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雍际春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林业局党川林场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修建房屋时，发现古墓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派专人前往进行钻探和发掘，证实当地是一片秦汉古墓群，共有墓葬100余座，总面积1100 多平方米。当时发掘了14 座（编号为 86TBDFM 1-14），其中秦墓13 座，汉墓1 座。共出土文物400 余件，主要有战国秦木板地图、竹简、纸绘地图、木版画、文具、算筹、钱币及陶、漆、木、铜器等，其中尤以木板与纸绘地图最为珍贵。墓地地下水丰富，木板地图等文物沉浸在墓椁底部泥水之中长达两千余年，出土后经避光、避高温、避风裂和脱水等技术处理，两年后，木板完全脱水，使地图完整地重现于世。《文物天地》1988年第6期刊登了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和韩仲民《谈木板地图》两文；《文物》1989年第2期刊登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全面介绍了墓葬与木板地图等文物的基本情况；198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天水放马滩出土七幅木板地图”为题做了重点报道。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发现，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图出土之后，我国乃至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实物地图。因此，消息和资料一公布，立即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不少学者纷纷撰文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现将近年来关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做一回顾和概述。

一 关于地图的作者问题

放马滩木板地图出土于一号墓，地图的作者是谁？其身份与经历如何？是研究和认定地图绘制年代与地图绘制地域范围的关键和前提。一号墓中出土的460 枚竹简，按内容被分为《日书》和《墓主记》两部分。《墓主记》为认定地图的作者提供了珍贵资料和重要线索。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 期）一文认为，地图的作者就是一号墓墓主，这位墓主名叫丹，因伤人犯罪而受刑，被弃市，三年后复活。对此，学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关于地图作者丹的身份，观点并不一致。何双全等认为墓主生前是一位军人，曾参加过战役，后因杀人犯罪而受刑，很可能因此被流放于放马滩，墓主原来可能是邽县的一个基层官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何双全执笔，《文物》1989年第2 期）。李学勤不同意上述观点，他在《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对竹简文字校释后认为，墓主丹是战国时魏国大梁人，为魏将犀武的舍人。秦昭王十七年（前300），丹在韩地垣雍犯了刺伤人的罪自刺而死并被弃市。复活后随司命史“北击赵氏”（即赵国），自垣雍北行，过上党，由赵国西行经秦国上郡，最后到北地，至少居住四年以后南迁至陇西郡的氐道。张修桂（《天水 〈放马滩地图〉 的绘制年代》，《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进一步研究后认为，地图作者墓主丹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位弄墨的文人，因为在其墓中出土的30 余件文物，多为与地图有关的文具、木尺、算筹和竹简《日书》等，而没有一件是兵器。表明墓主生前爱好文化典籍，故“墓主丹应是文化圈内的地理学者，他不但精通天文、地理，而且能测绘制作地图，在当时无疑是一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因而，他的随军也只能是充当谋士之类的文职人员。秦国因发动伐赵取义渠戎战役的需要，考虑到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社会地位，所以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伐赵凯旋之后，墓主丹或因有功而改牢刑为流放，或因不愿回归曾被“弃市”的故里，最后驻守邽县东南要塞燔史关至死并葬于该关北侧公共墓地——今日之放马滩。张修桂还推测丹伤人时年龄约30 岁，则终年为49岁左右。

二 关于地图的绘制年代问题

关于地图的绘制年代，论者均主要以放马滩竹简乙组《墓主记》中的记载为据，但因竹简发掘时已经散乱，并有断缺，加之对个别字的识读也有分歧，故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何双全依据简文：“八年八月己巳，邽丞赤敢谒御史，九嵏人王里、樊野曰丹 [于] 邽守：七年，丹矢伤人垣离里，中面，自刺矣。弃之于市，三日，葬之垣离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认为从简文纪年以及随葬品的特征分析，地图绘制的年代为秦始皇八年，即公元前239年。朱玲玲《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的地图学》一文亦主此说（《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 期）。任步云的《放马滩出土竹简日书刍议》（《西北史地》1989年第3 期）一文，则从“邽守”“邽丞”等职官名称及其演变入手，认为竹简不记建元纪年，则《日书》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至汉高帝八年（前199）或文帝八年（前172）之间。李学勤在校释简文的基础上，对简文时间与地图绘制年代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简文“八年八月己巳”应为“卅八年八月己巳”。从该墓的地理位置和出土器物看，系战国末至秦代的秦墓，在这段时间内，秦君只有昭王一人有三十八年，秦昭王三十八年相当于公元前269年，颛顼历八月丁巳朔，己巳为十三日。简文有“今七年”，与此三十八年属于同王。丹在七年刺伤人，被弃市后掩埋，三年后复活，又过四年而有闻能食，这加在一起已到十四年，所以简文开头历朔不可能是八年。同时，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299年，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八月均无己巳日。其间孝文、庄襄两王又没有八年，八年自可排除。李学勤还从地名与政区设置、丹与魏将犀武的关系、职官以及秦、魏两国在当时的战事等方面印证了这一结论（《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

