，[13]汉字近音译写为“布依族”一样，壮族也有其自称，即“布依”“布越”“布越伊”“布雅伊”“布锐”“布吕”等。傣族也同样，元朝至明初，还统统以“白衣”自称。由于他们的自称如此，因此史载又称他们为“纡”[14]“
”[15]“瓯”[16]“乌浒”[17]“白衣”[18]等，或者自称和他称结合起来，称为“瓯骆”[19]“猗撞”[20]“金齿百夷”等。[21]
壮人，是上古越人的后人。壮族历史，源远流长。时光流逝，壮族及其先人在汉族文化的摄力圈内发展，吸纳整饬，与时俱进，一泻而下，是个具有自己民族语言以及自己民族文化的民族，并不是如同某些外国学者凿壁虚拟、无端造作的壮族本无其族，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民族。
二
上古越人虽无文字却有其语言。往日有论者曾说越人所操的语言是黏着语，其实越人的语言不是黏着语。
公元前528年榜枻越人在今湖北长江江陵段给鄂君子晳拥楫而歌的《越人歌》，西汉刘向辑录前人记载作《说苑》一书，该书卷11《善说》不仅记载了《越人歌》的译文，而且记载了以汉字近音译写《越人歌》的越语音声。从《越人歌》的汉近音译写越语音声及其译文看，越语与汉语一样都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并非什么黏着语。
中山王鼎铭文
《越人歌》展示了上古越人的语言。歌是在今湖北长江江陵段上唱的。榜枻越人唱了歌，鄂王子晳“不知越歌”即听不懂，急召人来翻译，不一会儿便请来了译者。这何其怪异，长江江陵段是在楚国的腹地，远离位于长江下游的越国，怎会一下子就能够找来了越、汉两语谙熟的翻译？显然，当时楚国的长江中游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越人。
其实，当时的楚国又何止于长江中游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越人！楚成王元年（前671年），楚成王“初即位（开始做楚王），布德施惠（布施恩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指东周周惠王）。天子赐[22]胙[23]，曰：‘镇尔（安定你国内）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不要入侵中原）。’于是，楚地千里（楚国拓地千里之广）”。[24]这明示着楚国长江中游南北分布着众多的越人。至战国楚悼王时以吴起为相国，变法图强，楚于是“南平百越”，[25]同样道出了楚国的南方即今湖南省是越人分布的地区。
唐朝著名词人温庭筠《河渎神三》词“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水村江浦过风雷，楚山如画烟开”，[26]描述的也是今湖南越后人“铜鼓赛江神”的习俗。
今湖南人谓山间平地为“冲”，“冲”在汉语里没有“山间平地”的含义，怎么仅湖南一地谓山间平地为“冲”？冲读近乎壮傣群体越人谓山间平地为ɕo：ŋ9之音，疑即是当日壮傣群体越人语的遗存。
《越人歌》同样映现了越人的阶段性文化发展。
歌中以近音汉字“枑”（γu2）名“船”，以“译”（po6）称“大人”，以“昭”（tsau3）谓“王子”。此三词唯壮傣群体越人语有之，同一语族语言的黎群体越人语和侗水群体越人语则无之，道出了壮傣群体越人社会发展已经具有γu2（船）、po6（父、大人）、tsau2（头人、官、王子、王）等词语，说明《越人歌》唱者榜枻越人属壮傣群体越人，《越人歌》是壮傣群体越人的山歌。
本书的撰写，一是阐述越人语言和文化的历史阶段性发展，二是展示越人的后人之一的壮族的社会文化在汉族文化的摄力圈内如何发展。
三
从《春秋左传》哀公七年（前488年）记载吴人“断发文身”以来，《庄子》《墨子》《韩非子》《战国策》《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等书无不记载着越人“断发文身”。这是越人让人放眼就可以知道的一个非常突出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群体的头饰和身饰特征。明摆着，特征易认，越人易识。所以，当西汉无法打通往身毒（今印度）道路的时候，“蜀贾奸出物者”却畅通无阻地从蜀地运货奔走于身毒及位于身毒东北距“嶲昆明”“西可千余里”的“乘象国”“滇越”。[27]这“滇越”就是“蜀贾奸出物者”就其人的头饰、身饰特征认知其人为越人给起的。滇越，就是从滇迁徙而来的越人。“滇越”，东汉时称为“磐越”。“磐越”，就是傣群体越人的自称“白衣”的近音译写。“磐越”的后人，就是前个世纪已经语同俗同于印度人的阿萨姆邦阿含人。
断发文身，在已经脱离了赵佗南越国后的傣群体越人及其后人中一直传承下来。明代，不论是李思聪《百夷传》记载的“百夷”“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者，则酋长杀之；不黥足者，众皆嗤之，曰妇人也，非百夷种也”，还是刘文征天启《滇志》卷30《属夷》记载的木邦、老挝、八百大甸都是“男子皆衣白，文身髡发”，“妇人则白衣桶裙”，说明一脉承传，几千年不改，道出了傣群体越人的后人以及于南越国时期被迫改“文身断发”为“文身椎髻”的壮群体越人的后人源之有自，非越人的后人莫属。
