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所考察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问题”，主要是指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国统区所产生的一系列粮食问题，如粮价高涨、粮食供应困难、粮食危机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或进行妥善的应对，不仅会冲击国民党的统治基础，甚至会影响抗战大局。为了坚持抗战和稳固国民党统治，国民政府必须妥善应对和处理所面临的粮食问题。为此，国民政府根据抗战需要适时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粮食管理、巩固粮食基础、强化粮食供应、限制粮价等政策措施，以图解决粮食困难，渡过粮食危机，坚持抗战。基于此，本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粮食与粮食问题；二是战时国民政府粮食政策措施与管理成效；三是战时各地解决粮食问题实践与成效；四是战时粮政管理人物与粮政机构。在此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并给予一个较为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
一 研究意义
粮食问题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加强粮食管理和统制，解决战时军粮民食是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基础，也是国民政府主要经济战略措施之一。通过本书研究，可以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国民政府战时粮食政策和粮食管理、储运、供应等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分析其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粮食问题与粮食安全愈来愈突出，成为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关键。“无粮不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强农业生产，促进粮食增产，强化粮食管理和调配，对于应对经济下滑、经济衰退的冲击和影响，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本书所研究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对于当前时期我国的粮食管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学术前史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都面临着十分紧迫的军需民食问题，粮食问题是关系战争各方成败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及学者们研究视野的开阔，这一领域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领域的延伸和一些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评价也更趋客观与公允。虽然如此，但是研究中仍存在不足之处。
我们知道，粮食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人口众多，自古以农为本，粮食安全关系到统治稳定。粮食安全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抗日战争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一时期日本侵华罪行的揭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外交及其援助等领域展开广泛探讨，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单就经济方面而言，经济政策、经济组织、农村经济、交通建设、西北开发和金融、外债等均有学者涉及。与此同时，粮食问题研究也在迅速展开，下面就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一整体评述。
（一）粮食危机相关问题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粮食危机频发，学者对于粮食危机的考察，或探析危机原因，或梳理应对措施。关于粮食危机的研究，有不少学者撰文。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秋之际，江皖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粮价飞涨，饥荒日重。王丽娜认为这次粮食危机的形成，“不仅仅是水灾破坏所引起的，它与当时的粮食市场、粮食政策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江皖地区所暗藏的粮食生产与供应的矛盾、备荒能力严重下降的事实也在水患中凸显了出来”[1]。同类文章还有张强的《太平天国粮食危机原因考论》[2]、苏宏的《民国初年城市粮食危机的原因》[3]、韩志浩的《粮食危机与明清以来东海北部带鱼捕捞》[4]等。柳武则对中国近代粮食生产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停滞和落后是近代中国粮食生产衰落的根本原因。[5]
抗战时期，粮食危机更加凸显，粮食是坚持抗战的重要战略物资，但由于战争的影响，国统区、根据地均出现粮食危机。罗玉明通过对1940—1941年国统区一场规模空前的粮食危机的阐述，认为“粮食危机的出现原因主要是由于国统区粮食产量的大量减产、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增加、通货膨胀和投机者囤积居奇所致”。[6]齐春风、姜洪峰认为日本策动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也是造成国统区粮荒局面的一个原因，日本此举不仅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还借机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7]张鹤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没有立即对粮食进行有效管理，使得国统区后方特别是四川省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法商人和官员不顾民族危亡，囤积居奇粮食，大发国难财，使粮食问题更为严峻，并成为粮食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8]罗玉明还指出“粮食危机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及军队的粮食供应，对抗战前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9]
王海龙对陕甘宁边区粮食危机及其成因则有所考察，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针对粮食危机采取的相关措施得到积极贯彻落实，收到明显效果，基本上完成预定目标，顺利渡过了危机。[10]邢永光则以晋冀鲁豫边区为考察中心，认为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抢掠、自然灾害发生、军队扩大与沦陷区灾民涌入，是该根据地发生粮食危机的原因。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边区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加强粮食生产；与日伪作坚决的粮食斗争；扩大粮食征收的范围，建立了合理负担政策下的救国公粮制度；针对人员增加，边区政府采取精兵简政的政策；作好边区内外及内部的粮食调剂工作；并且适时采取生产节约运动等。有效的粮食安全工作，挫败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掠夺，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经济基础。[11]
