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又称《中国纪事》，共72卷，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办刊时间最长，具有深远影响的英文期刊。虽然《教务杂志》的创办主要是为了便于传教士之间沟通信息，互通各地宣教动态，作为西方在华各教派的联系纽带，但正如贝德士所指出：“其论著虽以教会工作及宗教问题为主题，但对中国国民之社会生活及其思想亦甚注意。”[1]其关于中国及其近邻的科学、文学、文明、历史和宗教等方面知识，客观上起到了对西方世界介绍宣传东方的知识和舆论的导向作用，也立体地呈现了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状况。以《教务杂志》为中心，对照梳理汉学知识传播脉络，可以增添新的评估视角，而从期刊研究角度梳理，也可为汉学研究贡献新的内容，并具有文献资料价值。因此，本书基于如下问题展开：

首先，《教务杂志》本身的汉学价值、汉学地位评价不一。这份具有鲜明的历史感、长时段、大容量的刊物，可以为考察传教士汉学自身动态演进、在推动西方汉学发展中的贡献以及在中西学术交流互动中的功用提供饱满的参照。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凸显；深入来说，《教务杂志》与当时的西方汉学有着怎样的关联，其知识传播、影响路径何在；同时，《教务杂志》主要代表群体，其汉学研究的可靠性、有效性、知识性何在？其次，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汉学是东方学的一部分。由于东方学是在全球殖民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整个学科体系在萨义德《东方学》中遭受了批评，“汉学”也不可幸免的与东方学一道，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在“东方主义”与“汉学主义”之间，《教务杂志》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考察文本。

当下对《教务杂志》的研究，多集中于较为微观的层面。笔者认为，通过对杂志的整体分析，有助于形成对刊物中汉学总体知识的规律性认识；在传播学视角下审视“权力—知识”，有利于对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判。而从期刊总体汉学知识传播的量化和质性分析的视角，以及“权力—知识”话语的文化分析解读，是符合这个整体分析的需求与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