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古代文学史料研究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的辑佚问题
——以《孝经纬》为例
张峰屹
（南开大学文学院）
谶纬是理解汉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识，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是，谶纬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尚未彻底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如谶纬是什么？谶纬何时起源及怎样发展？谶纬具有怎样的性质特征？这些基本问题，相互关联，纠结复杂，对它们的认知，无疑会直接影响对谶纬思想的理解和评断。虽经历代学者反复探讨，但由于史料匮乏，学者们的价值观念、思想立场也不尽相同，这些问题迄今仍无普遍共识，各持所见的情况还将长期存续。
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谶纬原文献的辑佚、确认和校理。这个研究工作，与上述谶纬名义、起源演进、性质特征的认识密切相关，不仅仅是“技术性”问题，也是“思想性”问题——它与对谶纬名义、起源演进、性质特征的认识互为因果，因此也不易得到清晰的校理。但是，先行整理出那些最可靠的基本文献，是研究谶纬及与之相关诸问题的首要的基础性工作。
众所周知，存世的谶纬文献形态散乱，被零散地记录或引用在唐宋（含）以前的类书及诸多经、史、子、集及其注笺之中。元末明初开始有学者辑佚；到清代，持续有各种辑佚著作问世，成就尤为卓著。[1]到1994年，先后出版了两种《纬书集成》：一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汇辑影印的明清诸辑佚书本，六月份出版；另一种是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校并标点、整理的排印本，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种《纬书集成》的相继面世，为学界提供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谶纬基础文献，并且各具特色，学术贡献甚大！
但也毋庸讳言，从严谨的学术立场看，这两种《纬书集成》都各有缺憾，尚不能称为完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集成》，只是照原本影印编者所能搜获的明清辑佚纬书，就其出版目标而言，它的主要问题在于：（1）搜集谶纬辑佚书尚不完全，如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人杨乔岳编、杜士芬校《纬书》十卷，可能由于客观原因，未能辑印；（2）有的谶纬辑佚书所据版本不是最佳，如清人殷元正编、陆若璇增订《集纬》（一名《纬书》）钞本，乃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此本有残缺（如佚失《孝经纬》《论语纬》，《春秋纬》也是残卷），不如北京图书馆和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更为完善。其优长和缺憾均较明晰，这里不拟讨论。本文要讨论的是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整理的校点排印本，因为它不仅仅是简单地辑集文献而已，还做了点校和一定程度的编排。这是迄今纬书基础文献唯一的集成并点校、整理本，学术影响甚大。也因此，就更加应该正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在正式考述之前，应先简要阐明本文对几个相关基本问题的认识。
第一，关于谶纬的内涵、基本性征及其流行的基本时限。“何为谶纬”之问题，唐代以来的历代学者多有论说，持见不一。笔者曾撰《历史维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谶纬名义研究之述评》和《两汉谶纬考论》二文，对此一学案做出比较详细的清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简要地说，谶纬的本质属性，是伴随并依附着儒家经学兴起而并生的一种政治文化思潮。辨识谶纬的根本标志，是以谶“纬”经，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以谶议政；换言之，只有当“图谶”“谶记”“符命”等与政治、经学三者在思想上纠结交织在一起的情形下，它们才属于谶纬。因此，单纯的谶言、预测、谶验故事等不应认作谶纬（此类谶语预言，有汉之前、两汉以后迄今均大量存在）。也缘乎此，谶纬作为一种思潮，其发生、流行的主要历史时期也可明确：有汉之前经学尚未确立，故不得有谶纬；魏晋之后，如仅限于预言、占测之类神秘活动而与经学、政治无关的谶记、谶言等，亦不得目为谶纬。谶纬风行，主要是两汉时期的事。
第二，关于汉代谶纬的篇目。谶纬文献在汉代曾有两次官方的整理发布，一次是王莽于始建国元年（9年）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3]；另一次是刘秀于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4]。王莽时期的谶纬，更多是与政权替易直接相关，其所颁行的42篇《符命》，就是直接论证王氏代刘姓取天下的合法性、合理性[5]，而与经学牵合互释的“学理色彩”相对较弱。随着刘秀复汉中兴，这42篇《符命》也就失散并且毫无影响了，今天只能看到一鳞半爪。而刘秀末年颁行的“图谶”，则是一个重要的谶纬文献。首先，它是经过认真整理的，据《后汉书》《后汉纪》《东观汉记》等文献记载，至少尹敏、薛汉都曾受诏于刘秀初年开始校定图谶，彼时参与校定图谶的学者肯定不止此二人[6]；其次，它是刘秀在位的最后一年向天下郑重颁布的。因此，这个“图谶”文献，可以肯定：其形态是固定的，是个定本。可惜的是，它也失传了。
刘秀颁布的这个“图谶”定本，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篇目呢？史无具载。但是《后汉书·张衡传》中张衡上顺帝疏“《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李贤注，提供了重要信息：“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7]这应该就是说，刘秀所颁行的“图谶”，包括《河图》《洛书》四十五篇，《六艺》纬书36篇，合计81篇。[8]《隋书·经籍志一》记载稍详具些：
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9]
《隋志》这个记录有模糊不明之处：据其“孔子既叙《六经》”而又“别立纬及谶”这样的叙述，则经、纬、谶三者之界划应该是分明的，但是其下文所列纬、谶之三个部分的书目篇目，却又比较混乱无序，哪些是纬、哪些属谶，并不很明确[10]；唯有“八十一篇”之数目（无论其包含哪些具体篇目），则与李贤引述张衡之说吻合，可见这是初唐人的共识。