傣群体越人的后人传承先人“断发文身”的习俗不变，越的后人除壮傣群体越人的后人外，还有侗水群体越人后人、黎群体越人后人，他们也是唯男子“断发文身”，女则无之吗？也许有人会说，是呀，明朝顾
《海槎余录》不是记载“黎俗男女周岁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然而黎群体越人的后人固然文身，却是男女皆文身，而且长发依然，或披头散发或挽髻于顶，不是“断发文身”。何况，其文身与壮傣群体越人文身动机也完全不一样。这说明越虽同为越，越人却与越人不完全相同，其间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别。这犹如壮傣、侗水二群体越人的后人谓房子为γa：n2、为ja：n2，属同源词，黎群体越人的后人却谓房子为ploŋ3一样，语异词异，相去甚远。
同是越人，却因在越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各自分化了，其所具有的语言和文化也显出了差别。后来的越与早期的越，其语言、文化是不完全相同的。
四
人=动物+文化。没有文化，人就与动物无异；人要成为人，就必须在适应、改造客观环境中创造文化，丰富语言。这个客观环境，既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文化，是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客观环境里为了寻求生存、延续，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逐步创造出来的。这个特定的客观环境决定文化的类型和文化的样式。
越人文化产生于我国东南水乡，形成于他们走过的历史发展道路，可说是因水而构架，因史而成形，本是渊博，自成体系，与汉族文化属不同类型的文化。
“断发文身”是壮傣群体越人文化的具象。它起源于他们的入水作业以及他们中模仿巫术的出现。那个时候，江河浩瀚，水中有可食的水生植物和动物，人们入水捕鱼和采集，并资水以航行，可水里却潜伏着伤人甚至让人生命消失的蛟龙（湾鳄），于是他们祭起模仿巫术的法宝，断发文身以像鳞虫，乱蛟龙的视角，错其认知，避其危害。[28]当时，壮傣群体越人男女性别分工，男主战事、渔猎，女主田工、樵苏，唯男子入水作业，于是唯男子“断发文身”，女子则仍然天生天成洁肤挽髻活动于世间。
《说苑》卷12《奉使》载：“诸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藩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说苑》的记载将水中一具体生物蛟龙无限扩大成水神了。壮傣群体越人以水神为崇奉主神，求告报赛，定期祭祀，歌舞娱神，以扁舟竞渡为祭祀的礼俗。成于战国的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就是他们祭祀水神的画面。蛟龙潜于水中，唯伤人害人，壮傣群体越人会贤愚不分，善恶不明，把恶无善处的蛟龙当作水神崇拜吗？而且蛟龙只是居于水中的一种具体的生物，岂能是水神！
壮傣群体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是非混淆，也应是明其是非的时候了。
“断发文身”，是壮傣群体越人文化的一个具象，古代人们凭着“断发文身”此一文化具象以认知壮傣群体越人。
五
壮傣群体越人文化是宽容、开放、择善而从的文化。南越国时期壮、傣二群体越人分化后，他们的“断发”触犯了南越国主中原汉人赵佗的道德底线，受赵佗统治的壮群体越人被迫改“断发”为“魋结”。从此，他们虽然文身依旧，头却以“椎髻”为饰，诚如唐朝柳州刺史柳宗元说的“共来百越文身地”，[29]“椎髻老人难借问”。[30]而傣群体越人及其后人因南迁西徙于中南半岛、印度半岛东北部及中南半岛与云贵高原南端交邻地区，摆脱了赵佗的统治，不受赵佗的驱策，一仍其旧，断发文身不改，直至明朝仍是如此。不过，与时俱进，壮群体越人及其后人在汉族文化的摄力圈内不断弃旧图新，宋朝及其后，虽然岭南地区粤省桂东等地的居民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女子婚不落夫家、[31]男逸女劳、“夫在室中哺子”、[32]买水浴尸、信巫祀鬼等壮傣群体越人的文化具象，可是已经逐渐趋同于汉族变化，诚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357《高州府风俗考》所载：“茂名在汉晋之时尚仍蛮俗，自隋、唐以后渐袭华风，休明（美好清明）之化，沦洽（和乐）于兹，椎髻变为冠裳，侏离（难辨语）化为弦诵（汉语书声），才贤辈出，科甲（举人进士）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
