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杨义
人生总有因缘，因缘模塑着人生。我出生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小半岛上，是大海的子孙。曾作《偶题》诗说：“我从海上来，来观人间海。书叶且为舟，岂惊浪澎湃。细汗洒巨涛，鱼龙走惊骇。直上银河去，回首东方白。”因此，我到澳门大学任讲座教授设立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南中国海历史文化研究”，带领冷川、李思清、龙其林三位博士后学人进行为期数年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两部论文集、六部学术资料集的成果集成。
文学地理学是我近年研究的重要领域，我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的学术命题。该命题除了关注大陆各大文化板块的研究，另一个很重要的关注领域就是海洋文化的研究。大陆各大文化板块的研究，不仅包含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太极推移，还牵动其对角线的文化效应，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山地文化和江河源文化，以及它们凝聚成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的风貌，诗骚、李杜的地理文化诗学分析，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剪刀型效应等。文学地理学布下这些棋子，足以产生全盘皆活的效应。
一 南中国开发的五个维度
南中国海文化拥有五个历史维度，秦始皇充实岭南、南越国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冼太夫人奠定南中国海与中原的联系、妈祖沟通信仰血脉、利玛窦推进西学东渐，这使南中国海成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前沿区域。我们谈论的南中国海地区，主要是指南海及其周边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地区。从明朝后期开始，南中国海地区即成为西学东渐的主要通道，西方思想、文化和科技经由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陆传播，在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同时，南中国海也由此奠定了中国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人文基础。
南中国海地区的开发，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徐广《正义》曰：“五十万人守五岭。”[1]《史记·南越列传》又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乃召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陆贾还报，孝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2]1983年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南越王墓”挖掘时，在出土的印章中有“赵眜”的玉印和“文帝行玺”的金印，因而“赵胡”的真名是赵眜。墓内陪葬文物，证明南越王已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比名闻天下的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南越王墓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物品主要为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西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其中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尤其珍贵。[3]这些文物证明，在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蓝色的玻璃牌饰是意大利的工艺。这些文物连同汉武帝时期南越献驯象、能言鸟的记载一起，都说明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且2000多年前就已与海外有着密切的交往，比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时间还早。[4]南越在被汉武帝平定后，分立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
在谈论南中国海的历史文化之时，不能忘记公元6世纪俚人首领、岭南圣母冼太夫人。[5]她是广东省电白县电城镇山兜村人，与北燕皇室南来的后裔高凉郡太守冯宝联姻，平息了今广东省境内的俚族原住民与中原人士的冲突，促进了中原人和俚族的和解，引海南岛各部落归附南梁，并开始设立崖州，使海南岛真正成为古代中国中央王朝设立的正式行政区。南梁侯景之乱时，冼夫人率兵击破高州刺史李迁仕，并与都督陈霸先联合。陈朝建立后，冼夫人即率众归附陈朝。隋文帝出兵南下灭陈朝后，她又以岭南地区全部归属隋朝管辖。番禺人王仲宣谋反，她派孙子冯盎讨伐，击败王仲宣。是役，冼夫人亲自被甲，率领军队，保护隋文帝使节裴矩招抚岭南各州，使苍梧郡南越族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裴矩，隋文帝册封冼太夫人为谯国夫人，总领俚族各部及岭南六州兵马。番州总管赵讷贪污，苛待人民，使南越各族人民叛乱。隋文帝委托冼太夫人招抚叛民。冼太夫人亲自带着诏书，自称使者，遍历十余州，宣述隋文帝之意，劝谕各部，所至皆降。因此岭南圣母冼太夫人以其九十高寿，成为沟通南中国海与中原政权的重要桥梁。