“八十一篇”之中，《河图》《洛书》四十五篇，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篇目，古今学人的说法比较纷乱，迄今尚无明确认识。而“六艺”纬或“七经纬”（加《孝经》纬）36篇，《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李贤注具列了35个篇名：
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一作收）》《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一作泛）历枢》《含神务（一作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一作叶）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一作勾）命决（一作诀）》也；《春秋》纬《演孔图（一作孔演图）》《元命包（一作苞）》《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孶》《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这份七纬篇名目录，包括《易》纬六篇、《书》纬五篇、《诗》纬三篇、《礼》纬三篇、《乐》纬三篇、《春秋》纬十三篇、《孝经》纬二篇，合计三十五篇，比张衡所说“《六艺》四九”少了一种（这缺少的一种，应该用哪一篇补足，古今学人有不同看法）。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最可靠、最明确的汉代谶纬书目。[11]
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汉书·艺文志》并未记录这份“图谶”书目，令人费解。照常理来说，《汉志》虽是班固整理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别录》《七略》）而成，但毕竟经过了班固的修订[12]；班固生于刘秀建武八年（32），卒于和帝永元四年（92），刘秀颁行“图谶”之时（56）他已经25岁了；而且他于明帝时奉诏撰写《汉书》，于章帝时奉诏纂集《白虎通》。无论从其撰作《汉书》的时间，还是从时代思潮及其知识结构来看，都很难理解《汉志》为何没有记录刘秀颁布的“图谶”目录。不得已，一个可能的理解是：班固遵循了刘歆《七略》的体例，虽然没有像后来《隋志》那样在经书之后专列图谶一小类，但是他把图谶类书目分别纳入诸略各类之中了。[13]
今存之谶纬篇名，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の基础的研究·现存纬书篇目一览表》，共有231个[14]。而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系列文章中所论及的篇名，如《白泽图》《师旷占》（均见于《隋志》五行类。《师旷占》，《隋志》称“师旷书三卷”，两《唐志》称“师旷占书一卷”）等，还不在其中。就按安居、中村二氏辑校《纬书集成》所收存有佚文的篇名，也有176个[15]。这些存世的谶纬篇目之中，最为可信的汉代谶纬名目，当然是刘秀中元元年（56）十一月“宣布图谶于天下”所删定的81篇。
第三，关于谶纬的文献形态及其影响。后世辑校谶纬文献，出现各种误收、错置以及字句讹误等情况，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作为谶纬佚文源文献的唐宋（含）之前的类书及经、史、子、集及其注释，它们在引录谶纬文献时，原本就存在各种问题。不仅其基本形态如散金碎玉，杂乱无统，且有引录方式或泛引或具录，或精确或
栝，或节录或综述，或显明或含糊等多种复杂情形；同一条佚文，不同的源文献冠名亦常有大小不一或归属不同的现象。这是辑校谶纬佚文者都要面对的棘手问题：一条残留的佚文究竟应该摭入哪一经纬（谶）的哪一篇，多条佚文之间是什么关系，甚至某条佚文是否属于谶纬，以及可能影响意义理解的字句异文（及讹误）等，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较早出处引述不明确，或者几个不同的较早出处引述不一致等），都会成为费思量、考学识的难题。第一个专力搜辑谶纬佚文的明代学者孙瑴，在其《古微书略例》中即自道：
是集多得之《十三经注疏》及《二十一史》书志、《太平御览》《玉海》《通典》《通考》《通志略》诸大部所援引，中或载数段，或数行，或数句。前所见者，俟后续之；后所得者，征前冠之。中有异同者，诘前后络之。……故其首尾都无伦次，正不必苛其端绪、摘其挂漏也。[16]
谶纬佚文散见于诸书的存留形态，客观上即造成了后世辑校工作的两类困境：一是有些佚文难以准确安顿。尽管历代学者参酌前人成说，并结合自己的判断，尽可能为每条佚名的、泛名的、多名的佚文寻找其某经纬（谶）、某篇目的具体位置——这是辑校佚书时理所当然的工作，但由此也就新生了一些可以仔细商酌的问题；二是佚文字句的异文和讹误较多，并且情状复杂，校订困难。本文以为，今天整理谶纬佚文，安顿每一条佚文的归属和校订佚文的文字，如果没有直接的（至少是间接而有效的）文献依据，或是没有足够的学理依据以及合理缜密的分析判断，则无论是遵循前人旧说还是重作推断，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
对上述几个基本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就可以进入正题了。源于安居、中村辑校《纬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文献数量巨大，本文仅以其《孝经纬》为例，对其辑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一大略揭示[17]。
（一）《孝经纬》的篇名问题
《集成》之《孝经编》共辑录《孝经》纬十五个篇名的佚文，即：
《孝经援神契》；《孝经中契》；《孝经左契》；《孝经右契》；《孝经钩命决》（钩，或作“勾”。决，或作“决”“诀”）；《孝经内事》（内事，或作“内记”）；《孝经内事图》（内事图，或作“内记图”）；《孝经河图》；《孝经中黄谶》；《孝经威嬉拒》；《孝经古秘》（古秘，又作“方秘”）；《孝经雌雄图》；《孝经雌雄图三光占》；《孝经章句》；《孝经纬》（又作“孝经谶”或“孝经说”）
这些篇目是否完全可信呢？这首先与对谶纬性质的认识有关。吕宗力、栾保群为《集成》所作的《前言》有云：“纬书是对一批流行于西汉末年至东汉末年的带有相当神秘色彩的书籍的总称。其内容极为庞杂，涉及天文、地理、哲学、伦理、政治、历史、神话、民俗，以及医学等自然科学。”[18]笔者并不同意其纬书起源于西汉末年的说法（这也是学界通行的说法）[19]，所谓“带有相当神秘色彩的书籍”也太过泛泛，不能明确纬书之根本性质，但是吕、栾二氏对纬书内容构成的描述是准确的，尤其明确指出纬书是两汉时期的产物，笔者深以为然，且以为这是考校后世辑佚纬书是否精确的关键指标之一。
前文说过，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今天还是应该相信初唐人提供的纬书书目。我们先看初唐之前《孝经》纬的著录情况。
[A]《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李贤注提供的《七纬》书目中，《孝经纬》有《援神契》《钩命决》两个篇名。
[B]《隋书·经籍志一》记载的书目较多，除“《孝经勾命决》六卷、《孝经援神契》七卷”外，还有“《孝经内事》一卷”。另外还附有一份亡佚书目：
