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禹偁的碑体文

在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六、卷十七两卷“碑记”中有《重修北岳庙碑奉敕撰并序》《四皓庙碑》《济州众等寺新修大殿碑并序》《商州福寿寺天王殿碑》《扬州建隆寺碑》《滁州全椒县宝林寺重修大殿碑》和《涟水军王御史庙碑》等共7篇，《小畜集》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中有《右卫上将军赠侍中宋公神道碑奉敕撰》《前普州刺史康公预神道碑》和《殿中丞赠太常少卿桑公神道碑》等神道碑共3篇，有《著作郎赠国子博士鞠君墓碣铭》《故泉州录事参军赠太子冼马陈君墓碣铭》和《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等墓碣铭共3 篇，《小畜外集》卷十一“代拟”中还有1 篇《拟侯君集平高昌纪功碑并序》，以上合计14篇。

另外在《小畜集》中还有《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谏议大夫臧公墓志铭》《故侍御史累赠太子少师李公墓志铭》《故商州团练使翟公墓志铭》《右卫将军秦公墓志铭》《殿中丞赠户部员外郎孙府君墓志铭》《赠太子冼马王府君墓志铭》和《监察御史朱府君墓志铭》等8篇墓志铭。[1]

按一般的说法，神道碑、墓志铭和墓碣铭可统称为墓碑，但墓志铭和碑碣在用途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至于如何不同，文中自有阐述，此不赘述。尽管如此，墓志铭和碑碣的体例、风格等诸方面还是大致相同，所以我们在文中将墓志铭纳入碑文讨论之列，这样一来，王禹偁的碑文数量就达到了22篇。为了更好地探讨王禹偁碑文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价值，有必要对碑文追根溯源，故文章开始先探讨一下碑文的形态演变及其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