（二）粮食生产与增产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增加粮食生产，以应战争之需，在大后方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粮食增产运动。郑起东从国民政府角度出发，指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12]李圣菊则专注后方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认为国民政府在这方面卓有成效，成绩显著，作用巨大，影响深远。[13]李圣菊还以湖南为例论证观点，认为湖南积极开展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工作，“大幅度增加了湖南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与总产量，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军民用粮，同时也增强了国统区粮食管理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坚持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14]。李俊以四川省为例，探讨了四川农业改进所对该省粮食作物的改良活动。[15]李俊还认为四川采取扩大种植面积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两大措施，扩大粮食作物栽培面积，增加各种粮食作物产量，粮食总产量增长迅速，粮食生产总体上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同时指出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并未获得提高，与战前相比较，甚至反而有所降低。[16]庄可荣指出宁夏利用有利条件，促使粮食稳步增长。[17]
陈雷认为国民政府进行战时农业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后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使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抗日战争的需要，确保了大后方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为中国坚持八年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18]。郭从杰通过考察认为，安徽战时设立省粮食增产督导团、省农业改进所等机构，颁布相关政策，制订推广计划，推进了战时农业的增产，成绩斐然。这些措施贯彻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纲领，配合了前方军事力量的持久抗战。[19]
牛建立则对晋察冀边区粮食增产开展研究，认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农田水利建设条例和暂行办法，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投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显著成就，促进了边区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20]
此外，对民国时期粮食生产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朱汉国分析了民国时期河北省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比重变化，认为该省北部地区的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关联度较高，北部农家的食粮基本依赖于其所种植的农作物；南部和东部地区的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关联度较低。[21]王莉、耿占军盘点了民国时期甘肃省镇原县粮食作物种类和种植规模，认为“粮食作物的种类及其耕作规模的变化发展，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因素所占的比重要稍大一些”。[22]于春英、张立彬则对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与布局作了动态性考察。[23]张兴吉则对民国时期海南岛粮食生产状况作了探究。[24]
（三）粮食统制研究
中日战争对于经济实力相对贫弱的中国来说，若想取得胜利，采取非常措施集中全国物资以维持抗战，是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而统制经济是国民政府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而逐步确立和实施的一种战时经济体制，其最高目标是为战争服务。从战争的角度衡量，它是必需和必要的，是抗日战争环境下的特定产物，在维持战时生产，最大限度保障军需民用，支持抗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5]
粮食统制是统制经济的一部分，陈雷、罗玉明等都对粮食统制政策予以肯定。陈雷认为粮食统制是为保障军粮民食供应，其措施主要包括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26]而罗玉明、李勇则认为粮食统制是国民政府为应对粮食危机而被迫采取的政策，同时也更详细指出措施，“加强战时粮食管理，实行以田赋征实、征借、征购为核心的统购政策，实行军粮、公粮统一供应的统供政策，实行粮食平价公卖、调剂有无的统销政策，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27]。
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从某一省入手，如广东[28]、广西[29]、四川[30]、江西[31]、陕西[32]、湖北[33]等，探讨各省国统区粮食统制管理中的某几个环节，分析利弊。当然，也有学者着重某一环节的研究，以下就具体环节的研究分专题进行简要概述。
（1）粮食征收。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田赋制度的重大变革，即将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田赋征实是史学界长期以来最为关注的粮食问题，成果也最为丰硕。近十年来，田赋征实依然为学者所关注，如于成安[34]、陈炜[35]等关于某一省田赋征实的探讨，李铁强[36]、冯敏[37]、潘红石[38]、陈国庆[39]等从政府角度分析该制度。
郝银侠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40]，她从国民政府角度考虑，认为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是当时环境中解决财政经济粮食困境的必然选择。“从机构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粮食供应的相对畅通性等方面观察，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最有成效的制度，它以及相关的征购征借，成为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坚，也是支持中后期抗战最有力的保障之一。”[41]不过，郝银侠指出了田赋征实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多种利益关系。[42]更进一步，郝银侠还专文着重探讨了该制度的弊失，比较全面地认识国民政府和抗日战争。[43]并对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原因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和梳理。[44]
此外，郝银侠所著《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一书“运用政治制度史、经济学、博弈论等方法，以抗战大环境为背景，以粮政中各个子政策、子制度的演变为主线，通过对政策与制度运作全方位之梳理与分析，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变迁过程，粮政实施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进而揭示出粮政的作用以及这种变迁对国民政府各个方面之影响，尤其是对国民党政权、抗战大局的影响”。“是近年来第一部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专著。”[45]该书的出版，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抗战史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近年来，学术界对田赋征实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和延伸，对国统区各省各地区田赋征实的研究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曹风雷对河南省[46]、黄均霞和胡忆红对湖南省[47]、范松对贵州省[48]、李丽杰和蓝勇对西康省[49]的田赋征实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探讨，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政策在各地实施情况的了解，丰富了其内涵和实施细节及其过程。