傣群体越人及其后人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摄力圈内有不同的变化。比如，印度半岛东北部滇越国后人阿含人处于印度文化的摄力圈内，经过几百年的影响、涵化，已经语同俗同于印度人，完全趋印变化了。
云南景东府，原为南诏银生府治地，为昔扑、和泥所居，南诏后期“金齿白蛮”北徙占领该地，南诏不得不迁府治于威楚（今云南省楚雄市）。从此，“金齿白蛮”落根于此。中统三年（1262年）元朝出兵征服，至元十二年（1275年）以其地设置开南州，[33]承认了“金齿白蛮”的居住和发展权。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甲戌，“云南景东甸阿只弄遣使罕旺来朝，献驯象，乞升甸为景东军民府，阿只弄知府事，罕旺为千户，常赋外，岁增输金五千两，银七百两。许之”。[34]洪武十五年（1382年）罕旺之子俄陶降明，十七年（1384年）仍为景东府土官知府。[35]翌年，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反明，率10余万兵进攻景东府。俄陶率2万余兵抗击，不敌率部属千余家退避大理府的白崖川。明太祖朱元璋深为其忠心感动，即派员赏赐抚慰。洪武三十年（1397年）俄陶死，其子袭职，朱元璋又赐姓为陶，称陶干。自此，景东傣族土官知府便以陶姓相传。陶姓土官知府忠于明王朝，不仅请求在景东府设卫驻屯汉族戍兵，[36]在傣族中发展汉文教育，[37]而且积极应调，以其“战象夷兵”屡立战功。明朝景东府额调征兵2000人，可其土官自告忠勤，2000人之外，又“自效千余，饷士之费未尝仰给公家”。[38]思伦发入侵，景东府常备军是20000多人，若二丁抽一，男丁当有40000人，加上老幼妇孺，景东傣族该有80000人左右。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傣族人也乐于依从汉文化：“民多僰夷，性本驯朴，田地皆种秫（糯稻），今则悉为禾稻。人亦习经书，土俗民风日改月化（旧志）。士简（坦率）民恬（安静），风和俗厚。男女悉知辛勤，士类敦礼教。”[39]“士类”，就是知识阶层。他们读汉文，说汉话，习举业，遵于儒道说教，在景东傣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汉族文化的主导下，景东的傣族语变俗变，便趋同于汉族了。现在景东县还有2000傣族人，未详是原来景东府傣族所遗还是后来从外地迁入。
分布于中南半岛中北部及与云贵高原南端毗连地区的傣群体越人及其后人与操孟高棉语言诸族相邻而居，在佛教文化的摄力圈内生活，谋求发展。他们以我为主，不仅借取了操孟高棉语言诸族的一些词语，接纳其一些文化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且皈依佛教，以巴利文词语丰富自己的语言，以佛教文化的优长作依托，并且在古吉蔑文（高棉文）或孟文的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六
壮傣群体越人有其语无其文，没记载，汉文记载者多是搜异猎奇，偶尔及之，记载也不多。本书引证的资料，除了有数的汉文记载及考古学资料外，主要是语言学材料。
人类通过语言创造文化，文化通过语言才能存在而流传于社会中，因此语言贮存文化。民族群体的语言世代相传，通过其世代传承的语言，可以知悉该民族群体往日的文化。特别是越人社会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通过语言比较，可以获知越人社会发展每个阶段的文化。所以，语言的比较是获知越人社会发展每个阶段文化的主要手段。
比如，越人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不论是今壮傣群体越人的后人还是侗水及黎群体越人的后人，其语里都有个同源词语，这就是doŋ3（或dɔŋ3或duŋ3或loŋ3）。doŋ3，就是簸箕。簸箕用竹篾或藤条等编织而成，形成像畚箕而较大的器具，用来扬净谷物。由doŋ3而联及今壮傣语、侗水语及黎语中属同源词的fi：ŋ3（或faŋ3或haŋ1或pja：ŋ3或fe：ŋ3，小米），可知在早期越人阶段已经有谷物即小米的驯化、栽培，收成后扬净以收藏、食用。
在越人社会发展的中期阶段，今壮傣语的hau4与侗水语的qəu4，是谓稻之词，属同源词。育秧种稻，秧，壮语谓kja3，布依语谓tɕa3，临高语谓la3，傣、泰、佬语以及侗水语谓ka3，也是同源词。今黎语稻谓mu：n3，秧谓fan1，而fan1本是早期越人谓种子之词，黎语以种子之词用作秧苗之词，说明操其语者并不知道育秧在驯化普通野生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结合考古学资料，可以知道壮傣、侗水二群体越人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驯化了普通野生稻为人工栽培稻，开始原始的稻作农业。