在南中国海的精神文化脉络中，妈祖信仰与妈祖文化是一个典型。妈祖文化起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本名林默，父亲林愿，宋初官海上巡检使，母亲王氏，生一男六女，妈祖最幼，生后不啼不哭而被称林默娘。长大后，能识天文，预知气象，乐善好施，经常出海帮助海上渔民躲避风浪，还独自进山采药帮助当地的民众，邻里乡亲们都称其为神姑、神女。公元987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默娘为了救渔民而葬身于大海之中，享年只有28岁。岛上居民为了纪念这位乐善好施的姑娘，便于湄洲岛的最顶峰修建了一座庙宇，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妈祖庙——湄洲妈祖祖庙。妈祖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受到22个皇帝，36次册封。其封号分别为：宋绍兴二十六年封灵慧夫人、绍兴三十年封灵慧昭应夫人、乾道三年封灵慧昭应崇福夫人，以及绍熙三年的灵慧妃、元志元十八年的护国明著天妃等，是受褒封次数最多，封号字数最长的民间神灵。据记载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十月，清军水师提督施琅奉旨率三万水兵驻扎莆田平海镇，等待乘风东渡台湾。当时正遇干旱，军中缺水。平海天后宫旁有一被填废井，施琅命令挖掘，并暗向妈祖祈祷，井挖好后泉水甘口，解了百姓、兵士用水之难，泉水从此不竭。施琅以为这是神赐甘泉济师，亲书“师泉”二字，流传至今。[6]宋元时期，泉州是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元政府为了发展海上贸易，将妈祖引进至海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泉州港，成为泉州海神，又因漕运及海外交通的发展，成为全国性海神并远播海外。妈祖文化现在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精神纽带。妈祖信仰在台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超越族群意识、社会阶层的主流民间信仰。台湾拥有全世界3/4的妈祖庙，台湾信奉妈祖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2/3。据不完全统计，国外有135座妈祖庙，分别分布在韩国、新加坡、美国、法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2009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文化更是成为了全人类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属的精神财富。
使南中国海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公元16世纪取道澳门来华的利玛窦，南中国海自此成了中国吸收外来文明的前沿地域。利玛窦这位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1582年（明万历十年）由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9月10日到肇庆，带来了圣母像、世界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结识两广总督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其在肇庆建立“仙花寺”传教，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翻译了《十诫》《天主经》《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汝夔（太素），以好友和弟子的身份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利玛窦把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赠送给达官贵人。利玛窦又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22日，利玛窦在南昌成功预测了一次日食，成为了一个闻人，并登堂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同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9月7日抵达北京。次年返回南京，结交了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和徐光启。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利玛窦抵达北京，进献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万历皇帝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7]作为西学东渐的成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还创造了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这些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促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8岁，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
二 新教来华早期传教士与口岸文人梁发的意义