除单纯的田赋征实研究之外，一些学者还对与田赋征实制度有关的地方制度[50]、经济法律制度[51]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另外，汤水清等以湖南省和第九战区为例，论述了国民政府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机构到军事组织一整套的运作系统行之有效，妥善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52]陈善本也有同样结论。不过，陈善本以安徽地区为例，探析军粮征收手段以及征收过程中的不良现象，指出军粮在田赋的征收率低，严重削弱其应有功效。[53]张燕萍则是分前期和中后期两段论述了国民政府军粮供应的手段和绩效。[54]
（2）粮食储运。国民政府在实行田赋征实之后，为了保证粮食的完好无损并及时供应军需民用，颁布了一系列粮食法规和政策来解决粮食储运问题，也进行了一些仓储运输建设。谭刚比较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四川的粮食储运政策实施过程的三个阶段，认为四川粮食储运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支撑抗战的目的，但政府粮政腐败、决策失误等原因又限制了粮食储运作用的发挥。[55]潘红石分别论述了湖南在粮食仓储和运输两个方面的强化措施，认为湖南粮食仓储管理为支持全国抗战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也存有缺陷。[56]
罗玉明、李勇探讨国民政府的仓储措施，对粮仓调查、仓址选择、仓库设计和施工、仓库验收、粮食入仓、保管、粮食出仓等方面均一一论述，认为“这不仅保证了粮食的及时入仓贮藏，减少了粮食因霉烂变质、虫蛀鼠噬而造成的损失，而且对于抑制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起了积极作用”。[57]
（3）粮食配给。国民政府还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对军粮供应予以优先配拨、对军公教人员实行免费定量配给制、价拨征实余粮供应市场以调剂民食。陈雷认为，“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做出了一定贡献”[58]。
对于根据地的粮食问题，近年来也有研究。赵平试图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工作的全貌进行剖析，主要论及边区粮食问题产生的原因，粮食工作的制约因素，边区政府粮食工作的思路以及对边区政府粮食工作的绩效评析。[59]
根据地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特殊需要，也改变思路，创设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完粮纳税形式的救国公粮制度，包括统一累进的征收原则、藏粮于民的储存办法、凭票领粮的支取方式。李淑蘋通过对晋察冀边区政府救国公粮制度的考察，认为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改善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状况，保证了晋察冀抗日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粮食供给，而且还为其他敌后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树立了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的物质保障。[60]刘腾则专注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救国公粮征收过程中统一战线的研究。[61]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对国共两党的粮政进行比较研究。史会来、连永新认为国共两党粮政殊途同归，均有效果。[62]郝银侠认为，国共两党粮政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政策内容、主体负担对象和实施效果三个方面。从双方粮政各方面观察，共产党优于国民党，而粮政成败关乎到政党命运。[63]
至于沦陷区的粮食问题，也有学者涉及。周德华综合吴江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撰文揭露日军在吴江地区掠夺米粮的罪行，“日军始而将田赋中之绝大多数充作军粮，继而低价压级强制收购稻米，最后甚至派军警宪特下乡抢粮，致使农民工人城乡百姓食不果腹，遍受饥饿之苦。‘清乡’期间，日伪当局在加紧掠夺、无情榨取的同时，还实施粮食禁运和‘缉私’，切断抗日部队的粮源”[64]。华中沦陷区也被关注。“米统会”是在日伪原有的粮食统制政策日益陷入困境，日本被迫实行“对华新政策”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一个完全受日伪控制的半官方商业经济组织。张根福认为，“米统会”为实施粮食统制而采取多种超经济的强制手段，给华中沦陷区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65]张劲通过具体分析日伪在华中的粮食掠夺并推行的“计口授粮”制度，展示日伪统治给华中人民日常生活带来的苦难，说明其政策不仅破坏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且已经危及城乡广大民众基本生存的条件，因此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而破产。[66]
（四）目前粮食问题研究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
抗战时期粮食问题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学术界进一步加强研究。
首先，由于中国本身特殊的国情和抗日战争环境的影响，战时的中国分为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即使在同一政权的控制下，不同地区经济情况也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而学者对于这种区域差异性应该更加注意，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战时经济。而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有些研究成果存在根据某一省的研究结论去推而广之，甚至上升到全国高度。当然，这会导致最终的评价不够客观完整。
其次，缺乏细致化研究，有些方面还存在研究的空白，冷热不均现象依然较为突出。从政权层次上讲，研究成果多偏重于对国民政府的研究，对于根据地和沦陷区的研究则显得过于薄弱。单纯就国民政府而言，粮食征收，尤其是田赋征实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而关于粮食征收之后的仓储、运输、供应和配给的文章则成果甚少，而就这些问题的个案研究更是尚无专文论及。
最后，专门性研究著作缺乏。粮食关系国计民生，粮政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尽管当前粮食安全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粮食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对各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世界粮食市场的紧张状况使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仍然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十分迫切的问题。抗战时期粮食问题的解决思路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近十年来，不少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选题开始着眼于这一领域，但尚未见到整体性的专著。
总的说来，近年来的抗战时期粮食问题研究为当前粮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时期经济史的研究。相信随着相关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交流，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 基本思路和创新点
（一）基本思路
本书结构，除前言和结语外，正文分四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章是粮食与粮食问题。主要论述抗战时期粮食的重要性及粮食问题的产生，首先通过对战时粮食问题、田赋征实问题的讨论，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明确这一问题首先是由战争引起的，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次是关于粮食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讨论。通过民间社会和政府官方对粮食问题、田赋征实问题的讨论，分析、归纳对粮食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相关政策主张，从而为国民政府制定粮食政策措施提供借鉴。