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 〈放马滩地图〉 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一文，经过详细论证认为，何双全将《墓主记》中的“三年……北击赵氏”一语判定为秦始皇父庄襄王三年，进而断定《墓主记》开头“八年”为秦始皇八年的结论是错误的。理由是若肯定“三年”为庄襄王三年，则丹伤人的“七年”所指为哪一帝王的纪年就无法落实。从《墓主记》行文的上下次序分析，丹是在某位秦王七年伤人自刺，三年后复生，故伐赵事件应是某秦王的第十年，而战国时代各秦王有七年与十年纪年的有十位，但在十年伐赵的只有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前315）。至于《墓主记》开头的“八年”应是丹的死期，这显然已不是秦惠文王后元八年，也不可能是丹从征76年后的秦始皇八年。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有“八年”纪年的秦王，只有秦昭襄王一人，故墓主丹终年的“八年”，无疑是他从征赵国16年之后的秦昭襄王八年。但秦昭襄王八年八月没有己巳日，他不赞同李学勤主张的“卅八年”说，认为“己巳”应为“己丑”。昭襄王八年为公元前299年，颛顼历八年壬午朔，“八月己丑”即为八月初八。因此，地图的绘制年代，必然是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300年以前。张修桂还进一步将放马滩七幅木板地图分为两组，根据墓主丹的生平与活动，认为编号为3、6、7、8 号的地图构成第二图组，是丹在伐赵之后，在守燔史关的12年中所绘，其绘制时间可断定在公元前305年前后的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310）至秦昭襄王八年（前299）这一具体时段之内；而由编号为1、2 号地图组成的第一图组，绘制时间应早于第二图组，以地图所示地区、精度、实际使用过等五个方面证明，该图组作于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之前，当在公元前320年前后的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前324）至七年之间。

三 关于地图反映的政区与内容

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出土，为研究战国时期秦国邽县地区，即今天水地区的行政建置及其早期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此，学者们的认识是共同的。但由于地图所绘地区不大，属小区域图，且图上地名大都与今名不同，古籍中亦少见到，加之有些字迹和图的局部已模糊不清，从而给确定该图所示区域造成一定困难，导致学者们对七幅地图间的关系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和解释。

（一）关于七幅地图的编缀

对于出土的七幅地图中的六幅成品地图，到目前有截然不同的三种组合。何双全最早就六幅地图进行了编缀组合。他的研究表明，图3可定方位，图4 可知比例，图1 是以“邽丘”为中心的行政区域图。图3重点描绘了以亭形建筑标记为中心的一带地形；由图1、3、9构成了一块大面积图，属以邽丘为主体的天水地区西半部地图；图4、5、8可拼为一图，以图5、8为主体，构成了邽丘行政区域的东半部地图。这东、西两半部图可以相接，构成一幅全图（《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

何双全对放马滩地图六幅成品图的编缀，为其他学者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所得结论有不少被其他学者否定。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一文认为，图1、2、7 相互之间关系密切，是一组；图3、4、6 是另一组。这两组地图中，图1 是一幅总图，其他五幅均为分图，或称局部图。

张修桂也主张六幅成品地图可分为两个图组，但具体划分与组合却与前两种编缀不同。他主张第一图组由图1和图2组成，图2是图1左半部的局部扩大图；第二图组包括图3、图4、图6，这与前两种拼接基本一致，但认为图3图是图4、6分水岭源流区的接合关系图；图4是图6的局部扩大图。同时，从图7所示的地名与水系分析，该图应属第二图组图3的局部水系，是图3 的局部扩大图（《两千三百多年前的 〈放马滩地图〉》，《地理知识》1992年第1期）。

（二）关于地图所示的政区和地域范围

目前，由于对六幅成品地图的组合编缀，学者们尚未取得共识，因而，对地图所反映的政区范围的认识仍存在着差异。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将六幅成品地图拼接为一幅完整地图，取名为《战国秦邽县地理全图》，认为地图包括的范围，东西为312 里（今270 里），南北204 里（今176 里），总面积63648 平方里（今47520平方里）。其地域包括现在的天水市秦城区、北道区、清水县、秦安县，东部超出了北道区地域，已进入陕西省，到宝鸡市以西约20公里处，南到两当、徽县北缘。这一地域范围，主要在天水市境内渭河流域，故可称为“天水市渭河流域说”。