梁有《书、易、诗、孝经、春秋、河洛纬秘要》一卷，亡。……梁有《孝经杂纬》十卷，宋均注；《孝经元命包》一卷；《孝经古秘援神》二卷；《孝经古秘图》一卷；《孝经左右握》二卷；《孝经左右契图》一卷；《孝经雌雄图》三卷；《孝经异本雌雄图》二卷；《孝经分野图》一卷；《孝经内事图》二卷；《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一卷，又《口授图》一卷。[20]
此外，《隋志三》天文类还著录有“《孝经内记》二卷”；其五行类有“《孝经元辰决》九卷，《孝经元辰》二卷”，又有“《孝经元辰》四卷（自注：梁有《孝经元辰会》九卷，《孝经元辰决》一卷，亡）”。
[C]《日本国见在书目·异说家类》著录：
《孝经勾命决》六卷（宋均注），《孝经援神契》七卷（同注），《孝经援神契音隐》一卷，《孝经内事》一卷，《孝经雄图》三卷，《孝经雌图》三卷（上中下），《孝经雄雌图》一卷。[21]
再来看唐前其他古籍引述《孝经》纬所见之篇目，粗略检索结果如下：
《援神契》，《钩命诀》，《孝经谶》（见《白虎通》）
《孝经援神契》（见《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隶释》卷一）
《孝经中黄谶》（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宋书·符瑞志上》）
以上就是传世文献所载唐前《孝经》纬书之篇目[22]，本文以为应该视为今天考论《孝经》纬书目的基本依据。
把上述传世文献所载唐前《孝经》纬篇目与《集成》比对，可以清晰地看到：《集成》比《隋志》少了《孝经元命包》《孝经分野图》《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口授图》《孝经秘要》《孝经元辰》六种；比《日本国见在书目》少了《孝经援神契音隐》《孝经雄图》《孝经雌图》三种。与此同时，《集成》又比唐前篇目多出《孝经河图》《孝经威嬉拒》《孝经章句》三种（其他互见之篇目，名目也不尽一致，可能有所异同）。
《集成》多出来的篇名，究竟来自哪里呢？下面再把明清以后辑佚纬书中辑录《孝经纬》篇目的情况，用表格列出来：
续表
很明显，《集成》多出的《孝经河图》《孝经威嬉拒》《孝经章句》三个篇名，乃是沿袭了明清的辑佚纬书。而明清辑佚纬书又是辑自哪里呢？
《孝经河图》，辑佚书中首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仅辑录一条[23]，置于《孝经纬》佚文之末，作为《附录》。马氏按语云：“《孝经河图》，《隋志》无此目，意其引《孝经纬》及《河图》也。然无明据，姑依所题，附录于此。”[24]此条佚文，乃辑自《太平御览》卷一三五之注文。乔松年《纬攟》亦辑录了此条佚文，并且把马氏漏辑的另一条[25]也辑录出来。依现存传世文献考核，《孝经河图》这个篇名，出自宋初《太平御览》，其可信度较之唐初书目，可能还是要再打些折扣。而把《孝经纬》与《河图》合成一个篇名，本身亦颇为奇怪——因为二者有纬、谶之别，故马氏有“意其引《孝经纬》及《河图》”之说。
《孝经威嬉拒》，辑佚书中首见于明人孙瑴《古微书》，辑录仅一条佚文[26]，乃辑自《太平御览》卷三五六（按：与宋本《太平御览》录文略异，然义涵无差）。杨乔岳《纬书》也辑录此篇，因笔者未见该书，不知具情如何。清人黄奭《通纬》亦辑录此条，然于摭入《威嬉拒》外，又据清河郡本重复辑入《援神契》（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此条文字之篇名，即为《孝经援神契》）。乔松年《纬攟》亦辑录此一条，并云：“《唐类函》作《援神契》，误。”可见，《孝经威嬉拒》这个篇名，从今存文献看，也是出自宋初之《太平御览》。且也，此条佚文还有两属于《援神契》《威嬉拒》之问题。
《孝经章句》，辑佚书中亦首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马氏有《序》云：“《孝经章句》一卷，撰人缺。按：隋唐《志》均无《孝经章句》之目。其书大指言五星及列宿占验事，亦纬谶之属也。考《隋志》注云：‘梁有《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一卷，又《口授图》一卷，亡。’意此二书之佚文欤？”[27]马氏所辑《孝经章句》佚文共三十四条，均出自唐人瞿昙悉达于玄宗开元年间编撰之《开元占经》[28]，分见其卷二五、二六、三二、三四、六一、六二、六三、七九、八〇、八一、八二、八六。黄奭《通纬》亦辑录《孝经章句》佚文，但仅有八条，亦全出《开元占经》，分见其卷二五、二六、三三、三四、三九、四〇，与马氏所辑有较大差异——具体出处有所异同，并且似是只保留了文字、内容相对比较完整者。《孝经章句》这个篇名，虽出自《开元占经》，但是初唐之前纬书书目并无记载。马氏把它辑录出来，只是因为“其书大指言五星及列宿占验事”，故推测它“亦纬谶之属”；即便如马氏所推定，它是《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口授图》二书之佚文，也还不能确定它究竟是不是汉代谶纬书。
总之，《集成》多出的《孝经河图》《孝经威嬉拒》《孝经章句》三个篇名，尽管均有唐宋典籍之依据，但还不能坐实为汉代谶纬书。
鉴于上述，关于《孝经纬》之篇目问题，尚有可进一步申论者。
首先，如何对待传世文献记载的唐前谶纬篇目？这不仅是谶纬研究的基础或曰起点，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问题。笔者以为，研究历史问题，还是要坚持以扎实可靠的史料为立论根基之原则，同时，可在切合学理和历史思想文化语境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理断”——而这种蠡测推断，实为见仁见智，考校着研究者的学术水准。具体到谶纬篇目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扎实、可靠并且充足的文献根据，今天还是要相信初唐人提供的书目、篇目，不可单凭研究者对谶纬的思想认识，去判断唐前谶纬篇目的真伪，此其一。其二，《隋志》记录的谶纬书目、篇目，包括初唐时尚存的纬书和已经亡佚的纬书（存目）两部分。这两类情形的纬书中，除去有明确标注者（如“郑玄注”“宋均注”“郗萌撰”）外，都有何者为汉代纬书、何者为魏晋以后纬书的问题。这就需要穷搜、排比所有相关的文献史料，结合研究者切合学理和历史思想文化语境的精确判断，进行一番艰苦的甄别——而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初唐人提供的谶纬书目及篇名，应该视为极重要的依据。当然，由于史料乏征，初唐书目、篇目中不少的纬书著述，可能一时还难以做出准确可信的判断。但无论如何，依据可靠的文献史料，基本相信初唐谶纬书目及篇目——此二者，至少是现在判断谶纬书目、篇名及相关问题时，应该坚持的原则。