第二章是战时国民政府粮食政策措施与管理成效。主要探讨在抗战时期，为坚持抗战，稳定社会，安定军心民心，切实解决粮食问题，保障军需民粮的有效供应，国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粮食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加强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奠定粮食基础；实行田赋“三征”，强化粮食管理，保障粮食供应等。在执行和实施这些粮食政策措施中，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和强化了粮食管理、粮食供应、储运、分配等各个环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和适应了战时的需要，使国民政府度过了抗战最困难阶段，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第三章是战时各地解决粮食问题实践与成效。主要探讨抗战时期各地按照国民政府的决策和部署，为解决战时粮食问题、支持和坚持抗战而采取的一些重要粮食管理措施，并通过一些具体实践来评价其实施成效。
第四章是战时粮政管理人物与粮政机构。通过对一些重要粮政人物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粮食政策措施执行问题的认识，进一步认识到粮管工作的复杂性、困难性和重要性，加深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和了解。
结语：通过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问题与粮食政策措施的考察探讨，分析其实施的效果，总结其政策措施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征，分析其对抗日战争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对其有一个恰当的评价和历史定位。
（二）创新点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目标和生命力，因此努力创新就成为本书始终注意把握的要旨，这在成稿中也得到反映。本书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战时粮食问题的产生是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其问题的解决及过程也与支持抗战、坚持抗战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战时统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项粮食政策措施的理论依据是战时统制经济思想，其目的是适应和支持抗日战争。其各项粮食政策措施是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和统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抗战、稳定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
（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项粮食政策措施及其在各地的实施与效果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它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而逐步确立和形成的，并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项粮食政策措施的实施，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5）通过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问题的分析、探讨和考察，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在危机时期的粮食管理和调配提供借鉴，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1] 王丽娜：《光绪三十二年江皖水灾与粮食危机研究》，《中州学刊》2010年第5期。
[2] 张强：《太平天国粮食危机原因考论》，《龙岩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3] 苏宏：《民国初年城市粮食危机的原因》，《巢湖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4] 韩志浩：《粮食危机与明清以来东海北部带鱼捕捞》，《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1期。
[5] 柳武：《中国近代粮食生产衰落原因分析》，《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4年第2期。
[6] 罗玉明：《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粮食危机及其原因》，《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7] 齐春风、姜洪峰：《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
[8] 张鹤：《1939—1942年四川省粮食囤积居奇及国民政府的处理措施》，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
[9] 罗玉明：《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的粮食危机及其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0] 王海龙：《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危机及其成因探析》，《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期；王海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危机及其解决》，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9年。
[11] 邢永光：《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粮食安全》，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0年。
[12] 郑起东：《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古今农业》2006年第1期。
[13] 李圣菊：《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8年。
[14] 李圣菊：《论抗战时期湖南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5] 李俊：《抗战时期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对川省粮食作物之改良述略》，《天府新论》2006年第S2期。
[16] 李俊：《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增产措施及其成效分析——以四川为例》，《求索》2011年第5期。
[17] 庄可荣：《1931—1945年宁夏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原因探析》，《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8] 陈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政策》，《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9] 郭从杰：《抗战时期安徽的农业推广》，《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0] 牛建立：《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田水利建设》，《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1] 朱汉国：《关于民国时期河北省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考察》，《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
[22] 王莉、耿占军：《民国时期甘肃省镇原县粮食作物种类和种植规模研究》，《唐都学刊》2011年第5期。
