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阳城故事：元和士风骏发之起点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抛出“三元说”，元和时期处在其中，他认为：“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12]开元堪称文学盛世，故而是在文学独尊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景观。元和则有所不同，社会动乱之后，士人阶层在反思中痛定思痛，士风与文风交汇之下形成“元和”所独具的特质，文风与士风相辅相成而互相激荡。元和士风的特征是士人以“明道救世”为己任，取直道而行，能分辨是非曲直而又敢于直面困境，在变风变雅中追求变体，文学的讽世传统得以接续。“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之伦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13]余氏的论述举出唐人之例证，四位诗人中有三位属于元和时期，如果再把元稹、王建、刘禹锡、张籍等人补充进来，上述诸人堪称元和文学群像的缩影，可谓“社会的良心”之集合。文学传统的形成离不开文学家的思想能力，除此之外，滋养传统的社会风气，涵养人格的社会环境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中唐元和时代会以文学盛世的面目出现？何以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时代风尚？想来，既得益于文化传统之承继，又与士族阶层家学家风的弘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身处乱世，苟全性命必然是多数人的选择，能够洁身乱世以全其志也不失为一种可选的方式[14]，大乱一来，士人群体中总有遁逃者，或是远祸避难，或是趁机钻营。[15]除此以外，奋而起兵者亦有之。“安史之乱”被史家视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其实，这并不是唐代唯一的大变乱，而是从巅峰跌落谷底的世变。曾经有何等自豪的文化自信，如今被雨打风吹去，备受打击的状况导致士人自觉进行重新思考，思考如何接续传统以找到合适的出发点，寻找的过程激发士人汲取思想重建的力量。泾原兵变就是一面鲜活的镜子，这场距离元和时代更近的动乱让臣子们轮番登场：有的视死如归，有的一去不返，有的做了叛徒，有的运筹帷幄。段秀实就是视死如归的杰出代表，与唐德宗共患难的陆贽是运筹帷幄的“救时内相”。但相较于这些杰出人物，与士人阶层产生对话效果且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无疑还是阳城。阳城的所作所为传诵人口，被元和时期的文学家记录在案，成为士风的代表人物。
阳城不是独异的存在，而是士大夫阶层面对现实能挺身而出的典范，被看作儒家知识分子和道家知识分子的结合体。[16]如果从思想底色上判断，他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思想：大道可行则入世，道不行则退隐乡里，孔子所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成为多数士人的人生信条。阳城先隐居求道，学成而出仕，先是以无为而隐于位，终以品节见士行。“儒家知识分子在社会危机的时代总是要用他们的‘道’来‘拨乱反正’、来‘纲纪世界’”[17]，拨乱反正带来的是祸不单行，多少英雄豪杰诉说奸佞当道的无奈，直接因“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而慨叹与歌哭。
阳城（736—805），字亢宗，定州北平（今河北晚县）人。《旧唐书》入“隐逸”类，与王绩为伍；《新唐书》入“卓行”类，与元德秀为伍，类别之差很大。据《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类之阳城传：“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既而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闾里相讼者，不诣官府，诣城请决。”[18]这是史家笔下所记载的阳城的读书生活，前一段乃是为读书而悬梁刺股，后一段隐于中条山以德行而为人师。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如果想要入仕，需要得到重要人物的提携。所谓的重要人物，可以是王公大臣，可以是皇亲国戚，可以是著名文士。阳城就是得到号称“山中宰相”的李泌的知赏，李泌拜相之后，阳城被举荐为著作郎，“寻迁谏议大夫”。因德行被士人阶层认可的阳城忝列为谏官之后，却让士人们大失所望。阳城未到京城的时候，因为走“终南捷径”早已名声在外，士人阶层都“想望风采”，认为一个隐于深山而不慕名利的士人必会有惊人之处，至少能够“以死奉职”，所以“人咸畏惮之”。等到阳城到任，别的谏官不论大小事都纷纷进言，阳城却与亲旧“日夜痛饮”，缙绅阶层大失所望，“皆以虚名讥之”。《旧唐书·阳城传》云：
有造城所居，将问其所以者。城望风知其意，引之与坐，辄强以酒。客辞，城辄引自饮，客不能已，乃与城酬酢。客或时先醉仆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约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买薪、菜、盐凡用几钱，先具之，其余悉以送酒媪，无留也。”未尝有所蓄积。虽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阙者，客称某物佳可爱，城辄喜，举而授之。[19]