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一文以图1作为总图，其余五图为分图或局部图的观点出发，认为六幅成品地图共绘有三条水系：一条为放马滩所在的自北向南流的永宁河上游花庙河；一条是自东向西流的西汉水，它们都是今嘉陵江上游的两条支流水系；另一条是自南向北流入渭河的水系，即今东柯河或永川河。这一地域范围，包括今天水市渭河以南部分和陇南地区北部，主要区域在嘉陵江上游地区，故可称为“嘉陵江上游地域说”。

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 〈放马滩地图〉 研究》一文经过深入分析和论证，既肯定以上两说有合理之处，又指出两说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他认为第一图组反映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水市伯阳镇西北的整个渭河流域，并以地图标示的地名、水系和峪谷、亭形物等主要内容为据，结合现代天水地区的实际，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详细说明与论证。关于第二图组，他又从前提条件、地图出土地点、水系与流向等方面，逐一进行了论证分析。认为其地域包括放马滩南北的花庙河，东柯河上游地区。该图组通过东柯河的下游与第一图组所示的东柯河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总体地域概念。两个图组相比，第一图组包括的地域相当广阔，占有今天水地区的1市13 县，而第二图组反映的地域只限于放马滩周围狭小的地区。

（三）关于地图的分类与性质

何双全根据地图的内容与用途，将放马滩地图归类划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三种。图1、3 以居民点和行政建置为重点，并标出县、乡、里治所的位置，属《政区图》；图7—9所绘重点有地形、地貌、河流走向、道路、关口位置和形状，属于《地形图》；图4、5在地形图基础上，着重注明了各地森林分布情况与木材种类，还有各地间的相距里程，故属《经济图》。作者又以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和墓主是军人为根据，认为这些地图是军用地图，带有军事性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

朱玲玲《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一文认为，放马滩地图在性质上与西汉马王堆地图相同，都属于一种区域图。放马滩地图中有三幅绘有森林资源分布与砍伐的注记，内容非常丰富，这一地图集地形、资源为一体，在马王堆地图中则未见。

（四）关于地图中部分地名的研究

放马滩地图中有关地名、河流、山脉及森林资源等方面的注记共有82条。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一文，公布了请李学勤就地图摹本的注记所作的校读释文，为深入研究地图内容提供了方便。朱玲玲认为，82条注记中，现已能够辨识的地名有28条，山名2条，溪名8条，谷名4条，关隘6条。图中注记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社会经济要素，有居民点、道路、建筑物；二是自然地理要素，有山脉、河流、森林、关隘（《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由于这些注记名称既无文献印证，亦难一一对应，故目前的研究只涉及几个重要地名、与水系关隘方面。

1.地名

何双全认为放马滩地图中居民点一类的地名，可以按标记划分为三个等级。以大方框为标记的只有“邽丘”一个地名，是县级地名，但行政级别高于秦统一后的县；以小方框为标记的二级地名共有九个，是民间乡里一级的邽县下属基层行政单位，级别与后来的县相等；其余不带方框标记的三级地名，是乡间的小地名，无行政级别可言（《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

地图中“邽丘”的标记最为突出，论者共同认为放马滩地图是以此为中心并包括其周围地域的地图。何双全、张修桂根据地图标示和文献记载，都肯定了它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伐冀戎”取胜后所设立的邽县。其位置约在今北道区政府驻地或附近。唯李学勤将“邽丘”校释为“封丘”，但未做具体方位考证。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一文对其他地名的研究认为，注记“略”是今天水市清水县贾川一带；“”与“东庐”约为今北道区街子乡和东柯河；“”在今北道区社棠至元龙一段；“虎谷”“燔史关”“苦谷”，约在今陕西凤阁岭一带。曹婉如认为地图中的“邸”为西汉时的氐道，位置在今永宁河上游花庙河与高桥河会合处谷地，即今陇南徽县的太白镇附近（《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张修桂认为注记“略”即西汉的略阳道，位置在今秦安县陇城镇；“”即今东柯河东岸一带；注记“闭”字关口约为《水经注》记载的“僵人峡”关口（《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 〈放马滩地图〉 研究》）。