[23] 于春英、张立彬：《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与布局的变迁》，《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第2期；于春英：《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生产变迁的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24] 张兴吉：《民国时期海南岛粮食生产状况研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5] 陈雷、戴建兵：《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陈雷：《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8年。
[26] 陈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
[27] 罗玉明、李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8] 霍新宾：《抗战前夕广东的粮食市场及其管理》，《广东史志》2002年第4期；霍新宾：《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29] 陈炜、侯宣杰：《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粮政》，《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陈炜、秦彬：《抗日战争时期广西的粮食经济政策》，《柳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3期。
[30] 汤梓军：《抗战时期四川粮食动员研究》，《求索》2005年第10期。
[31] 邬琴兰：《抗战时期江西国统区粮食管理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05年；杨吉安、邬琴兰：《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互动：抗战后期江西粮食管理机制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2] 王茜：《论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的粮食管理政策》，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0年。
[33] 谢路明：《论抗战时期湖北省国统区的粮食管理述评》，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34] 于成安：《福建抗战时期田赋征实始末》，《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5期。
[35] 陈炜：《略论抗战时期广西的田赋征实》，《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2期。
[36] 李铁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7] 冯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探讨》，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7年。
[38] 潘红石：《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之弊端》，《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9] 陈国庆：《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3期。
[40] 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41] 郝银侠：《新视角：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再探讨》，《民国档案》2011年第2期。
[42] 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中的利益集团关系》，《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43] 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田赋征实弊失分析》，《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
[44] 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原因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5] 郝银侠：《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46] 曹风雷：《抗战时期河南的田赋征实探析》，《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47] 黄均霞、胡忆红：《抗战时期湖南田赋征实述论》，《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3期。
[48] 范松：《浅析抗战时期的贵州田赋征实》，《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3期。
[49] 李丽杰、蓝勇：《抗战时期西康省田赋征实仓建设》，《历史教学》2015年第2期。
[50] 袁也：《论抗战时期的湘政建设与湖南田赋征实》，《学理论》2015年第12期。
[51] 丁新正：《“田赋征实”经济法律制度在陪都、四川地区的实施及效果分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
[52] 汤水清、罗玉明、温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粮食供给——以湖南省和第九战区为例》，《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3] 陈善本：《抗战时期国统区军粮的征购》，《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54] 张燕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粮供应评析》，《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55] 谭刚：《抗战时期的四川粮食储运》，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2年。
[56] 潘红石：《抗战时期湖南粮食储运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
[57] 罗玉明、李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粮食仓储制度述论》，《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58] 陈雷：《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和配给》，《安徽史学》2010年第6期。
[59] 赵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8年。
[60] 李淑蘋：《试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制度》，《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
[61] 刘腾：《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中的统一战线研究》，《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刘腾：《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中的统战工作》，《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62] 史会来、连永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异同》，《学术交流》2004年第2期。
[63] 郝银侠：《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差异性研究》，《求索》2011年第5期。
[64] 周德华：《沦陷时期日军对吴江的粮食掠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65] 张根福：《“米统会”与汪伪粮食统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66] 张劲：《殖民统治的恶果：日伪在华中的“计口授粮”》，《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