其次，是纬书辑佚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这涉及多个繁复问题，择其要者：第一，涉及辑佚者对纬书之性质和时限的理解。安居、中村二氏在其《集成·解说》中论《孝经纬》，有云：“从以上所述来看，纬书是在不同时候、由不同的人做成的。总之，存在于东汉的《孝经纬》只有《援神契》和《钩命决》（尽管后世能见到许多篇名），其他各篇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基于各种目的而制造出来的。”[29]既是如此，为何还是把汉代以后产生的谶纬篇名及其佚文辑录进来？这就与二氏对纬书之性质和时限的理解有关——这是一个谶纬研究者需要彻底思考清楚的问题；而无论如何理解，都应该毫不含糊地阐明其学理和自己的认识。第二，涉及辑佚的工作原则和目标。辑佚当然以竭泽而渔、搜罗殆尽为最理想，但同时更需要准确，需要辨伪。换言之，搜辑“完全”仅是辑佚的基础目标，而做到“完全并准确”才是辑佚的终极目标。只以篇目而言，《集成》所辑者，较之初唐书目、篇目乃至明清各辑佚书目，都有所增益，那些多出来的书目、篇目（即使出自明清学人所辑），它们是否凿实可信呢？笔者以为应该尽可能进行辨伪工作（限于史料等客观因素，当下难以辨伪者可以作一说明，暂时阙如）。这一点，清人乔松年《纬攟》便做得较好（尽管他做得并不彻底）。第三，涉及辑佚的体例和方法。辑录佚文，当然要根据现存传世文献之实际情状进行，存有佚文者要尽可能辑出来；但是那些可靠的并且有书名、有篇名而今天不存佚文者，本文以为亦应作“存目”处理——虽无佚文，但应保留其书目、篇目，以示纬书之整体面貌。不宜因为某些纬书于传世文献中不存片言只语，就连其书名、篇名也舍弃不录了。
（二）所辑佚文之真伪问题
《集成》辑佚中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分类列举，并作简单论说。
《集成》有沿袭明清旧辑，将非谶纬文字作为谶纬佚文辑录的情形。例如：
神农长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头（头，《路史》作愿），龙颜而大唇，怀成钤（钤，《路史》作铨），戴玉理。（《集成》第965页，乃据《广博物志》录文）
此条最早出自南宋罗泌《路史·后纪三》[30]，未明示其出处。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五辑录，亦未注明出处[31]。而孙瑴《古微书》卷二八则摭入《孝经援神契》。《古微书》辑录文献均不注明出处，清道光中钱熙祚校订《古微书》，始补增其佚文出处[32]，此条之出处注为“《广博物志》”。董斯张、孙瑴同为明末人，年齿相当（唯董氏英年早逝），钱熙祚说孙瑴乃引据董氏是可能的。但问题是，董氏并未注明此条佚文之出处，孙氏何以摭入《援神契》？若无其他根据，窃臆测之，盖因董氏于此条佚文之前一条“伏羲山准，禹虎鼻”下注为“《援神契》”。但是，董氏于本条佚文及其后一条“黄帝身逾九尺……”之下，并未注出处。而于再后一条“黄轩四面，非有八目……”下，则注明出自“《刘子》”。盖孙瑴乃是沿用董氏上一条佚文（即“伏羲山准，禹虎鼻”）之出处，而将此条佚文及后一条“黄帝身逾九尺……”均摭入《援神契》的。但是，核之董氏《广博物志》编例，凡两条以上并见某书则连续编排，在第一条下注明出处，再于最后一条下注明“上”或“并上”，并没有“未加注者出处即同上”之体例。孙瑴的做法，可能并不恰当。清人的辑佚纬书，如《七纬》《玉函山房辑佚书》《通纬》等[33]，皆依从孙瑴，或有直接嫁名董氏《广博物志》者。唯乔松年《纬攟》不收录此条佚文[34]，并于其卷一三《古微书订误》云：“罗泌《路史》未言是纬，孙氏摭作《援神契》，妄也。”而《集成》虽是以乔氏《纬攟》为底本，却仍据《古微书》等收录此条佚文，编入《援神契》。显然是为了求全，而轻视了文献的准确与否。
下面这个例子，情形相同：
黄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朵，修髯，花瘤，河目，隆颡，日角，龙颜。（《集成》第965页，乃据《广博物志》录文）
此条佚文，最早也出自《路史·后纪五》（《集成》误作《路史·后记三》），未明示其出处。《广博物志》卷二五编录，亦失注出处。而《古微书》卷二八摭入《孝经援神契》（其原因盖亦同上述），清人之《七纬》《玉函山房辑佚书》《通纬》等皆依之。乔松年《纬攟》卷一三《古微书订误》已指出其并非谶纬文字，不予收录。《集成》仍据《古微书》等辑入《援神契》，求全却失考。
以上两条佚文，最早出处《路史》均未言其为谶纬文。自孙瑴误判为谶纬佚文，后人一直沿袭此误。《集成》虽于此二条佚文下特别注明“无纬名”，较之明清辑佚书似更为谨慎，但仍然延续《古微书》之误判，辑入《孝经援神契》篇。此类情形，即使这些佚文像极了谶纬文，若没有源文献的明确依据，亦不当辑录。在这一点上，乔松年《纬攟》的做法是可取的。
（三）所辑佚文之归属问题
《集成》延续了明清辑佚纬书中存在的多种失误，问题最大且情形多样者，当属佚文归属问题。择要分类例述如下。
1.佚文误置入篇。如：
伏牺之乐曰立基，神农之乐曰下谋，祝融之乐曰属续。（《集成》第984页辑入《孝经援神契》，失注出处；又其第1012页辑入《孝经钩命决》，云据《礼记·乐记》疏、《路史·前纪》辑录，而录文与此有异：均无“之”字，“曰”均作“为”）
此条佚文，唐宋古籍引录之实情如下。
孔颖达《礼记·乐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引作：“《钩命决》云：伏牺乐为立基，神农乐为下谋，祝融乐为祝续。”罗泌《路史·前纪八》注引作：“古非帝王不作乐，《孝经钩命决》云：伏羲氏有立基，神农氏有下谋，祝融氏有祝续。”王应麟《玉海》（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卷一〇三录作：“《孝经纬钩命决》：伏羲氏曰立基，神农氏曰下谋，祝融氏曰属绩，少昊乐曰九渊。”他们都明确说出自《孝经钩命决》。清人之《七纬》《玉函山房辑佚书》《通纬》皆从之。唯贾公彦《周礼·春官·大司乐》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云引自《孝经纬》，无具体篇名，文作：“伏羲之乐曰立基，神农之乐曰下谋，祝融之乐曰属续。”据上述实情，则这条佚文理当仅辑入《孝经钩命决》，而将贾公彦《周礼·大司乐》疏附后或写入校语。
而《古微书》卷二八则把这条佚文摭入《孝经援神契》，却并未辑入《钩命决》，甚是奇怪，不明其根据为何。乔松年《纬攟》则两置于《援神契》《钩命决》。乔氏于《援神契》仅录“伏牺之乐曰立基”一句，出处注为“字典”。按：查《康熙字典·丑集·土部》“基”字，其原文为：“《孝经纬》：伏牺之乐曰立基。”并无具体篇名，显然是迻自贾公彦《周礼·大司乐》疏。乔氏将此句辑入《援神契》，实际是依据《古微书》。
《集成》完全依从《古微书》和《纬攟》，两置入《孝经援神契》《孝经钩命决》。于《援神契》录文下，失注出处；于《钩命决》录文下，出处注为“《礼记·乐记》疏、《路史·前纪》”，实则其录文乃是辑自贾公彦《周礼·大司乐》疏。然则，《集成》不仅延续了孙瑴以来将此条佚文误入《援神契》之错误，它自己标注佚文出处也失于混乱。
2.不仅误置入篇，同一条佚文还被辑入不同经（谶）的篇目中。如：
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时。（《集成》第1028页辑入《孝经河图》；又其第1144页辑入《河图握矩记》）
此条佚文，《太平御览》卷一三五注、《路史·后纪一》注及《广博物志》卷九注，均引自《孝经河图》（《路史》《广博物志》之引文，“时”字作“应”）。
而《古微书》卷三三摭入《河图握矩记》，未知何据。《通纬》从之。而《玉函山房辑佚书》更摭入《诗纬含神雾》，自注云：“《路史·后纪》卷一注引《诗纬含神雾》《孝经河图》。”[35]今见诸本《路史·后纪》卷一注，唯有“《孝经河图》云”，并无“《诗纬含神雾》”字样，未知马国翰是否另有其他版本依据。在《孝经河图》的此条辑文下，马氏又注云：“《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引《孝经河图》。按：《孝经河图》，《隋志》无此目，意其引《孝经纬》及《河图》也，然无明据。姑依所题，附录于此。”[36]在这里，马氏十分严谨地把此条佚文作为附录处理。《纬攟》卷一三《古微书订误》以为“《御览》《路史》皆引作《孝经河图》”，不当摭入《河图握矩记》。
