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复杂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格局与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共领导的延安文学界和左翼文学中的主流派别发生了相当自觉的汇合，并且遵从阶级分析方法，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对于异己的文艺理论话语和文学派别进行了全面的阶级形态划分和富有历史意味的清理。此种批判清理，正如洪子诚所指出，无疑是“实现四五十年代文学的 ‘转折’ 的基础性工作”[1]。1949年7月，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为标志，这种转折性工作在政治上取得了绝对性胜利。周扬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 这表明，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最终被规定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新方向，延安文学也必然由党的文学和区域性文学转换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重要资源，并且在意识形态的超越性方面自会呈现更为深远的影响。延安文学的现代性价值仿佛瞬间发生了质的飞跃，它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边界也被不断突破，其意义空间似乎拥有了无限可能。正因为如此，重新梳理和研究延安文学，也就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共和国文学尤其是前27 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性基座。
倘若采取整体性新文学发展眼光来看，1940年代的延安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更是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它仿佛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左翼文学在日后更为激进发展的重要穴位。在左翼文学的发展链条上，延安文学显然承续了1930年代普罗文学和苏区文学的不少革命性传统，但也形成了某些与之迥然不同的现代性要素，这些要素的形成自然是与某种政治文化氛围的不断强化以及信仰观念的重新确证和坚守密切相关的。因此，如何看待延安文学对此前左翼文学传统的承续，又怎样认识延安文学自身之独特现代性传统的形成，就成了一个非常富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在我看来，左翼文学在1930 年代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等不同文学团体中的革命作家与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胡风以及周扬等人的共时性存在而呈现出复合型特征，因而在其传统内部回响着并不完全同质的种种观念碰撞，这一传统也因之成为一个充满了悖论和张力的丰富性存在，借助著名文论家巴赫金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类似复调式结构的那样一种存在。
我想接下来首先考论一下“延安文学”的命名历程。倘若从延安文学生产的体制化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本性来看，从其所隶属的革命文艺之一端来看，延安文学当然可以被置换为延安文艺。“延安文艺”从字面上说当来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它是指称在延安召开的革命文艺工作座谈会，而非指称作为革命文艺本身的延安文艺。何其芳曾在谈到“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于文艺整风后应该开设的文学教育课程时说：“应有专课经常研究文艺现状，其内容应包括对于抗战当中大后方和目前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文艺作品，文艺问题，文艺活动的研究。”[3] 何其芳在此其实已经提到了延安的文艺，而这，正是“延安文艺”这个概念即将呼之欲出的前奏，但是其所言延安的文艺仍然具有较强区域性色彩。1946年8月23日，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以“延安文艺社”的名义刊出了一篇表明即将创办《延安文艺》杂志的文稿，号召延安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用大众作风，大众气派”来写“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写人民的生产，政权，武装。写人民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创造。”并且解释说，“这刊物叫《延安文艺》，就是我们有决心要照毛主席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的精神，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加倍的努力往前做去。”[4] 该刊尽管当时没能出版，但它于此明确提出了“延安文艺”概念，而且从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凸显了延安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所以值得注意。有人说，延安文艺或延安文学这个名称的正式提出“应是1984年《延安文艺丛书》的出版以及这一年年底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延安文艺研究》的创刊”[5]，这说法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如上所述，“延安文艺”的名称从字面含义到一种文学形态的真实指称，应该说都是源起于延安时期。在延安文人眼里，延安文艺无疑是指发生在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与文艺作品，显然，这是一种狭义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延安文艺的理解日渐呈现出广义色彩。1980 年代中期，丁玲、贺敬之等老延安文人曾经率先对延安文艺进行了广义的理解。丁玲说：“延安文艺是抗战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怀和正确领导之下，向人民学习，和人民一起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局限于延安地区，局限于抗战时期。我们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6] 贺敬之也提出了跟丁玲相类似的看法，而且还参照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阐述了构建“延安文艺学”的主张。在谈及延安文学史上的作家时，他跟丁玲一样都是把整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作家涵括其中，并不局限于延安及陕甘宁边区。[7] 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理解，延安文艺也就与沿用至今的解放区文艺这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相当或平行了。解放区文艺是一个为学界此前普遍使用的概念，周扬于第一次文代会所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对此有着较为明确的论述。