2.河流水系

学者们对放马滩六幅成品地图的组合拼接多不一致，这就使得他们对图中河流水系的研究存在着分歧。何双全认为六幅成品地图构成了战国时期秦邽县的政区图，因而图中的水系主流即今横穿天水市的渭河，其余均为其大小支流，并将部分河流与《水经注》记载相参照，作了与今水系河流的对应研究。曹婉如则认为六幅地图所绘水系共有三支：在组合图中自北向南流的水系为今永宁河上游花庙河；一条亭形建筑物附近自东向西流的水系为今西汉水，这两条水系均属今长江支流嘉陵江上游水系；还有一条自南向北流的水系，属渭河支流东柯河或永川河。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 〈放马滩地图〉 研究》对有关河流水系逐条进行了仔细的古今对比研究，认为第一图组1 号图中的河流在“邽丘”以东的有注入渭河的牛头河及其支流后川河、耤河、东柯河等水系；“邽丘”以西则有葫芦河、散渡河、咸河等水系及其各支流；在第二图组，南流水系为今嘉陵江水系上游花庙河上游，北流水系属注入渭河的东柯河水系源头。

3.关于亭形建筑物的位置

在放马滩地图2号图中，有一亭形建筑物标记，非常醒目，当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标记。何双全认为亭形建筑标记是西周孝王时封秦人非子为“附庸”于“秦”的处所，后称为“秦亭”，其位置在今秦安县郑川。曹婉如则认为，图上亭形建筑符号，即为西汉陇西郡西县的位置，它位于今天水市秦城区的杨家寺附近。张修桂则根据水系位置与《水经注》记载，认为渭河支流瓦亭水沿岸有古女娲祠，而《水经注》所载的女娲祠，其位置正与亭形标记位置一致，因而，放马滩地图中的亭形符号无疑是女娲祠，其位置在今秦安县西北与甘谷县交界处的王铺、大庄一带。

四 关于地图的绘制技术与历史地位

放马滩地图作为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它的绘制技术和特点，在科技史和地图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尤为学者们所注意，尽管对此学者们的认识还不统一，但都做出了科学的评价。

（一）关于绘图技术与特点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认为，根据西晋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原则，衡量放马滩出土的地图，除了没有明确的分率（比例尺），其余如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程度）、迂直（曲直）等五项均已具备。另外，从图3下方标有“上”字可知，此图方位为上北下南，与现今地图方位标示一致。按图4注记提供的道路里程分析，该图的比例尺约为今三十万分之一。根据地图反映的政区和水系，与今天水市地图相比，多有相合，可见这些地图相当准确，是经实地测量后绘制的。曹婉如则认为若以“制图六体”来衡量，放马滩地图是依准望、道里两项原则绘制的，其余四项原则在放马滩地图的绘制中则不精审（《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

学者们还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放马滩地图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图的具体对比，来探讨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点。何双全认为放马滩地图已有统一的图例，如用大小方框表示居民点及其等级；细而直的线表示道路，用并列半圆形图案表示道路所通过的山峰或桥梁；用粗细不等而又弯曲的线表示河流水道；用圆点、三角、半月形图案表示关隘；用亭形图案表示建筑等。这些图例一直沿用到后代。曹婉如认为地图以河流为主，反映了中国地理学一向重视水文的特点；地图对分水岭也有标示，尤其以图4和图7最为清楚，而且所绘分水岭是一列山系，不是孤立的山峰，这是放马滩地图的一大特色。朱玲玲通过比较认为，放马滩地图与马王堆地图在类别上均属区域图，但放马滩地图属小区域图。放马滩地图与马王堆地图都有一套较为系统的地图要素表示法，两者在居民点与政府驻地、道路、水道河流、山脉等方面的表示法大致相同，除道路外，其余诸项放马滩地图没有马王堆地图表示明确，稍显粗疏。但放马滩地图集地形、资源为一体，则为马王堆地图所未见。这表明放马滩战国秦地图内容及绘制技术有相当水平，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地图学，才能出现此后像马王堆出土的那样准确性高的地图（《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