士人以为阳城会恪尽职守，因事随时进谏，谁知并非如此。阳城过上吏隐的生活，不仅未曾死谏，而是根本就不进谏，其所采取的中隐方式遭到士人的嘲讽，关于他徒有虚名的议论自是不可避免，连韩愈都看不下去。《旧唐书》本传云：“韩愈作《争臣论》讥切之，城不屑。”阳城不与之理论，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究竟是要候时而动还是无所作为，难以下结论。建中至贞元时期，陆贽是挽狂澜于既倒的重要人物。泾原兵乱结束，唐德宗追求奢靡享受，重用裴延龄，陆贽频繁进谏而无效，在与裴延龄的较量中节节受挫。这时的阳城在众声沉寂中挺身而出，一展“直正”的品格。面对陆贽与裴延龄之间的这场对决，阳城的表现如何呢？唐德宗经历泾原兵变之后，因动乱中多仰仗翰林学士，平乱之后“多不假宰相权”，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善于逢迎者“相次进用”，这些人获得晋升之后，任意“诬谮时宰，毁诋大臣”，陆贽便是其中的一个。陆贽在唐德宗有难之际，伴其身边为之出谋划策，功莫大焉。待到其“咸遭枉黜”，竟然“无敢救者”，这时候阳城坐不住了。据《旧唐书·阳城传》云：
城乃伏阁上疏，与拾遗王仲舒共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议，将加城罪。时顺宗在东宫，为城独开解之，城赖之获免。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连呼“太平，太平”。万福武人，年八十余，自此名重天下。时朝夕欲相延龄，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竟坐延龄事改国子司业。[20]
阳城、王仲舒上疏论裴延龄奸佞，王仲舒入《旧唐书·文艺传》，正是因为其与职事有关的文字获得认可。以直正著称的士人群体时常在沉默中发声，他们的品行就是于人不敢言时独抒己见。从阳城的一生行迹来看，德行、政事、言语等方面均有所作为，且尚隐逸，堪称儒士群体中的君子。阳城、王仲舒身居谏职，张万福乃是一位武将，两位谏官进谏，一位武将支援，诸人构成了一个与奸佞对抗的群体，这样的一幕场景预示着士人之气节犹在。虽因阳城等人居于下僚未必能改变事件的走向，却发挥了谏官群体应有的作用，即以正气驱散歪风邪气。
任职国子司业的阳城被贬，与其门下弟子的获罪有关。《旧唐书》记载，其弟子薛约性格狂躁，因为言事而得罪，被贬至连州，阳城不避嫌猜，与之“饮酒诀别”。唐德宗认为阳城与罪人结党，贬阳城为道州刺史。国子监的太学生王鲁卿、季偿等270 人要求阳城留下，上疏未能交到皇帝的手里。关于太学生上疏一事，柳宗元的文章叙述得非常详细，《新唐书》便是在《旧唐书》的基础上，采摭柳文入传，读罢更能振奋人心，从中可窥知阳城以德行著称所产生的影响力。对于元和士人来说，回顾这段并不遥远的史事，更易于让他们找到可供借鉴的样本。士人阶层的努力在权力集团面前仍然难以奏效，在层层阻力面前坚持操守诚然可贵，却往往居于弱势地位。纵观唐帝国的党争权争，总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公心常常为一己之私利所阻，以邪行压正道，形成令人窒息的权力囚笼。举目前途，天下之君子皆知正路之所在，偏偏曲径可通幽，于是，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寻常出现，众生甘为“沉默的大多数”。一旦道义沉沦小人就会得志，身处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一二贤者所发之声音皆如泥牛入海，即使有些许反响，亦不会影响原有之进程。阳城因言事而被贬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普通的个案，这样的历史图景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出现。阳城被贬至地方之后，虽失去了直接向皇帝言事的机会，却能以“政事”获得人民的认可。阳城在道州的政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待吏人以“家人法”，赏罚分明；二是对道州民提倡平等的观念，并为之停贡；三是面对吏人告曾经信任他的前刺史，阳城认为不义，“杖杀之”。尽管出任道州，阳城性情不改，据《旧唐书》本传：
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义不欲按，乃载妻子行，中道而自逸。[21]
阳城任职道州后颇有作为，却依然故我，即便被贬谪后仍然不改其志。最终的结局令人唏嘘：“顺宗即位，诏征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岁四月，赐其家钱二百贯文，仍令所在州县给递，以丧归葬焉。”按照上文所叙“顺宗即位”，则进入永贞元年（805），召回阳城的应该是“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这些人中以柳宗元、刘禹锡与之相关。刘禹锡、柳宗元声援过阳城，此时作为执政者则想起用他。《旧唐书》所载的阳城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贞元中期，时间进入元和，唐宪宗非常困惑地问李绛，“见贞元中天下不理，何故如此？”李绛则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德宗自用圣智，不任宰臣，奏请皆有疑虑”[22]。自动乱入承平时期，唐德宗遂以自我为中心贪图享乐，建中时期，陆贽所进言多被采纳，而一入贞元，陆贽等翰林学士群体不再受到器重，阳城不顾自身的极谏之事才会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