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黄河流域的历史人文地理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而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被称为中国的“母亲河”。历史上，黄河流域曾经长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摇篮，但是，历史上频繁的灾害，又使黄河被称为“中国的忧患”。黄河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黄河人文资料极其丰富。黄河流域的人文地理除受到黄河流域自然条件的影响以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黄河流域人类的活动和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及影响。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随着时间的变迁，与自然地理变化的同时，黄河流域的人文地理现象变化迅速，经济、人口、城市、文化等历史人文地理领域都在发生变化。

（一）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的发展

黄河流域，土地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农垦区域。根据多方面资料综合分析，历史上，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原始农业阶段。主要是仰韶文化至商代以前，农具以石器为主，人口很少，黄土高原植被保护得很好，黄河含沙量极少。农业主要种植粟子为主，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起步时期。

（2）粗放农业发展阶段。主要是商周至春秋中期，农具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青铜器和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人口也大量增加，农田面积扩大，黄土高原的农业开发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3）半农半牧农业发展阶段。从战国时期到唐朝末年，这一时期，农垦范围逐步扩大，黄土高原的植被受破坏的程度也逐步加剧。特别是秦始皇派军队实行屯垦和汉武帝移民实边二次大规模屯垦运动，使黄土高原农田面积迅速扩大，自然植被受到很大破坏。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以匈奴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放弃了原来开垦的农田，恢复为草原牧场，黄土高原的植被又有一定程度的恢复。黄河中游地区也主要是以戎狄各族人民活动的而又以畜牧业为主的畜牧区。据叙述战国至汉初经济情况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山西饶材、竹、榖、、旌、玉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3]说明黄河中游地区植被茂密，畜牧业发达。隋唐五代时期，情况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经济生活由牧变农。

（4）农田大肆开垦阶段。从北宋至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的农田得到了广泛开垦，成为当时主要的农业发展区域。随着农田开垦面积的扩大，黄土高原的植被也被破坏殆尽，导致泥沙流失严重，黄河也成为著名的泥沙河流了。

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大量泥沙堆积，形成了黄河下游两岸广阔的平原和滩涂，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同时，黄河泥沙的沉积也导致河床的抬高，形成了地上河，决口漫溢已成为下游地区历代政府重点解决的问题，也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最大的威胁。

就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品种及产量而论，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产粮大区，黄河是一条非常有创造力的河流，黄河泥沙中携带有丰富的有机质，每决口一次，就等于给土地上了一层肥料，对土壤的改良非常有好处，一年过后，生地就会变成熟地，非常适合耕种。但是，黄河又是悬河，特别是下游地区，泥沙沉积严重，导致黄河决溢频繁，水患严重。所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既怕黄河但又离不开黄河，每次洪灾过后，人们又会重返家园。

（二）人口的变迁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初步的农业开发。

黄河流域，植被茂密，土壤肥沃，生活资源较容易获得，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之地。特别是黄河两岸的自然环境为传统社会历代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我国早期最重要的文明发源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先民不断地改造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黄土高原区域以求得良好的生存环境。这些工作包括清除林木、改造水道、养殖禽畜、发展种植业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生产技术的限制，人们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小的。受人口游动和生活资料来源不稳定的影响，人口的增长不可能很快。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器的出现，使人类开发大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铁农具的运用使土地利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铁锄的使用，使人们芟除草木、开垦荒地空前便利。犁的发明，引进畜力助耕，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这就使流域内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而且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粮食增长率。

古代时期，很多朝代都出现过人口的迁移问题，这是与生存环境的改变分不开的。黄河流域出现人口转移是人与自然环境产生矛盾而做出的无奈选择。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与水争地”，导致河床狭窄，降低了蓄洪、行洪能力。战国至西汉时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人口高峰期。西汉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充分说明黄河流域垦殖事业的兴盛。《史记·河渠书》载：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水利的兴修扩大了垦荒，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西汉的垦荒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西汉前期，经济发展很快，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且分布不平衡，黄河中下游一些地区已出现人稠地狭的问题。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汉书·地理志》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垦田面积达8270536顷（合今5亿多亩），这个数字可能过大，但耕地面积增加很快当属无疑，加上西汉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小麦等高产作物的推广，使西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在建国数十年后即达到相当的繁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在汉平帝二年时，形成历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总数达5959万多人，而黄淮海平原地区“人口达到3294万，占西汉全国人口总数的57.1%，人口密度也居全国之冠”。[4]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开发殆尽。有些地方为盐碱地，土地瘠薄，产量很低。人们为了糊口，开始“与水争地”，垦种黄河堤内滩地和池泽周围的土地。史称：“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5]黄河堤内有广阔的滩地，由于河水泥沙填淤，土地肥美，人们不仅在堤内耕种，而且建筑房舍居住，又筑民埝（生产堤）以自保。堤内修筑重重民埝，导致河床狭窄，所建民埝、房舍又产生阻遏作用，造成河水流动不畅，加剧了主河道淤积。特别是北方地区，两汉时期，汉匈和亲政策的实行，缓和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我国北方地区大肆开发，黄土高原的森林植被也遭到破坏，加剧了黄土高原水土的流失。发生洪水，极易决溢成灾。