距今约4000年前，壮傣群体越人有了石祖、陶祖崇拜，壮傣、侗水二群体越人分化各自发展，越人社会发展进入晚期阶段。此时壮傣语里出现了鬼（hi2haŋ1）一词。鬼，侗水语谓
，是个借汉语词，没有自己的民族语。壮傣语hi2haŋ1（鬼）有词，说明操其语者灵魂观念形成。人死，鬼魂不灭，于是他们凡遇丧事，邻里群集，饮酒敲鼓娱尸，刳肉埋骨，送鬼远去，既无祭扫及家鬼崇拜，也形成了以红送葬及“鬼妻不可以同居处”的意识、观念、习俗。
越人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文化的发掘，甚得益于越人语言发展的可分阶段性。这应该感谢语言贮存文化所给予的启发。
七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原含壮傣、侗水、黎三个语支语言，近年来语言学界又将仡佬语归入，壮侗语族便含有四个语支语言了。
细加点数，仡佬语与壮傣、侗水、黎三语支语言其相近的词语有天谓fa55，近乎黎、壮傣语的fa3；有吃谓ha55，近乎侗水语支所含毛南语的na4、黎语的la2；有肉谓nau55，近乎壮傣语的no6；有眼谓to13，近乎壮傣语、侗水语、黎语的ta1或da1或tsha1；有酒谓piau55，与壮傣语的lau3、侗水语的khwa：u3、黎语的ŋa：u5，以及尿谓tsau31，与壮傣语的
、侗水语的
、黎语的dou2属同源词语，其他词则差之遥遥。而仡佬语谓年为pi33，似与壮傣语谓年为pi1相同，但是侗水语年谓
，二者不相同。壮傣语谓年为pi1，明是壮傣、侗水二群体越人分化以后始具此一词语。仡佬族分布于贵州，与布依族相邻而居，其pi33显是个借壮傣语之词。
仡佬语支语言与壮傣、侗水、黎三语支语言相近不多，同源词更是依稀可见，在壮侗语族语言中该语支语言当是与壮傣、侗水、黎三语支所含各族语分化出去最早的民族群体语言。分化当于哪个时域，无从考究。
操仡佬语支语言的民族群体分化出去了，操壮傣、侗水、黎三语支语言的民族群体，就是汉文记载常见的越人。
越人的语言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正与越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相适应。由于有考古学资料可与语言相印证，可以约略知道越人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相对时域。
越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犹如蛇蜕，随着社会发展，越人群体出现了两次分化，先形成了黎群体与壮侗群体，后又形成了侗水群体与壮傣群体。黎、侗水、壮傣三个群体都属越人，可越是越，各越的含蕴却不完全相同。由于不同，因此以今追昔，定其称为壮傣、侗水、黎三群体越人。
历史发展，社会前进，除了已经俗变语变趋同于其他民族外，昔日黎群体越人的后人就是今我国海南省的黎族，昔日侗水群体越人的后人就是今我国的侗、仫佬、水、毛南诸族，昔日壮傣群体越人南越国时又分化为壮、傣二群体越人，今我国壮族、布依族、操临高语者以及越南北部的侬族、岱依族等就是壮群体越人的后人；我国的傣族，越南西北部的黑泰、白泰，老挝的佬族，泰国的泰族、佬族，以及缅甸东北部的掸族，就是傣群体越人的后人。车轮滚滚，历史悠悠，一脉传承，树仍历历，草犹萋萋，可说是先人有为，后人赫赫。
八
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广南东路人口911042人，广南西路不计羁縻州有1334734人，[40]今桂西羁縻州当时约有60万人，诸数累加，当时岭南人口不到300万人之数。到了元代，岭南人口增至400万人左右，由此可知，历史上岭南地旷人稀。
地旷人稀，耕地选择的自由度大，容易取得肥沃而且灌溉便利的地方作为农田。南宋周去非说：“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耳。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昂，共弃而不顾。”[41]此种情况，至清朝前期仍然存在。比如，雍正二年（1724年）署广西巡抚韩良辅在奏言中就指出，“广西土旷人稀，多弃地”。“民朴愚，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42]土地肥美，水旱无忧，尽得自然之利，收获自然丰厚，以致一耕而“尝足支二三年”的。[43]
由于此种客观存在，历史上壮群体越人及其后人的衣食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时至明末清初，记载仍称：“地方可以自给”；[44]“地饶鱼稻，故鲜桂玉（生活费用）之忧”；[45]“治生易足而少聚”，“谷蔬