《集成》则两摭入《孝经河图》《河图握矩记》。于《握矩记》所辑佚文下注出处为“《路史·后纪一》注、《御览》卷一三五”，并且也说明了此二出处之篇名均“作《孝经河图》”，却依然沿袭了《古微书》之误，将此条佚文并置入《河图握矩记》。
3.较早出处引述某条佚文，本来只称其类名而无具体篇名，却被辑入某个具体篇目之中。如：
日和五色，明照四方。黄白失信，赤青夺明，黑多暴害。乖离失信则慢。（《集成》第957页辑入《孝经援神契》；又其第996页辑入《孝经中契》）
此条佚文，源出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五引“《孝经契》曰”，无具体篇名。而《太平御览》卷三、（宋）吴淑《事类赋》[37]卷一注及（明）陈耀文《天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均录其前二句（文作“日神五色，明照四方”），均谓出自《孝经援神契》。《古微书》、杨乔岳《纬书》（此种未见，此据《集成》说）、《玉函山房辑佚书》均从之。而《七纬》《纬攟》均未辑录此条佚文。
尽管《开元占经》并无具体篇名，但《太平御览》注为“《援神契》”，或有所本。后人辑佚，将此条佚文录入《孝经援神契》，亦不为失据。清人中，唯黄奭《通纬》遵从《开元占经》，专列《孝经契》篇名，且仅辑此一条。窃以为黄氏的做法似较谨慎。
而《集成》并未采取《孝经契》这个类名，并且于《孝经援神契》《孝经中契》二篇目中均录入此条佚文。其辑入《援神契》尚有依据，但同时又辑入《孝经中契》，据其“资料”标注，乃是遵从《汉学堂丛书》本《通纬》。问题是，黄奭此编之《孝经中契》篇名下并无此条佚文，殊为奇怪！
4.同一条佚文，较早出处所题篇名不一，乃以己意辑入不同篇目中。如：
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集成》第1004页辑入《孝经钩命决》；又其第964页引首句辑入《孝经援神契》，第391页引首句作“三皇无文字”，辑入《尚书纬》）
此条佚文，出自贾公彦《周礼·春官·外史》疏及《秋官·司圜》疏，云引自“《孝经纬》”；又其《周礼·地官·保氏》疏引“三皇无文”句，谓出自“《孝经纬援神契》”。孔颖达《尚书序》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引“三皇无文字”一句，则说出自“《尚书纬》及《孝经谶》”。杜佑《通典》[38]卷一六三《形制上》注引“五帝画象，三王肉刑”二句，云出自“《孝经纬》”。《路史·余论二·书契说》有云：“《书纬》与《孝经援神契》则俱以为‘三皇无文’……”《玉海》卷六七《舜象刑》引录贾公彦《周礼·司圜》疏，即标注出处为《孝经纬》，无具体篇名；又其卷三七《三皇五帝书 古三坟》引“三皇无文”句，亦云出自“《孝经纬》”，也无具体篇名；又其卷四四《周六书 书名》引“三皇无文”句，则云出自“《孝经纬援神契》”。总之，唐宋古籍引录此条佚文，有《孝经纬》《孝经援神契》《尚书纬》《孝经谶》四个出处。
而《古微书》卷三十则摭入《孝经钩命决》，且仅置于此篇，未知何据。钱熙祚为其补注出处为“《周礼·外史》疏、《司圜》疏”，而上文已揭明，贾公彦于彼处只说“《孝经纬》云”，并无具体篇名。
清人诸辑佚纬书辑录的情况是：
《七纬》据《周礼·保氏》疏，辑入《孝经援神契》。
《玉函山房辑佚书》亦录入《孝经援神契》，注云：“《地官·保氏》疏引首句，作《孝经援神契》，与《钩命决》文小异。孙氏并入《钩命决》，今移正。”[39]马氏从孙瑴所辑《钩命决》中移出此条佚文，置入《援神契》，无疑是正确的。唯《古微书》卷三十《孝经钩命决》所辑那段所谓文字“小异”之文，即：“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马氏自注其出处为“《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何休注，徐彦疏云《孝经说文》”。马氏谓出自何休《公羊传》注是对的，但是嫁名徐彦谓出自《孝经说文》，则有误。[40]徐彦原文为：“‘孔子曰云云’者，《孝经说文》言：‘三皇之时，天下醇粹……’”[41]徐氏是引用《孝经说文》之语来解释何休注的这段引文的，并非何休注之引语出自《孝经说文》之义。而孙瑴《古微书》将何休《公羊传》注“孔子曰”云云这段话，摭入《孝经钩命决》，仍是不知何据。马氏于此亦并无辨正。
《通纬》据《古微书》摭入《钩命决》，又据《周礼·外史》疏、《司圜》疏摭入《援神契》。
《纬攟》据《周礼·保氏》疏，辑录“三皇无文”一句入《援神契》，确有根据。但是，乔氏又自注云据《周礼·外史》疏、《司圜》疏，将本条佚文摭入《钩命决》，则实为误人（因贾公彦只说出自《孝经纬》，并无具体篇名），其实际依据乃是《古微书》。此外，乔氏将何休《公羊传》注之引文删除了“孔子曰”三字，归入“泛引孝经纬”，确为谨慎；但是自注出处为“《公羊》襄二十九年引《孝经说》”，又误矣（理由见上）。
《集成》乃据唐宋明清所有说法，将此段佚文分别摭入《尚书纬》《孝经钩命决》《孝经援神契》；又将何休《公羊传》注文（“三皇设言民不违”云云）辑入《孝经纬》。考据不甚严谨，延续了孙瑴以来的错误。
以上述说《集成》辑录谶纬佚文的篇目归属问题，本文的分类并不十分严谨，容有交错，盖仅为指出明清以来辑佚纬书之错谬也。从上述几个例证，约略可见：（一）谶纬佚文辑录之失误，往往源自孙瑴《古微书》（当然，后人也时有各式各样的新生错误）。（二）明清辑佚纬书均各有优长和缺漏，未可从一而信（相较而言，乔松年《纬攟》更为精确一些，但也存在不少错误）。故今人重辑或考订谶纬佚文，应该直接依据唐宋（含）以前的相关古籍进行；明清的辑佚纬书，只可作为参照。（三）安居、中村的《纬书集成》，虽号称以乔松年《纬攟》为底本，但时时旁逸斜出，甚至不惜违背乔氏正确的判断，唯务求佚文全备无遗漏——实际上是以明清全部辑佚纬书为其依据，所谓“底本”仅为“基本参照”而已。职是故，其佚文的辨正工作薄弱，延续了孙瑴以来不少失误，文献的准确性可靠性不足。
三
上文以《孝经纬》为例，从篇目核定、佚文真伪、佚文归属三个最重要的方面，例叙《集成》当中存在的辑佚问题。实际上，《集成》还存在佚文增删不当、漏辑、重出、佚文连缀或排序失当以及字句讹误、文字脱漏、句读不当等多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详说了。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述谶纬佚文辑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只安居、中村《纬书集成》，也是明清以来谶纬辑佚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若概括言之，大体可以归结为佚文真伪（把非谶纬文字辑作谶纬佚文）、佚文归属（把谶纬佚文错置甚或妄置入篇）、辑校失误（佚文各种讹误、漏辑及点校错误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第三种情况，即把不是谶纬的文字当作谶纬佚文和遗漏及点校失误等，是无可争议的错误。第二种情况的发生，即谶纬佚文之归属问题，不排除一个或存的原因，即也许谶纬篇章本来的样貌就是比较混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42]。不过，这应该不是正常现象。少数共传的说法在不同篇章互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存在比较多的互见条目，尤其在性质不同的经（谶）中有较多的互见错置，对于曾经刘秀组织删定并宣布于天下的、拥有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文献而言，无论如何是不可理解的。并且，根据上述，由辑佚者（尤其是首位专力辑佚者孙瑴）将佚文臆断入篇的情形也比较普遍[43]。只不过，由于谶纬原文献全部散佚，今天已经很难对此一问题做出精准的校考。