那么，丁玲、贺敬之等人为何又想以“延安文艺”这个概念去取代解放区文艺呢？对此，“左联”老作家林焕平曾经以“延安文学”为例做了清楚说明。他认为，延安文学“从整体上说来，就是在延安思想指导下，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的文学，所谓延安思想，就是指毛泽东思想。又说，“延安文学所体现的文艺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它突出地体现在毛主席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而且，由革命事业总体上说，“从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陕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都是以延安为政治中心、思想中心和指挥中心”。因此，他明确指出有必要把“解放区文学”更名为“延安文学”，在他看来，后者较前者更能准确体现延安时期此类文学的“政治思想性”，即此种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8] 应该说，林焕平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说延安文学较解放区文学更能体现其本身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更显得准确而犀利。正是在这意义上，笔者赞同“延安文学”的广义说法。延安文艺在历史发展中主要是以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为主的，但也包含了音乐、美术、歌舞、戏剧等各种艺术形态的广泛运用，因为笔者的研究主要限定在文学领域，是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意义上展开探讨的，所以多用“延安文学”而非统而言之的“延安文艺”；但是，在涉及戏剧、美术、音乐等艺术形态和延安文化运动时，还是用“延安文艺”来说明。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延安文学是一种较为独立的文学形态，它跟1940年代其他区域的文学并不一样，具有一定美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品格，此种超越性品格因为加入了一个新的信仰维度，而使其具有更为真切的当代价值。当然，其所具有的某些历史局限性也是为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所内在决定了的，而其局限性其实也恰好构成了延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
把延安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支重要流脉加以研究，自然应该在文学史意义上对其起止的上下限时间做一界定。一般而言，人们把延安文学的下限大体设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而不是仅仅机械地划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在我看来，这是易于为大家所认可的。较有争议的是它的上限。有研究者把它的上限设定在中共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这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描述是可以接受的，也有研究者把它设定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937年1月，更有研究者由于认为此前江西苏区文艺或陕甘苏区文艺是延安文学的先导与源头，所以甚至主张把它的上限设定在江西苏区或陕甘苏区时期。我认为，延安文学和延安文艺史形成的开端自有其富有标志性的文艺事件存在，这个事件乃是“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成立。因此，狭义的延安文学和延安文艺的上限应该设定在这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延安文艺史上的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是由刚刚奔赴保安的左联作家丁玲等人与原苏区作家李伯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并且得到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充分肯定。它的成立表征着左联作家与苏区作家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会合的开始，表征着中共中央在新的历史时空对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予以构建的开始，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会极力称誉它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9]。自此之后，延安时期的文学发展才可以说终于走向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因此，笔者研究的延安文学，其上限主要设定在1936年11 月，下限设定在1949 年7 月。而这样一个时期，其实是包含了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的，而它的发展起点当然也就主要在民族抗战这个历史阶段了。此种文学既是指延安文人创作的文学，也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文艺运动，因为自延安文艺整风后，延安文学活动的开展在本质上与其说是一场文学运动，毋宁说是一场富有宣传鼓动性的政治文化运动来得更为恰切。文艺整风之后的延安文艺在那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终于亘古未有地发挥了大众文艺的神奇力量，曾经默默出生又枯死的陕北农民和各根据地农民在延安文艺运动的宣传下终于被更为有效地发动、组织起来，因之也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意识形态启蒙。这些和在部队、工厂等地方产生的宣传教育作用结合起来看，应该说，延安文艺确曾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样一些社会效益中也是包含了新的启蒙形式和内容的。所以，延安文学的发展，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尽管有其较为独特的现代性内涵，但是，它在某些层面还是跟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五四”启蒙传统具有一定承续性，并非完全割裂。当然，此种启蒙的内容和形态确实跟“五四”时期不一样了，是一种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社会、革命实践的思想启蒙，但是，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上还是有其不少相似之处。