张修桂先后撰写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天水 〈放马滩地图〉》（上海《科学》1991年第2期）、《两千三百多年前的 〈放马滩地图〉》（《地理知识》1992年第1期）、《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 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等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点。他认为放马滩地图有五大特点：第一，以突出的水系，构成图面的总体框架，是《放马滩地图》最显著的特点。从河流描绘的精确度与河名注记的科学性，反映战国时期地图在水系的表示上，已具较高的技术水平。第二，突出重点，扩大主区，是地图绘制的另一显著特点。第三，基本比例的概念已经形成。具体分析，第一图组的地图仅属示意性质，尚无基本比例的概念可言。但后期制作的第二图组，其基本比例的概念显然已经形成，如图6 可大致算出其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图3已基本符合比例；图4是按一定比例进行扩大的。第四，接合图概念的形成与应用，是放马滩地图的一大创造。虽然接合图在现代大比例尺的分幅图中，应用非常普遍，但在现存的古地图中，却从未发现。放马滩地图图3的接合图，属首次发现，它是放马滩地图作者的一大创造。第五，具备了一套地图要素的表示方法。现代地图的四大要素：地形、水系、居民点、交通线，在放马滩地图中都有相应的表示符号。以上特点除第四项外，其余各点同马王堆地图比较，放马滩地图都不及马王堆地图精致和清楚，但马王堆地图对放马滩地图绘制技术的继承性却是十分明显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放马滩地图除了用单曲线表示山脊线和分水岭之外，在半成品图5上则有闭合山形曲线法，此法表示山体形态、山脉走向、山谷位置清晰醒目，位置准确。马王堆汉墓地图中的闭合曲线地形表示法，国内外学者公认其极先进，近似于现代等高线的闭合曲线法。虽然放马滩地图图5的闭合山脉形曲线法在六幅成品图中没有采用，但它作为一件珍贵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战国时代，这种先进的闭合山形曲线法已经形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放马滩地图的历史地位

放马滩地图的出土，是我国继长沙马王堆地图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朱玲玲《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一文，通过分析先秦地图学的发展与放马滩地图绘制特点的比较认为，放马滩地图为我们提供了先秦时期地图的实证，其绘图技术特别是符号系统已与今图相近，证明我国先秦时期的地图学是发达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张修桂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放马滩地图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第一，放马滩地图是当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根据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我国早在西周初期可能已有地图，但一直苦于没有实物证据。放马滩地图的出土，继马王堆地图之后，又将我国现存古地图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距今已有两千三百余年。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先秦战国时代实物地图的空白。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是公元2世纪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中的地图，它比放马滩地图已晚了将近5个世纪。所以，放马滩地图是当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物地图，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史、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第二，地图内容丰富、精确度较高，代表战国时代地图学的科学水平。放马滩地图的出土，以实物地图的形式，充分证实了先秦典籍《周礼》《管子》中关于当时我国地图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而且，放马滩地图所示的地域和政区又有良好的精确度。

第三，具有较高的制图技术，代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放马滩地图虽然还比较粗糙，不如马王堆地图那么精美细致，但后者继承了以放马滩地图为代表的战国时代的制图艺术，是十分清楚的。马王堆地图采用的一整套制图规则十分先进，这在放马滩地图上已粗具规模。而放马滩地图中水系、居民点、道路、地貌以及关隘、庙宇等地理要素的表示方法，不但大都为马王堆地图所继承，而且也成为后世地图之典范，基本符合现代制图思想，极其可贵，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图方法。在制图艺术方面，接合图的应用是其一大创造；而闭合山形曲线的试制成功，更是一大发明，它已具投影概念的意义，近似等高线的性质，相当先进。总之，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点与历史地位证明：我国先秦时期地图绘制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

五 关于放马滩地图研究的展望

天水放马滩地图的发现，不仅将我国实物地图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一个半世纪，为研究先秦时期我国地图学和地图绘制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与可信的资料；而且，它对研究我国早期县制的起源，揭示今天水地区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面貌以及自然环境变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从目前已发表的关于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的成果来看，学者们就地图涉及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价值，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使天水放马滩地图在我国和世界地图学史、科技史上的重要价值与地位得到确认，证明以天水放马滩地图为代表的我国先秦时期的地图绘制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学者们虽对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技术、特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观点一致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诸如地图作者的身份，地图绘制年代，地图的组合编缀与所示政区的地域范围、地名、河流水系、亭形建筑物方位等涉及地图制作年代和内容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看法不一，而且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差异很大。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研究者所持的学术认识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研究者对放马滩地图摹本与竹简文书资料中的古字释读、断句和连缀不同而导致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同时，研究中又都侧重于地图本身的探讨，而对与之相关的放马滩秦墓其他文物资料的综合研究注意不够，这无疑是一种缺憾。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对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研究，急需尽快整理出版放马滩地图资料和竹简文书等其他文物资料，为研究提供准确、可信的资料根据；提倡和动员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和民族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专家，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专题突破研究和合作综合研究。唯有对天水放马滩地图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先进的绘图技术与特点、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才会有一个新的飞跃和突破。

（原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