[1] 明清时期重要的谶纬辑佚著作：（1）陶宗仪《说郛》所辑纬书（宛委山堂百廿卷本，涵芬楼百卷本）；（2）孙瑴《古微书》三十六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嘉庆二十一年陈世望对山问月楼重校刻本；嘉道间张海鹏照旷阁墨海金壶本等）；（3）杨乔岳编，杜士芬校《纬书》十卷（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4）《易纬》郑玄注（文渊阁《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5）清河郡本《纬书》（已佚）；（6）殷元正编，陆若璇增订《集纬》十二卷（一名《纬书》，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有收藏，以平江苏氏钞本较完善）；（7）赵在翰辑《七纬》三十八卷（清嘉庆十四年侯官赵氏小积石山房刊本；有钟肇鹏、萧文郁点校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8）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清同治十三年刊琅嬛馆补校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203册）；（9）黄奭辑《通纬》（江都朱氏1937年刊《黄氏逸书考》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208—1209册）；（10）乔松年辑《纬攟》十四卷（清光绪三年强恕堂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84册）；（11）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纬书类》（清光绪二十年钞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206册）；（12）陈乔枞辑《诗纬集证》（清道光二十六年小琅嬛馆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
[2] 参见张峰屹《历史维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谶纬名义研究之述评》，载《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11期转载）；《两汉谶纬考论》，载《文史哲》2017年第4期。
[3]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2页。
[4] （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页。
[5] 《汉书·王莽传中》载，《符命》四十二篇，包括“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王莽传中》还引录了《符命》的“总说”部分，对其内容作了稍为详具的说明（文长不引）（以上见班固《汉书》，第4112—4114页）。根据这些说明，则所谓“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极可能有相互交叉者，《符命》四十二篇可能并非严谨的定本。
[6] 参见张峰屹《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的考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8—349页。
[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张衡传》，第1913页。
[8] 张衡所说“篇录已定”的“《河》《洛》五九，《六艺》四九”，是否就是刘秀所颁行的“图谶”篇目？尚需更直接的文献证据。若据《隋书·经籍志一》所述，则81篇纬书（《河图》《洛书》45篇、《七经纬》36篇）尽管“出于前汉”，可都是孔子及之前的著作（《隋志》与张衡所说的81篇是否相同？也还需要确证）。但《隋志》此说可信性不足（此点应是共识），这81篇里是否有孔子之后以至汉人所作者？似乎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若以存世谶纬佚文考核之，更确定无疑）。此其一。其二，张衡说81篇“篇录已定”，从一般情况看，他或是说早已有定（比如先秦时期就已确定——但未见《隋志》之外的文献记载），或是指刘秀确定并宣布的图谶（而不大可能是指王莽颁布的那42篇《符命》）。依据当时思想文化情势推测，指刘秀颁布者的可能性更大。故本文暂作如此论述。实际上，张衡上顺帝疏有诸多谜团，与本文直接相关者，如“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云云，由此可见：第一，张衡明确反对“八十篇”（应就是81篇，取其成数而言）；第二，似是平莽时即已有81篇的定本或成说了（但史无记载）。张衡这里所谓“八十篇”，是否就是《隋志》所述者？若然，《隋志》又说它们都是孔子及之前的谶纬书。按照今天的理解，至少也包含着早期的部分谶书——也就是包含着张衡在上疏中明确认可的先秦“谶书”。若不然，“八十篇”又是指什么？另外存在一个“八十篇”的可能性应该不大。然则，张衡到底反不反对81篇？还是他只反对81篇中的一部分？“《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又当怎样理解？凡斯种种，都还需要深刻考索，明确体认。
[9] （唐）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41页。
[10] 根据后世的一般认识，其第一部分《河图》《洛书》属谶，《隋志》却列在最前面。由此也导致后人认知之歧义，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四《四部正讹·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即云“《河图》《洛书》等纬，皆《易》也”——既判断为纬，又归之于《易纬》，或即源于《隋志》如此记述。第二部分的《七经纬》属纬，应无疑义。而其第三部分中，《尚书中候》《诗推度灾》《泛（记）历枢》《含神务（雾）》《孝经勾（钩）命决》《援神契》这六个篇目，如果从其翼经的性质看，均应属于“七经纬”，后世辑本也均辑入纬书，并且，除《尚书中候》外，另五个篇名都在《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李贤注开具的“七纬”之中，但是《隋志》却把它们跟《洛罪级》《杂谶》等一起，放在了《七经纬》之外，似是说它们不属于“《七经纬》三十六篇”。此外，《洛罪级》一种，陈槃以为是《尚书中候》的一个篇名，这可能是根据《隋志》把它列在《尚书中候》之后而作出的判断；而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则根据《开元占经》引用该篇时往往冠以“洛书”之名，认为当属于《洛书》之纬（见《纬书集成·解说·关于〈尚书中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五行传》一种，乔松年《纬攟》卷十三《古微书订误》认为并不是纬书。而这两个篇目，《隋志》都置于第三部分。
