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語》的成書年代

關於《國語》的成書年代問題，在上一節的結末，已見說明。本節就這一問題具體展開。

在申明研究的立場之前，先略談二書是否爲一書所分的問題。

自晉傅玄開始懷疑《國語》非左丘明所作以來，各代學者主要都是探討二書與左丘明的關係問題。宋司馬光和李燾認爲二書是同一人根據相同史料撰成，其中精華的部分是《左傳》，其他殘餘的史料就是《國語》。清人劉逢祿在《春秋左傳考證》一書中指出《左傳》卽是《春秋國語》，是司馬遷所借鑒的，劉歆僞改《左氏春秋》爲《春秋左氏傳》。康有爲在《新學僞經考》一書中則更進一步，指出劉歆據《新國語》而分《左傳》、《國語》二書。他說：

歆以其非博之學，欲奪孔子之經，而自立新說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學首在《春秋》，《春秋》之傳在《公》、《穀》，《公》、《穀》之法與六經通。於是思所以奪《公》、《穀》者，求之古書，得《國語》，與《春秋》同時，可以改易竄附，於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編年，比附經文，分《國語》以釋經，而爲《左氏傳》。遭逢莽篡，更潤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貴顯天下，通其學者以尊其書。[11]

這一說法得到梁啟超、胡適、錢玄同、崔適等人的一致認同，緒論中已有說明。錢玄同在康有爲《新學僞經考》重印版的序言中列出《左傳》、《國語》二書記事上此詳彼略的大致情況，判定二書定是分自一書。他說：

一、《左傳》記周事頗略，故《周語》所存春秋周事尚詳。

二、《左傳》記魯事最詳，而殘餘之《魯語》所記多半是瑣事。

三、《左傳》記齊桓公霸業最略，而《齊語》則專記此事。

四、《晉語》中同《左傳》最多，而關於霸業之犖犖大端記載甚略。《左傳》則甚詳。

五、《鄭語》多春秋以前事。

六、《楚語》同於《左傳》者甚多，關於大端記載也甚略。

七、《吳語》專記夫差伐越而卒至亡國事。《左傳》對此事記載異常簡略。

八、《越語》專記越滅吳經過，《左傳》全無。

關於二書此詳彼略之說，宋庠《國語補音敘錄》中就曾言及。[12]錢玄同的論證，有不通之處。如第四條、第六條《晉語》、《楚語》與《左傳》同處較多，他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旣然此詳彼略，爲何又出現例外？這就使得其說法不夠有力度，得出的結論也便難以服人。胡適先生的觀點後來發生變化。他在《說史》一文中認爲：“舊說《左傳》出於《國語》，是不確的。……試比較《國語》、《左傳》兩書裏的晉獻公諸子的大故事。可知兩個故事都從同一個來源出來。那個來源就是民間流行的史話。而選擇稍有不同。《國語》詳於重耳復國以前的故事，《左傳》詳於重耳復國以後的故事。”[13]

康有爲等人的觀點今天幾乎聽不到了，普遍的看法是他們的論說屬於主觀推測，缺少證據。旣然如此，也便沒有再議論的必要。

考查《國語》所記，三分之一的部分與《左傳》不同，三分之二的部分在《左傳》中也可以找到記載。而這三分之二部分在史實方面與《左傳》完全一樣的數量極少，大多數是與《左傳》的記載有異。比照《史記》，發現《史記》對二書都有借鑒。另外，也是最爲重要的一點，《晉書·束皙傳》載晉太康二年，於魏安釐王墓得竹書若干。中有《師春》一篇，書《左傳》卜筮諸事。杜預《春秋左傳正義·後序》稱“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另發現《國語》，記晉、楚事。也可知二書不是劉歆所分的結果。前輩學者就以上問題都有比較詳盡的論述，此不贅述。

我們的態度是二書原本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並非一書分化而來。

明確這個問題之後，再探討二書出現的先後。我們的意見是《國語》和《左傳》成書的時期大體相當，若一定有先後的話，似乎《國語》略早些。

這個意見和司馬遷的意見不同，他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見是認爲《國語》的問世應該在“左丘明無目”之後，等於說《左傳》的成書早於《國語》。顧頡剛先生對左丘明是否失明提出了質疑，他說：“左丘能成《國語》之弘制，其必不失明無疑義。所以謂之‘失明’者，蓋瞽與史其事常通，其文也多印合，而‘瞽史’一名習熟人口，故延而用之。流俗不察，乃若瞽人竟可以作史者，而左丘名明，遂錄瞽史之義，思其反對方面，謂之‘失明’‘ 盲左’之稱於以起，不也誣乎！”[14]