东汉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仍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局部地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人口问题。东汉末年的战乱造成人口大减。王粲《七哀诗》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当时悲凉景况的生动写照。经三国至西晋司马氏统一全国，史载人口只有1600多万。西晋短暂的统一后随即分裂，黄河流域进入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时期，到处残败不堪，土地荒芜，人民死徙，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繁荣已不复存在，到处呈现的是一派萧条凄凉、地广人稀的景象。一些地方的农田一度曾被改为牧场。自然植被有所恢复，河患减轻。

唐代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多，对黄河流域的开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后来有人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耙亦满。”反映出当时耕垦的强度。于是黄河流域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开垦，人口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到了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户数增加到906万户。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急剧衰落，这可以说与黄河流域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恶化密切相关。

明代的开垦成绩很大，似乎始终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有学者做了这样的估计，在明初1400年（明惠帝时），人口为650万—8000万，耕地面积为3.7亿亩；到1600年（明神宗晚期），人口达2亿，耕地为6.7亿亩。[6]土地面积的增长显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到了清代，前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很快出现令人忧虑的问题。雍正曾说：“国家休养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乾隆当政时，人口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已觉察到迅速增长的人口给耕地带来日益沉重的压力。有人指出：“盛世滋生人口日众，岁时丰歉各处难一。以有限有则之田土，供日增日广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余。”[7]所以，在康乾时期，国家能够开垦的土地全部开发了，包括黄河流域的还能开垦的土地，也包括黄土高原、南方的山田和湖田。人口大大增加了，但是，自然环境却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到了清中后期，黄河流域中游一些地区如山西、陕北的贫民在今内蒙古地区的开垦，给这里的牧区带来了一定的风蚀问题。史籍记载，清后期有不少来自山西偏关和平鲁的农民，在今内蒙古境内清水河一带垦荒。结果很多人“因所垦熟地或被风刮，或被水冲，是以……弃地逃回原籍”。[8]清水河北面的托克托城和林格尔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时人写道：“从前开垦之始，沙性尚肥，民人渐见生聚。迨至耕耨既久，地方渐衰，至咸丰初年，即有逃亡之户。”[9]原因是“承种地亩，均被沙碛碱废，不堪垦种”。[10]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区因垦殖不当，水土流失等问题日渐加剧。渭河流域的西安府宁陕厅，清代时涌入大量江、楚客民，他们垦山种粮，“至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冲压”。在华州，川广游民纷至沓来，垦地播种苞谷，伐木砍柴，焚烧木炭。每遇暴雨，非冲开峪口，水势奔腾，沙石冲压地亩，淤塞河身。河水涨溢冲入田庄，田毁人亡。洪水的发生对徐州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无数的田园和屋舍被吞噬，地区农业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或者绝收，从而导致食品匮乏，物价上涨，饥荒横行，人口大大减少。为了求生活命，灾区人民不得不离开家园，流徙他乡。造成“所到之处，饿殍盈野，村落成墟……”之惨状。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徐、萧、沛、丰、邳、睢宁俱大饥，人相食……”[11]崇祯十三年（1640），睢宁县先大旱，后因黄河决口淹没，“灾情严重，人互相食，年壮者皆流亡外地”。[12]清雍正十一年（1733），人口直降到23.7万。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丰县境内蟠龙集处黄河决口，洪流泛滥下泻，铜山、邳州、睢宁及下游地区一片汪洋，发生“灾民流离失所，四散逃荒，至有人相食之现象”。