布，衣食常足”，“无屯积，不忧饥寒”；“不忧冻馁，颇勤农务”，[46]“虽鲜厚积，亦无繁费，故途罕乞人”；[47]“凶荒无乞丐”等。[48]
明朝袁帙诗称：“邕管真堪赋，江南恐不如。橘奴金弹密，荔子水精虚。海错羞方物，山蕉入野蔬。无论宝玉贱，鱼米自居宜。”[49]壮群体越人的未曾趋同汉族变化的后人，也就是壮族和布依族，治生易足，其社会风气淳朴敦厚，恬退无竞，真诚相待，亲邻相助，少尔虞我诈之行。他们居陋室，恬淡安贫，保其自尊，“惟知耕种，能守王法”；[50]“富无千金，贫无乞丐，不苟偷，重廉耻，鄙轻薄”；[51]“贫则佣工，不为乞丐，不作苟偷”；[52]“不习浮靡，不为谩游，不事奇玩，衣服、饮食咸从俭朴，贫不雇工，饥不乞丐”。[53]他们葆其天真，享受自然，享受人生，安乐自在，生意盎然，传承传统，歌唱为乐，“岁春男女相聚，讴歌昼夜，略无嫌禁”。[54]一些中原汉族官员生于忧患，日为尔虞我诈所困，进入壮族地区，犹如进入理想中的“桃源世界”：镇安府“岁有三秋，狱无一犯。每月收牒一二纸，胥吏（官府中小吏）晨来听役，午即归耕。县中无乞丐、倡优、盗贼，亦不知有樗（chū）蒲（赌博）、海菜、绸缎等物。养廉（薪资外按职务另给的银钱）八百金，而每岁薪、米、鸡、豚，皆父老儿童背负以供。月下秧歌四起，方知桃源风景，尚在人间！”这是清朝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3记载的。
清朝乾隆年间曾出任镇安府太守的赵翼《粤滇杂记》说：“此中民风比江浙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别，余甚乐之，愿终身不迁。”赵翼此话，不是赞扬壮族社会的后进，而是颂其民风的朴实、淳厚，心诚相见，互相帮衬，没有欺诈行为。联系到唐朝诗人李商隐《昭州》诗“虎当官道斗，猿上驿楼啼”的句子以及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所说的虎不犯人、听见妇人小孩吆喝就夹着尾巴走开的生态和谐和物丰价贱的状况，壮群体越人及其后人的历史值得求索，值得记载，值得颂扬。
九
《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里，孔老夫子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杞宋无征，不能说史。
现在的壮族、布依族，历来者都是居住在我国大西南偏僻山区，明、清以前，汉族文人很少涉足其地，更少有人深入其中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记载他们的情感追求和喜怒哀乐。而他们言而无文，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这就难以捉摸了解清楚他们在明、清以前的社会状况了。不过令人于莽莽漠漠、深杳不测中却看到了两团亮光，毋庸“据冥翳而哀鸣”。
此两团亮光，一是迄于宋代，不论是广南东路还是广南西路，其居民的社会生活是一体的，不分彼此。“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55]汉族文人少来广西，却多拥于广东，自然少不了关于广东越人及其后人社会生活的记载。这些记载虽不是完整无缺、环环相扣，却可以从中窥见宋朝及其前壮族先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二是壮族、傣族虽非居于一地，却是同源而异流。傣族远居于西南边疆，受汉文化影响较少，恪守传统，恪守传承先人的意识、观念、习俗和行为。元朝以来，随着边疆的开发，文人关于傣族的记载就比较多了。傣族社会文化的见诸记载，与汉文关于壮族社会文化的零碎记载比照，可以约略知悉壮傣群体越人时代的基本社会文化面貌。
比如，唐朝尉迟枢《南楚新闻》记载了“越”“獠”的“产翁制”，说明那个时代在岭南不管是“越人”还是“獠”人都盛行着产翁制习俗。[56]以后此一习俗在汉族文化的改造整合下便逐渐销声匿迹了，唯见程大璋民国《桂平县志》卷59《艺文志》载林有席《咏壮》诗有“饷婿炊糜饭，生雏抱产翁”句，道出产翁制习俗在明、清的壮族中已属残存。然而，元朝及其后，文人关于傣族习俗的记载，都一无异词地说他们盛行着产翁制：妇女“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57]。壮、傣习俗比照，显示了壮、傣二族在没有分化独立发展的壮傣群体越人时代就已经在其社会中盛行产翁制习俗，分化各自独立发展以后，其传人恪守传统，迄于明末清初仍然没有全部革掉此一旧有风习。
十