我們認同左丘明失明的說法。司馬遷的那段話，主要表現自己要像先聖先賢那樣，處困厄之際也能發憤有作，於是羅列諸賢。他不可能把一個沒有經歷過困厄的左丘明寫入文中充數，這當是最爲簡單的判斷。儘管如此，史實還是需要進一步考證的。“左丘失明”是真，但因失明而“厥有《國語》”未必是真的。從“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看，《呂覽》作於呂不韋爲秦相國之時，遷蜀後門下賓客散盡，他也身死。司馬遷並非不知呂不韋的遷蜀之後的事，這樣寫是爲文的需要。“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存在與“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一類的寫作需要也未可知。

拋開左丘明失明與否的問題不論，我們還可以通過《國語》、《左傳》二書文字上的差異來判定它們成書的先後，這樣的工作童書業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已經做過了。他在《國語與左傳問題後案》[15]一文中專門論證《左傳》、《國語》成書的先後問題，將二書中記事相同和大致相同的部分史料詳細對比，認爲《國語》的成書時間要先於《左傳》。文中列舉了二書同載的“有神降於莘”（《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周語上》）、“長勺之戰”（《左傳·莊公十年》《魯語上》）、“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左傳·成公五年》《晉語五》）和“楚恭王有疾”（《左傳· 襄公十三年》《楚語上》）四組史料文字加以比較，指出前三組文字都是《國語》比《左傳》繁瑣，《左傳》的文字大有在《國語》文字的基礎上加工概括的痕跡。若《國語》在《左傳》之後，不可能有那樣退化的文字。其中“有神降於莘”一組，劉節先生也認爲“作《左傳》的人確是根據《國語》上這番史實簡約而成。《史記·周本紀》爲什麼不采用？就是因爲《國語》上這段話支離又長的緣故。”[16]二者對比，《左傳》的文字簡潔、委婉，更注重統觀全文的語境和語言表達上的修辭效果，實在是語言運用上的進步。但並非語言簡潔都會有理想的表達效果，如“恭王有疾”一組對比，《國語》文字直率，《左傳》則用墨較多，但在語意上則相對婉曲。《國語》記載恭王之語後直接交代諸大夫的允諾，《左傳》在表述上又增加了“莫對，及五命乃許”的話，更接近君臣交談的實際情況。文字數量增加了，表達效果也更好，更貼近實際，也可見潤色加工的痕跡。通過對比來證明《國語》的文字應在《左傳》之前這一觀點。

顧頡剛先生在《春秋、左傳、國語研究》一書中也有這樣的結論。筆者認爲，童書業先生的對比除了說明《國語》的語言較之《左傳》的繁瑣，缺少潤色外，也可說明《左傳》的成書，參考了《國語》的內容。二書文字繁簡的差異，也取決於各自記史的性質。《國語》記言，故重在言論；《左傳》記事，記言則要簡略些。《左傳》采《國語》的部分，自然要在人物語言上大行刪改和潤色。此舉二例以證：

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無列于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王不聽。

（《國語·周語中》）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國語》記言的特色在這裏淋漓盡致表現了出來，《左傳》則加以刪改概括爲28個字，抓住“狄，豺狼之德也”和“狄，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兩句，簡括《國語》對“婚姻，福禍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的長篇大論，直陳德狄人、以狄女爲后之害，卽“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表面看來二者關係似不大，而推敲辭句，《國語》的論說實爲《左傳》簡括潤色之本。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

（《國語·齊語》）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傳》僖公九年）

這兩段文字大同小異。《國語》還有齊桓公召管仲而謀一事，突出管仲的輔助之功，也更接近於生活實際，齊桓公的形象也因此不那么高大。《左傳》則刪除此段，意圖明確，重在展現齊桓公尊王知禮的霸主形象。比較而言，《左傳》描述雖顯簡單卻是有想法的。

二書此類可比的文字較多，均可證《國語》略先於《左傳》成書。而通過對比，也可見《國語》所載的史料應該是原始史料或是接近原始的史料。

那么《國語》何時成書呢？在上一節中，我們知道左丘明爲春秋末期戰國初年的人。《國語》所記止於韓、趙、魏三家滅智伯，在公元前453年，爲孔子去世後26年，卽戰國早期。如果左丘明二、三十歲見垂老的孔子，這個時候大約也就是五十歲左右，編撰《國語》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考古發現也可佐證《國語》成書的大致年代。1987年在湖北慈利石板村出土的戰國中期竹簡《國語·吳語》；此外，文獻資料《晉書·束皙傳》記載西晉武帝太康二年，卽公元281年，從魏襄王墓中（一說魏安釐王墓）發現一批竹書，其中有《國語》三篇，記晉、楚之事。[17]魏襄王於公元前318年到前295年在位，當屬戰國中期。魏安釐王則是公元前276年到前242年在位，則是戰國後期。可知至少在戰國中期以前，《國語》中《吳語》、《晉語》中的部分內容是流行於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