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对解放区文艺（延安文艺）均做了程度不一的精彩论述，其对解放区文艺是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尤其是政治的高度来予以肯定和赞美的。当然，其中他们所言的解放区文学主要是指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后的延安文学，即后期延安文学。无疑，在1949—1976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成为其直接理论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而非作为总体的延安文学，这在1950 年代经历对丁玲、萧军等人的“再批判”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历史地看，并且只要你不要带有一些新的意识形态偏见，延安文学确乎可以发展为“党的文学”，这是要真实贯彻党的政治意图的文学，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宣传性和实用主义色彩，但是，在其革命功利主义的凸显中，其实蕴含和昭示了一种对于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人民群众的坚定信仰在里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后期延安文学自主流层面而言，不仅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有其明确信仰内涵的意识形态。不如此理解，恐怕就不能深刻领悟其所蕴含的深刻社会性、实践性和启蒙性特质。这其实也是一种具有新的政治、文化内涵的文学现代性。它的存在有其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共振方面的原因，也是左翼文学在当时发展的一种必然。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空间里，任何党派正如个人一样都有发展自己文学与文化的权利，而且，尽管相较执政的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还是在野党，势力也比较薄弱，但毫无疑义又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自古以来沉潜于民族心理之中的天意的。其在当时制定的政策都是有利于民族和民众获得自由与解放的，因而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方向的，至少在形式上如此。退一步说，即使在话语形态上，经过一定的话语转换性论证，党的文学的合法性在表象意义上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合法性。换言之，党的文学的存在及其历史性转换是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的。回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此种历史性转换还契合了非常广泛的民族主义心理基础，得到了当时很多各个层面的文艺家的认同。因此，延安文学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在当时直接参与构建共和国文学的冲动与激情，我们并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完全是政治功利的因素，它的转换自是建立在一种复合型的历史语境中。总之，无论从党的文学观念之内在构成来进行富有逻辑的思考，还是从发生学的层面来进行富有历史感的考察，随着中国政治格局在1949 年的成功转换与更替，后期延安文学在党的文学之要义上都会必然转换为一种民族国家型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资源，而且是一种较为独立的文学话语和形态。其实，这也正因应了周扬曾经阐述毛泽东《讲话》时所做的那个充满自信的预言：“我们今天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基本上就是明天要在全国实行的。为今天的根据地，就正是为明天的中国。”[10] 因此，在这意义上，倘若在当前这个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延安文学形成更为本源性的理解，尤其更为深入地探讨后期延安文学富有历史深度的形成，那么无疑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事情。
毋庸讳言，当延安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历了那种历史性转换之后，也确乎带来了一些并不仅仅关乎文学的矛盾，周扬曾经花了不少精力去试图给予解决的就是这些本来不可化解的矛盾，但在事实上没有取得成功。因此，历史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对于延安文学所曾经历的那种非常具有历史意味的转换来说，我想它的复杂性在于，延安文学被置入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尽管自会产生一些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但是，这个矛盾的解决并非是由延安文学本身所能提供的。我认为，既然大多数作家已在当时表达了一种艺术和思想倾向上的基本认同，因此，把后来当代文学在1949—1976年间呈现出的斑驳暗影全部归根于延安文学及其观念本身，这是有失公平的。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言，即使后期延安文学作为一种党的文学，在1940年代的政治与历史文化场域中，它的诞生有其合理性，它的存在有其合法性根基。对于中共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来说，左翼文学发展至更为独特而为人瞩目的党的文学阶段，其实是中共在文化领域的胜利，其间所体现的勃勃生机曾经历史地存在着。具体来说，延安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物，它跟中国现代革命进程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密切联系，它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性作用。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作为一种以服务革命政治尤其是党的政治为旨归并且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迁的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形态，后期延安文学在完成其历史性使命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也是激动人心的，是毫不逊色于世界左翼文学之林的。进言之，这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民族色彩的党的文学，是一种具有自身规定性的现代性文学，是一种基于信仰和趋于信仰的文学。延安文学具有较为明确而独特的现代性特征，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其现代性所具有的革命内外和文学内外的色彩，色彩程度的多寡和深浅，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也是客观存在，并不一致的，需要予以认真还原和重构。我认为，即使单从这点来说，倡导重新对延安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展开富有历史深度的研究，并在此之上重写延安文学史，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而要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甚或重写延安文学史，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对延安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富有独特现代性意味的审美文化形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清理。