[11] 陈槃对《隋志一》和《后汉书》注开列的谶纬书目有所怀疑，其《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谶纬互辞考》云：“以三十六篇为纬，《隋志》以前，未有闻焉。三十六纬之篇目，李贤以前，亦未有闻焉。……《隋志》以下，以三十六篇为七纬非谶之说，实无据。”（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156页）陈氏所以不相信初唐史臣、学者提供的书目，是因为他主张“谶纬无别”，这两份书目（尤其《隋志》的叙述）不能支持他的观点。但是，八十一篇之数目，《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明确说引自“衡集《上事》”，而《隋志》和《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李贤注记载的两份书目也必当有其依据，非随意编造者。如果没有直接而可靠有效的证据能够证伪，仅凭“今天不见于唐前典籍”之理由来作论断，还是不足以否定这两份书目的可信性。
[12] 班固绝非照抄或者简单编辑刘氏父子原作，应可确定。以《艺文志》而言，清人章宗源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今仅存其史部十三卷），其卷八“《七略》七卷”条下按语云：“班固因《七略》而志《艺文》，其与歆异者，特注其出入，使后人可考刘氏原本。”章氏并以诸书引《七略》文相校，举出不少例证，指出《汉志》有“异《七略》之旧文”“未取”《七略》和“虽依《七略》而语多从简”三种情况（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据开明书店原版重印本，第5002—5003页）。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也说：“班固以《七略》为基础加以删改……有的是对篇目和分类进行调整……有的增入，有的删除，有的调整入别类之中。……班固还对《七略》原文作了改写。”（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0页）唯缘《别录》《七略》亡佚，今已无从详知刘、班之异同。
[13]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大量类似图谶的书籍，择其显明者，其《兵书略》“兵阴阳”类，有如《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别成子望军气》六篇、《辟兵威胜方》七十篇等。其《数术略》著录尤多：“天文”类有如《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图书秘记》十七篇等；“五行”类有如《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十二典灾异应》十二卷、《钟律灾异》二十六卷等；“形法”类有如《宫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六畜》三十八卷等；而其“蓍龟”类、“杂占”类，更不必列举，全都是预测占验一类书籍。另外，谶纬思潮与阴阳五行家思想具有深切关联，梁启超曾统计《诸子略》阴阳家、《兵书略》阴阳家和《数术略》五行家这三类图书的数量，说：“即以此三门论，为书一千三百余篇，对于《艺文志》总数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已占十分之一而强。其实细绎全《志》目录，揣度其与此等书同性质者，恐占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载《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8页）这些与图谶关联紧密的阴阳五行家的著述，大多属先秦时期，但亦不乏西汉人的作品。
[14] 包括：《易纬》37，《尚书纬》11，《尚书中候》23，《诗纬》6，《礼纬》8，《乐纬》5，《春秋纬》37，《孝经纬》33，《论语纬（谶）》9，《河图》41，《洛书》11，其他谶类10。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の基础的研究》第二篇所附《现存纬书篇目一览表》，汉魏文化研究会1966年刊行。
[15] 包括：《易纬》24，《尚书纬》8，《尚书中候》21，《诗纬》4，《礼纬》4，《乐纬》4，《春秋纬》29，《孝经纬》15，《论语纬（谶）》9，《河图》43，《洛书》15。
[16] 本文引用《古微书》，均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9年影印张海鹏照旷阁《墨海金壶》本。
[17]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两位日本学者辑校谶纬佚文的工作，用力久苦，耙梳细致；尤其研究纬书的许多著述，见解大都公允精深，令人十分敬重和钦佩！然而讨论学术问题，有圣训“当仁不让”者；事关谶纬基础文献的准确与否，未可轻忽，于此似可不揣冒昧也。冀同道谅之！
[18] 《纬书集成·前言》，第2页。
[19] 详见张峰屹《两汉谶纬考论》，《文史哲》2017年第4期。
[20] （唐）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一》，第940页。按：关于《隋书·经籍志》自注中“梁有某某”部分，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四（方诗铭、周殿杰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八（《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上海开明书店原版）以及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1938年原版）等，都认为乃是迻录自萧梁阮孝绪之《七录》。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默认此说，故其《集成》在考述纬书篇名时往往有“《七录》有某某篇”之说。然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则认为：“（《隋志》）所注‘梁有’，不止《七录》一家。……或以为‘梁有’诸书皆《七录》，不尽然也。”姚振宗之说更加合理可从。
[21] 《日本国见在书目》，（清）黎庶昌辑：《古逸丛书》影旧抄本，广陵书社2013年影印光绪十年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刊本。