前人的记载是值得珍惜的，特别是关于壮族及其先人的记载不多，尤属珍贵，不能因我们无法理解，不能忍受，便一言以否之。比如，《太平寰宇记》卷167引唐朝梁载言《十道志》说容州（先治今北流市后迁治今容县）“夷多夏少，鼻饮跣足”，有人以现代人的思维及人体的承受度否认历史上壮族先人“鼻饮”的存在，认为这是汉族文人无中生有，存心进行侮辱，一语便给否了。然而，从西汉到南宋，关于壮族先人的“鼻饮”，记载者非一人。他们时代不一，身份不同，方域相异，境遇也不一般，怎么都众口一词加以肯定？今人不惯，古人并非不可能，我们不能以今人的习尚来解释和忖度古人的爱好。后来，由于发现今日越南和老挝的康族还习于“鼻饮”，人们方才停息了关于壮族先人历史上曾经存在“鼻饮”习俗的否定议论。
当然，历史是多面的，人也是多面的，记载者也有专于不顾事实“猎奇志怪”的人物。比如，关于“飞头獠”的记载即属此类。
西晋张华《博物志》载：“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以耳为翼，将晓还复旧体。吴时往往得此人也。”这是得之传闻。秦时吕不韦《吕氏春秋》“穿井得一人”寓言，已经喻示了道听途说会把事情弄得面目全非。吴与晋属不同时代，张华不审察其事的真实，是否有悖于机理，贸然地将传闻进行记载，这是他失于疏漏。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将“飞头”定于“岭南溪洞中”，取名为“飞头獠子”。[58]这完全是故为穿凿，故为附会，故为侮辱。自此而下，猎奇者，志怪者，记载“飞头獠”屡屡，没有断绝。明朝万历中，邝露《赤雅》不仅重复“飞头”的虚假，而且说他在今陆川县石抱山涧中亲眼看见以耳作翼飞来飞去的两个头，坐实“飞头獠”的存在。这可谓捏是生非，无端诬人，陷人以罪，完全悖逆了人体机制，违反了生物一体原理。
“捃摭（jùn zhí，摘取）之来，征引（引证）所出，糟粕多在，油素（精华）可寻。”[59]弃糟粕，存油素，这就需要考古质疑，详加考证，特别是像壮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尤需如此。所以，征引古书及疏通互证，屡见于本书的行文中。
本书多前人之所未发，所言虽未敢以信及豚鱼自诩，但言必有据，非瞽者观场之谈。书中征引，都作页下脚注，明其出处，目的在于传信。
而且，书中关于越人及其后人的语词，都是以国际音标标示，目的是便于人们的普遍认知。
十一
已故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说：“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何必出书？”[60]这是笔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视作铭配的。
但是，囿于一人之见，也不能免于谬误，幸祈斧正。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这是清人张子厚的《咏芭蕉》诗。[61]人生是个课堂，课是上不完的。笔者虽已耄耋，仍愿借此诗表达自己的心愿。
[1] 唐朝张守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正义说，“陆梁”之称的由来盖由于其人“性强梁（强暴、勇武），故曰陆梁”。以人的性格特征定其民族的名称，不合理，因为一族之中固有强梁的人，更多却是良善。
[2]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356《兜鍪》引。
[3] 《国语》卷19《吴语》。
[4]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当染》；（汉）司马迁：《史记》卷41《越世家》。
[5]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集解引《广州记》。
[6] （南北朝）郦道元：《水经·叶榆河注》引。
[7]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2《交阯》引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
[8] （战国）文子：《文子·符言》：“老子曰：一言不可穷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诸侯雄也，四言天下双也。”
[9] （明）陶宗仪：《说郛》卷8。
[10] （宋）李曾伯：《帅广条陈五事奏》，《可斋杂稿》卷17。
[11] 《元史》卷162《刘国杰传》；卷192《林兴祖传》。
[12] 《元史》卷63《新忝葛蛮安抚司·栖求等处仲家蛮》。
[13] 《布依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4] 《竹书纪年》，《太平御览》卷305《征伐下》引。
[15] 《中山王鼎铭文》，《文物》1979年第1期。
[16]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7] 《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乌浒，疑是越人自称“ʔjoi4”，汉译者听差，认为是“ʔ—joi4”，从而有乌浒之名。