在对延安文学的理解方面，人们以往是做得很不够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依凭的大多是一种先在的观念，人们不是先去触摸和领悟延安文学较为真实的历史，而是从一定的先在观念出发去表象地构建一部延安文学的历史。在此种状况下，延安文学史给人的面貌无不显得单一和苍白。在我看来，延安文学及其现代性赖以形成的历史具有非常复杂的一面。其复杂性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延安文学在其资源的取舍和重新整合上显现了它的复杂性。延安文学的形成既跟1930年代的苏区文艺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也跟30 年代的左翼文学有更为重要的承继关系；不仅在其写作人员的构成上，而且在其艺术表现形态上，它都体现了这两方面传统的冲突和汇合，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的冲突和汇合。延安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这在前期延安文学——比如丁玲等人的小说和杂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们以往对此表现了足够注意，但是对后期延安文学中的“五四”因素却表现了一种盲视和漠然的态度。其实，后期延安文学并没有完全隔断“五四”文学传统，因为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构建中，他对“五四”并非如蒋介石一样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改造和转换的态度。正是在这转换中，“五四”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它在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上显现了更为隐蔽和复杂的一面，其间的关联和变异，均值得予以做更为翔实而系统的总结和探讨。此外，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跟民间文艺形态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历史性关联，对民间审美文化形态的重视，其实贯穿了延安文学发展的始终。以上所言是从纵向来说的，倘若把考察的视野拓宽些，考虑到俄苏文学和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么，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现代性面影就更为复杂了。
第二，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表现在它的发展始终是与延安文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延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正是延安文人心态和认知结构不断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历史。这在文学形态上其实是为党的文学观所内在决定了的，在话语形态上也是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日渐确立所决定了的。站在当时党的和整个民族、阶级需求的立场上，有其合理性。须知，毛泽东《讲话》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它在当时有其明确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也有其鲜明的政治、文化针对性。1980年代中期以来，有些研究者从一些先在的政治文化观念出发对此颇不以为然，甚至采取一种否定性的批判立场，这并非一种合理的历史认知态度。但是，在探讨延安文学的形成时，人们以往确乎并非从更为接近历史本真（倘若确有所谓本真的话）的角度出发去更为真实地考察延安文人的心理和思维变迁，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揭示延安文学的审美形态变迁时，不少研究者根本没有注意到把这两者联结起来做出富有历史意味的思考，没有把这作为一条更为内在的文学形成线索来探究后期延安文学的历史。而在我看来，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隐秘心理机制其实正在这要紧处。在这点上，中共党史研究界已在此前与时俱进思潮的鼓舞下，远远走到了延安文学研究界（甚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前头，就连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比如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的上卷中——早就采取了一种直面延安整风与抢救运动之复杂性的可贵姿态，这种姿态显然要比延安文学研究界所秉持的来得更为真切和动人。
如上所言，后期延安文学中某些审美形态的形成其实包括了一部复杂的知识分子心态和认知的变迁史，但是人们对此还缺乏做出富有历史穿透力的学理性观照。对于一般的延安文人来说是如此，对于那些民间艺人来说更是如此。举例来说，陈思和曾经极富洞察力地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间”视角和民间审美文化形态，无疑给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片新的空间，但是，秉承这理论的大多数研究者在考察延安时期的文学时却恰恰忽略了新的理论话语和政权机构对于民间艺人的收编和改造。而在我看来，1942年后延安文艺中的“民间”在逻辑起点上正是从收编和改造民间艺人甚或改造人开始的。在延安，当时有人谈到要改造陕北的说书时，就认为首先要“改造说书匠”，原因在于“这是改造说书的中心环节”。[11] 其实，就延安时期党的文化政策来说，这也是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方针所决定了的。毛泽东对此做过明确指示。他说，“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人员方面，“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12]。其中所谓旧艺人即指民间艺人。毛泽东在此说得非常明确具体，他希望文化工作者不仅要改造和利用民间艺术，而且要改造和利用旧戏班和民间艺人。而在这个收编和改造过程中，民间艺人的真切感受和他们所能被利用的限度却被我们的研究界长久地忽略了。正因为如此，倘若人们在研究中能够真切地触摸和认知延安文人以及民间艺人所曾具有的灵魂震荡，深入探讨其所曾具有的独特心理机制，并且把延安文学中的某些审美形态的形成与之结合起来予以考察，那么，延安文学的历史及其现代性内涵就会更为复杂而丰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三，从文学观念的嬗变来说，延安文学的复杂性乃在于它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均经历了一个动态过程，这是其现代性赖以形成独特内涵的必然。应该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形成理解为一种是在党的政治权力与文化观念主导下，通过延安文人和民间力量的多向度努力而不断建构出来的东西，换言之，延安文学不是生而具有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予以历史性地形成的。因此，对延安文学的追问，正可放到对延安文学形成历史的探究中去加以考察，人们理应让它在一种动态的历史叙述和构建中呈现出来，让它在不断接近历史本真的过程中毫无遮蔽地敞开自身。