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一词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概念，最初是指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和“文革”结束后的社会主义新阶段，权威说法源自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报告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19]这种界定在此后一年内成为普遍称法。如1978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上发表名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的文章，在标题中直接使用了“新时期”一词。但此时，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并没有调整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仍然坚持阶级斗争的路线，坚持“两个凡是”。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才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折，使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此后在党史上，一直反复强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新时期的起点，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20]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21]

“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是紧密相连但又具有不同指向的两个概念。在官方最初对新时期作出指向“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的政治定位后，文艺界随即就把对新时期的界定移用到文学分期上。如果说“新时期”意在表述与十年“文革”历史时期的一种政治决裂，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则是在文学领域对这种决裂的热烈呼应。如1978年6月通过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决议》指出：“文学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其含义应该是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

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扬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中，要求“创造伟大的文化，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首次从官方的角度提出包含“新时期文学”的“新时期文艺”这一称谓。在与第四次文代会同时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刘白羽在开幕词中则首次把“新时期”和“文学”两个词语连在一起：“在我们的大会上，要继续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祝辞》……明确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工作的新任务。”[22]虽然周扬和刘白羽没有明确新时期是指从什么时间开始，以什么事件为标志，但无论从当时的政治背景还是从讲话内容看，作为党领导文艺和文学工作的人民团体的代表，在这里提到的新时期文艺和新时期文学显然是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的文艺和文学。

基于这些背景，在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或新时期文学的著述中，有的学者就把1978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如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和孟繁华著的《中国当代文学通论》等。虽然这种划分方法的优点显而易见，但也有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因为从“文革”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中，涌现出一批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迥异于“文革”十年的文学，以新的姿态掀起了“文革”后文学思潮嬗变的先声，如何把这些不容忽视的作品归类呢？于是在这类著述中出现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在1978年新时期文学中深入解读1977年的文学作品。[23]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文学界大多数学者对新时期起点的界定与政治话语中的新时期，包括官方领导下文联与作协话语中的新时期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大多数著述中把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定在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即用“新时期文学”指代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如董健在《新时期小说的美学特征》一书的序中表示，“新时期文学”是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24]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指出，“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标志，我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人们习惯于把1976年10月以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25]张永清主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称：“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事件……也标志着一个文学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26]本书采用文学界这种普遍的认识，把“新时期文学”的时间上限界定为1976年。

从理论上讲“新时期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阶段，其内涵可以向后延伸至今。但任何一个时期都必须有一个上下线的时间界定，否则就容易泛化，不利于把握其时代特质。如从政治角度看，以领导集体的更迭为界，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历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几代中央领导时期；从经济角度看，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学界也习惯于以这两大事件发生的年份——1992年和2001年作为改革开放后不同历史阶段的分界线。在文学界，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谢冕、冯骥才等人也较早认识到这一时期划分问题。谢冕在1992年就指出，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新时期文学开始出现新质和裂变，进入“后新时期文学”时期。[27]冯骥才在1993年也指出，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作家由在“文学时代”写作，转向在“经济时代里写作”，从而宣告“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时代已然结束，化为一种凝固的、定型的、该盖棺定论的历史形态了。[28]后来的事实也证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的确使90年代的文学环境与创作与80年代产生显著的差异。同时，在政治上，1989年发生的风波使“整个文坛有了很大的变化”,“使即将跨入90年代的文学与即将逝去的80年代文学有了明显的不同”。[29]于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界，把“文革”后的文学发展分为不同的阶段。如刘勇把前后的文学发展称为“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之交的文学”。[30]吴秀明把1989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分期的一个重要节点。[31]陈晓明更是直接指出：“学术界通常把粉碎‘四人帮’后，即1976年以后至1989年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作‘新时期’。”[32]因此，本书中的“新时期文学”的下限是到1989年。本书中的“新时期文学”主要指叙事作品中的小说文体，其他如散文、戏剧、电影剧本、纪实文学等文体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但在论及一些新时期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时多少会涉及一些。

“新时期文学”大多是对“文革”历史记忆的创伤书写，这是因为社会和文化的创伤记忆总是在文学表达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杰弗里·C.亚历山大所说：“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33]而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在延续十年之久的“文革”中或多或少地经受了这样那样的创伤。关于“文革”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段巨大而且深刻的创伤记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文学”里，这段创伤记忆如挥之不去的阴影、幽灵、梦魇，不因一些人的欲忘记而后快的意志便消散如烟。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官方对“文革”的定论和传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关注和反思趋于降温，文学界再现“文革”历史与背景的创伤小说也趋于减少，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比80年代前期呈现数量的明显下降，但历史是无法忘记的，也是不能忘记的。十年的创伤记忆，曾经并且仍然顽强地在不同的话语形态中，以各种方式、形态被叙述。“文革”作为新时期文学关注的重大创伤事件，对人类的影响与波及范围不仅在当时和结束不久的短时之内显露出来，而且会对某些人、某些群体和家庭产生长达数十年的深远影响；不仅对受创者本人发生作用，也可能对此后几代人造成创伤后续影响。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事件，“文革”创伤既给人类个体形成自身的身心创伤体验，也给一个集体、社会和国家造成共同的历史创伤记忆。

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89年期间以“文革”创伤记忆为核心的创伤小说文本。将创伤叙事作为贯穿这些新时期创伤小说的主线，从创作主体、创伤特征、表现手法、叙事形态与意义阐释等方面，探讨新时期文学中创伤叙事的类型，发现创伤因素如何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段的文学作品之中，以深化对新时期文学作品与思潮的认识，发掘曾被文学史冷落甚至被批判作品的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