[22] 宋人书目，两《唐志》“《孝经》类”，均著录“《孝经应瑞图》一卷”；其“谶纬类”，均著录“宋均注《孝经纬》五卷”；其“五行类”，均著录“《孝经元辰》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天文类”还著录“《孝经内记星图》一卷”。此外，元人脱脱等《宋史·艺文志》“五行类”著录“《孝经雌雄图》四卷”。大抵均见于唐前篇目（具体名称或有异），可为参照，本文暂不以为据。
[23] 此条佚文为：“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时。”见《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影宋本）卷一三五之注文。
[24]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续修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537页。
[25] 此条佚文为：“少室之山，大竹堪为釜甑。”见《太平御览》卷九六二。
[26] 此条佚文为：“欲去恶鬼，须具五刑，令五人皆持大斧，著铁兜鍪驱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近人也。”
[27]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续修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531页。
[28] （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7册。
[2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校：《纬书集成·解说》，第54页。
[30] 《路史》传本较杂乱，相对完善者为《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据明万历三十九年乔可传校刻本重校铅印），本文即以此本为据。参见朱仙林《罗泌〈路史〉版本考辨》，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3期。
[31] 董斯张：《广博物志》五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980—981册）。董氏此书摘编文献，多数注明来源；也有少量失注出处者，本条佚文即是。
[32] 李梅训：《〈古微书〉版本源流述略》，《文献》2003年第4期。
[33] （清）赵在翰：《七纬》，钟肇鹏、萧文郁点校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清）黄奭《通纬》，1934年朱长圻补刊《黄氏逸书考》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208—1209册。
[34] （清）乔松年：《纬攟》十四卷，（清）光绪四年强恕堂初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纬书集成》收录。
[35]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续修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372页。
[36]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续修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537页。
[37] （宋）吴淑撰并注，冀勤等校点：《事类赋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
[38]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
[39]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续修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514页。
[40] 明杨慎《古音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五歌》引“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云云，谓出自《孝经纬》，亦未知何据。
[41] 《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312页。
[42] 研究谶纬的学者，似乎都默认谶纬原文献本即杂乱，这可以陈槃为代表。其《古谶纬书录解题（七）》云：“谶纬之类，大都彼此互相钞袭。孰为先后，未可知也”；“案谶纬之书，大都互相剽袭，故往往大同小异。……至于孰为抄袭，孰为先后，今则莫能详矣。”（《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页，第539页）这个判断，其实是根据存世谶纬佚文作出的。明清已还各种谶纬辑佚书确是互相错杂，就是作为谶纬佚文主要原始出处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和《太平御览》等，及其他唐宋之前典籍所引录的谶纬文段，也有较多文字相同（或相近）而篇名不同等情况。此种文献形态，今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原文献本身就混乱（如陈槃所说），但也不排除类书及其他典籍引录时发生错谬，或是类书及其他典籍流传翻刻中产生错误之可能，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如辑佚者臆断等）。安居香山曾一再强调：存世谶纬佚文可能与汉代谶纬原文献不尽相同（参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の基础的研究》第一篇第一章《纬书思想研究における问题の所在》，东京：汉魏文化研究会1966年刊印），惜乎这个看法似未能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按常理说，谶纬思潮在汉代（尤其后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且其图书曾于后汉初年由刘秀组织删定，之后郑重宣布于天下，似不当“大都互相剽袭，往往大同小异”。今存的杂错佚文，并不能呈现谶纬书原貌。其错乱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一）魏晋以后，谶纬遭到不同程度的禁毁，其地位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二）谶纬本身的神秘特质决定了它易于被改造和利用。如此，因各种需要而附益、篡改甚至伪造之事，也就不难发生。
[43] 参见乔松年《纬攟》卷一三《古微书订误》，即可见其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