（三）涌现了众多治河人物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就在这里有组织地进行生产活动，砍伐森林，垦殖农田，从事农耕，发展农业经济。时日推移，黄河流域由聚落而城邑，由城邑而都会，生息繁衍，人文鼎盛。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忧患。由于它善淤、善决、善徙的自然特性，加上古代在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上的落后，人们在利用改造中难免有所失误，几千年来，黄河的决溢泛滥，给流域人们招致了严重灾难。面对这种灾难，人们没有屈服，而是出现了许多治河驭水、抗灾御难的英雄人物。从禹开始，历代以还，史不绝书，受到人们的景仰。《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 《孟子·滕文公上》赞他：“三过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黄河的治理。从禹以后，我国历代的治黄人物，都是本着禹公而忘私的伟大精神，在治黄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汉书·王尊传》记载的东郡太守王尊，在黄河洪水期中，“躬率吏民”,“止宿庐居堤上”。当水情紧急时，“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求止尊，尊终不肯去”。这种临危不惧的忘我精神，即是历来治黄先贤中缵禹之绪的一个例子。此后，历代治黄人物，他们毕生奉献于黄河水利事业，对黄河的河性水情有精深的研究，并且在长期的治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汉书·沟洫志》记载大司马史张戎所说：“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对黄河含沙量的这种估算，至今仍然不无意义。东汉王景曾指挥数十万河工修建从荥阳到千乘海口的堤防千余里，《后汉书·王景传》记载了他的治黄业绩：“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中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更令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明潘季驯治黄达二十七年，《明史·河渠二》记载了他的治黄理论与实践：“筑堤障河，束水归槽，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历代的治黄人物不胜枚举，他们的治黄精神和业绩，为黄河人文景观记录闪烁着无限光辉。

历代治黄人物不仅为黄河的兴利除害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后世留下大量的文化财富，这就是卷帙浩繁的治黄著述。像河渠志：《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元和郡县志》《宋史·河渠志》《金史·河渠志》《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金史纪事本末·河决之患》《明史纪事本末·河决之患》《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和《再续行水金鉴》《读史方舆纪要》《河南通志·河防志》《山东通志·河防志》等历史文献著述；还有专门的治河著述，像《黄河图说》《治河方略》《明代河渠考》《治河要略》《水部式》（残缺）《太平寰宇记》《天下郡国利病书》《历代治河扼要》《河山集》，等等，这些文献资料和著述，上起先秦，下迄近代，有的推究黄河的自然环境，有的研讨黄河的人文概况，有的叙述河渠分布与沿河形势，有的记载决溢时堤河救治过程，有的列举堤防兴修和水利设施，有的探索治河的理论与方法，有的研究黄河水患对下游城市发展的影响。真是汗牛充栋，不可估量。黄河以一条河流而拥有如此丰硕的著述，实为世界水利史上所罕见。所有这一切，也都是黄河人文景观中值得自豪的记录。

（四）水患对城市变迁的影响

明清两朝，黄河下游频繁的溃决和泛滥，淹没了城市，冲毁了田宅，导致了人口的消亡，给沿黄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危害。黄河中下游的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了城市经济的衰退，城市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第一，黄河水患引起城市形态的变迁。明清两朝，黄河频繁决口、漫溢和改道，对下游城市造成了一次次的毁坏，许多城市被洪水淹没，据文献记载，被洪水淹没城市和被冲击的城镇数以千计。河南豫东地区、山东西部地区、安徽北部地区和江苏北部地区众多府州县都被洪水淹没过。有的城市被迫迁址，有的毁后重建，有的环境遭到破坏，数年之后才能够恢复。

第二，黄河水患导致下游城市环境的变迁。黄河洪水淹没了村庄，冲毁了房屋，泥沙覆盖了城市和周边村庄的农田，土地“皆斥卤不可耕”[13]，农业生产显著衰落，影响了城市发展的内源动力。水患还破坏了黄河下游的水系，导致水运交通的瘫痪，影响了城市发展的外源动力。

第三，黄河水患导致城市经济的变迁。黄河水患导致城市人口的增减，历史时期，黄河流域出现了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值高峰。秦汉时期，是第一个黄河流域土地开发时期，出现了西汉时期的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魏晋隋唐时期，是第二个黄土高原土地开垦的高峰，形成了唐朝时期出现的第二次人口高峰。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出现了第三次开发高潮，流域内土地开发殆尽，导致水土流失严重，人口虽然增长了，但引起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患肆虐有加，给下游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带来巨大的灾难。随着城市人口的减少，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也随之出现衰落，原来“邑中九万家，舟车遍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黄河决溢，河道淤塞，舟楫不通，城市商品贸易衰落，许多城镇也因为水陆交通的改变而由盛转衰。

第四，黄河水患导致了城市社会习俗和文化生活发生改变。灾荒严重引起社会的混乱，流民增多，匪患猖獗，社会治安令人惶恐不安。社会风气的恶化，出现了重武轻文、好斗、尚力、赌博等不良社会习气，社会秩序混乱，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加速了王朝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