人们一般以1942年文艺整风为界把延安文学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这两个阶段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在其内在的思想和审美内涵上，后期相对前期而言又经历了怎样的承续、转换和裂变。比如，在延安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其发展始终的重要因素，但它在前期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较为普泛的民族主义，这在延安文化界倡导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以民族—现代性为内涵的现代性形式。但发展至后期，民族主义由于阶级论观念的切入而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嬗变为阶级—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随之走向了“党的文学”阶段，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这个文学观念的嬗变显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重新研究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就必须直面这个复杂过程，并要把这个过程尽可能富有历史感地言说出来。在延安文学现代性观念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复杂性，其实也正体现在延安文学话语实践之中，体现在那些蕴含了一代知识分子之历史想象和心灵历练的文本中。由于此种复杂性的存在，也由于当时处在一种空前持续紧张的战争氛围中，因而即使后期延安文学尽管在本性上已然成为党的文学形态，成为一种基于信仰和趋于信仰的文学，但在其内部仍然存在从文学观念到话语实践之间的一定意义上的差异性，而此种差异性的存在和缝隙无疑又增强了延安文学现代性的复杂内涵。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延安文学在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以及话语实践上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并且此过程跟延安文人较为独特的心理机制以及那种具有历史意味的权力机制较为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所以我们理应在研究中对之采取一种复杂化的态度，要用建构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延安文学的总体性形成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某种更为内在的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的导引，延安文学现代性在其形成过程中担承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那些文学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这种复杂性，并把它作为延安文学研究得以重新展开的一个重要起点来对待。也正因为如此，单纯从艺术审美角度根本不能揭示延安文学的丰富历史。或许，纯文学视角与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本就格格不入，尽管它也有不容置疑的观照和运用价值。因此，在我看来，只有采取一种较文学本身更为阔大的研究视角，只有采取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复杂的而非褊狭的学术眼光，进言之，只有采取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既能契合延安文学之复杂发展进程，又能对之给以反思性清理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人们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延安文学的历史深处，也才有可能充分凸显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复杂化景观，才有可能真正对1940年代的延安文学进行新的富有历史和当代价值的重构。
延安文学发展及其现代性内涵有其较为特别的内在脉络。延安文学现代性跟任何一种现代美学形态及其意向性内涵一样，既有其特点，做出了贡献，也有其缺陷，尽管其缺陷在一定意义上也恰好构成了其所具有的特质之一，但还是应该予以真切还原和适度反思。当然，倘若把其所具有的缺陷也当作一种纯粹的现代性景观来欣赏、把玩，乃至提倡、发扬，那么在其极端层面是会导致文学发展走向自我崩溃边缘的，基于信仰和趋于信仰的文学也会在艺术生命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发生一种历史性衰颓。后来“文化大革命”文学主流层面之文学异化场景的出现，是否与之构成了一定内在关联，其实自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学观念的呈现等方面均可给以深入探究。本来，当延安时期党的文学观念和政治文化生态促使延安文学成为一种较为坚硬的信仰文学时，延安文学在根本上应该具有一种世俗的超越性而成为文学信仰的一部分，但是，此种超越性在话语实践中却由于世俗政治和生活的羁绊又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充满了虚弱和悖论，以致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缺乏一些应有的艺术格调和人文品格，也缺乏在一种趋向更多自由和个体性的文化创造与评价机制中能够较为从容和有涵养地安妥自己和人类的灵魂。在这意义上，只有采取复杂化、动态性和整体性观照的历史眼光和方法，在一种较为博大而从容的文化生态建构中，人们在重构延安文学现代性等问题时才会真正焕发出一定思想活力，延安文学也才会真正成为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和文化状态，一种富有历史意味的存在而得以再度敞开。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2].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页。
[3].何其芳：《论文学教育》，《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17日第4版。
[4].延安文艺社：《〈延安文艺〉 需要什么稿子？》，《解放日报》1946年9月3日第4版。
[5].张器友：《新时期的解放区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2 年第6期。本段文字受其启发较大，特此说明并致谢。
[6].丁玲：《研究延安文艺，继承延安文艺传统（代发刊词）》，1984 年12 月《延安文艺研究》创刊号。
[7].参阅贺敬之《继承 发扬 革新 创造——答 〈延安文艺研究〉 主编问》，《光明日报》1984年12月28日。
[8].林焕平：《延安文学刍议》，《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3期。
[9].《毛主席讲演略词》，《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第1版。
[10].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解放日报》1942年9月9日第4版。
[11].林山：《改造说书》，《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
[12].《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