[18] 《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传》。
[19]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20]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
[21]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22] 赐，古代指帝王或长辈送给臣下或晚辈的礼物。
[23] 胙，古代祭祀用过的酒肉等祭品。
[24] 《史记》卷40《楚世家》。
[25] 《史记》卷65《吴起列传》。
[26] （五代）赵崇祚编：《花间集》。
[27]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8]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裴骃《集解》引应劭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29]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柳河东集》卷42。
[30] 《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柳河东集》卷42。
[31]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7。
[32]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8《长乐兴宁妇女》。
[33] 《元史》卷61《地理志》。
[34] 《元史》卷35《文宗纪》。
[35] 《土官底簿·景东府知府》。
[36]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25。
[37]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302。
[38] 《明史》卷313《云南土司传·景东》。
[39] 雍正《云南通志》卷8。
[40]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七》。
[41]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惰农》。
[42] 《清史稿》卷299《韩良辅传》。
[43] 刘文征：天启《滇志》卷4《旅途志》。
[44]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349《肇庆府风俗考》。
[45]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357《高州府风俗考》。
[46]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02《桂林府风俗考》。
[47]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38《浔州府风俗考》。
[48]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26《平乐府风俗考》。
[49] 《自柳至平乐书所见五首》其二，（清）汪森《粤西诗载》卷11。
[50]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48《太平府风俗考》。
[51]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02《桂林府风俗考·灵川县》。
[52]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02《桂林府风俗考·义宁县》。
[53]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02《桂林府风俗考·隆安县》。
[54]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50《镇安风俗考》。
[55] 《南齐书》卷32《王琨传》。
[56] 《太平广记》卷483《獠妇》引。
[57]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58] 《太平广记》卷484《飞头獠》引。
[59] （宋）杨亿：《景德传灯录序》。
[60] 施宣圆：《谭其骧在中风之后》，《文汇报》1992年12月10日。
[61]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