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代流行隶书，伏生《书》是用隶书书写的，所以称《今文尚书》。而《古文尚书》之“古文”，指的是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又称“蝌蚪文”。《古文尚书》主要是因为与当时流行《尚书》的字体不同而得名。《汉书·艺文志》曰：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1]

鲁共（恭）王为扩建自己的宫殿，毁坏孔子之宅，得壁中《古文尚书》，其篇目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之后，其家人献书于朝廷，恰逢巫蛊之事发，结果未能立于官学。今文经早出，立于学官。《古文尚书》出现时代晚，与《今文尚书》相比，篇目不同，经文略有差异。更深层的原因，是利禄之争。所以自古文经出现之后，遭到了今文经学家的强力打压。

西汉时期，由于没有立于官学，《古文尚书》更多地以家学或私学的形式在民间传授。西汉末年，王莽当政，《古文尚书》曾短暂立于官学。后来王莽败亡，它也随即失去了官学的地位。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注释经文烦琐，迷信谶纬，内容荒诞，缺乏学术生命力，日渐衰微。古文经学训诂简明，义理显达，代表了经学发展的方向，渐趋兴盛。在今文、古文的激烈竞争中，杜林漆书是古文经学摆脱颓势的重要转捩点。《后汉书·杜林传》：

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2]

杜林在西州得《古文尚书》，喜爱有加，即便是身陷困顿之中，依然爱不释手。贾逵、马融、郑玄为漆书古文作训注，杜林传授弟子卫宏、徐巡，《古文尚书》之学遂显于当世。两汉时期，《古文尚书》的版本曾多次出现，如河间献王本、孔壁古文、张霸“百篇”、杜林漆书等，可惜都已失传，流传到今天的唯有梅赜所献《古文尚书》。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

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学徒遂盛。[3]

东晋政权初建，官学缺《书》经，豫章内史梅赜向元帝献《古文尚书》，以补当时之亟需。梅赜所献《尚书》共58篇，附带《孔传》，其中33篇与伏生传今文《尚书》29篇内容相同，不同的只是篇章分合，即从《尧典》分出《舜典》，从《皋陶谟》分出《益稷》，《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顾命》分出《康王之诰》。这33篇是可信的。

另有25篇明显不同于汉传本，即《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为我们今天所称的《古文尚书》。本书所说的辨伪，主要是指《古文尚书》25篇的真伪问题。另外，我们借鉴程廷祚《晚书订疑》的意见，又称梅赜本古文25篇为“晚书”。特向读者说明。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秦火之后，《尚书》文本仅存伏生《今文尚书》29篇（或说28篇），孔壁《古文尚书》16篇。东汉至魏晋之际，孔壁古文16篇也亡佚。作为五经之一，中华民族的煌煌巨典《尚书》流传到今天，学界公认的可信文本仅残存伏生29篇。

敦煌出土汉文《尚书》写本51件，吐鲁番出土7件，涉及“晚书”13个篇目。郭店简、上博简引《尹诰》《君陈》《君牙》《大禹》《命》，与“晚书”密切相关。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一批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时期竹简（简称清华简），其中包含《书》类文献20多篇，有些篇目为汉儒所未见，是继孔壁中经之后，《尚书》类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晚书”公案之所以难以解决，关键是文献资料的匮乏。而出土文献的大量面世，使考辨学术史上最大公案纠纷的时机已经成熟。

[1] （汉）班固：《汉书》卷三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6页。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36—937页。

[3]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8页下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