在我指导的三位博士后学人中，李思清由我带领、得到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提供的便利，阅读了馆藏的东印度公司和早期海盗的材料，又搜集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藏书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传教士档案的缩微资料，辩译了一批手稿文献，打开了19世纪前中期中西文化激荡交融之窗。他撰写的《新教早期译名之争背后的英美竞争——以差会档案为线索》一文，揭示了英美两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在“God”译名问题上的对峙与竞争。发生于1807—1877年的这场争论并不复杂，无非是一方主张以“上帝”译“God”，另一方坚持用“神”来译。美国传教士多为“神派”，英国传教士多为“上帝派”。译经委员会中，美国传教士娄礼华的选择是“神”。投票的结果，是美国人的三票对英国人的两票，赞成“神”的一方胜出。双方都不肯妥协，导致上海译经委员会的决裂。翻译意图与论争意图错位，使得译名之争既取得了一定的学理深度，也带有浓厚的意气色彩。差会档案中的相关史料表明，译名之争也是另一种形态的英美竞争。传教士个人的译名主张常与所属阵营保持一致。至于远在母国的差会总部，也或多或少地左右着“译名之争”的走向。自始至终老老实实地译经的，要推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克陛存（M.C.Cubertson）。克陛存等人来华传教是受了娄礼华的鼓动。1844年6月22日，卢壹、克陛存夫妇、哈巴安德、露密士等长老会传教士乘坐“科霍塔号”来华，同年10月抵达澳门。克陛存夫妇在澳门逗留三月余，之后前往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前往宁波。1845年5月18日长老会宁波传道站组建时，克陛存当选本堂牧师，后又前往上海，参与并最终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工作。
由于洋商及传教士的到来，19世纪前期华南海岸上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文化职业。印刷工梁发便受益于这样的新文化职业。嘉庆十五年（1810年），梁发受马礼逊之雇为其刻印中译本《圣经》中的《使徒行传》。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年），梁发又被马礼逊和米怜等雇用前往马六甲，继续从事刻印宗教宣传品的工作。与米怜、梁发一同前往马六甲的，还有其他几个雕刻印刷工人。米怜等人在马六甲筹建了英华书院及其印刷所，并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4年9月，东印度公司为排印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特派汤姆斯来澳门建立印刷所，从事中文铅活字的研制。他们雇佣中国刻工在铝合金铸成的刻坯上刻汉字。历时七年，终于用这批汉文铅活字及英文活字将整部《华英字典》印刷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用铅活字印刷的出版物，标志着凸版机械化印刷术传入中国，连同输入了出版自由、天赋人权和开发民智的观念。梁发与马礼逊的相遇，是一位中国边缘人物与西方主流文化的相遇。梁发对马礼逊、对基督教的接受模式，体现了清朝境内边缘人群与主流文人的分野，也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梁发之子梁进德先后服务于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耆英，他作为中国人梁发和美国人裨治文共同培育的年轻人，从此开始走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舞台。梁氏父子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位移，创造了中西化洽的民间模式，这比中、英两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碰撞要远为文明和人性。民间交往的活力正在于此。
《岭南群雅》成书于1813年，是当时岭南文人自编的同人诗集。1807年马礼逊来华开启了中国近代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岭南群雅》作者群体所处的，正是中西文化交流大幕重启的时代。当时岭南地区的文人学士究竟是否了解“别的国土和人民”，了解到什么程度，他们的观点究竟如何？《岭南群雅》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样本。其中的“岭—海”及“夷—洋”书写，能够反映当时岭南文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与“习得”。岭南文人颇多“海隅嗟道穷”之类的感慨，其“岭—海”书写尚未跳出传统诗学话语的窠臼。而“洋行夷宝”对岭南文人的影响也是多重的，文化上的隔膜确实存在。自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设关，广州成为中西通商的前哨。岭南文人的治生途径除了科举仕进或游幕四方以外，主要是出任塾师或讲席书院，受雇为外国行商、来华传教士们做事的也有不少。《岭南群雅》的作者群体多为布衣文人。编者刘彬华虽曾中式，并授翰林院编修，但他绝意仕进，回到家乡出任越华、端溪两书院讲席。岭南文人之所以多对仕途敬而远之，除科场失意不得不另觅他途的无奈，也有对宦海凶险的顾虑，更有对恬淡闲适生活的向往。在当时的广州，有功名但不热衷仕进的除刘彬华外，还有何南钰、谢兰生等，他们分别是粤秀书院、羊城书院的山长。著名诗人张维屏也在羊城书院任职，为首任监院。他们的薪水颇为可观。嘉庆六年（1801年）任粤秀书院山长的冯敏昌年薪达704.4两白银，另课席17.6两。谢兰生年薪也有400两。另一个出路大约是岭南文人所独有的，即从事外商或来华传教士所提供的买办、家庭教师、中文助手、翻译、学徒、印刷工之类的工作。例如唐荔园的主人、广东南海人邱熙（1773—1851）就因科场失意而出走澳门，受聘为东印度公司买办，西人称其为A.Heque。梁发受马礼逊之聘为印刷工，罗森受卫三畏之聘随赴日本等均是。刘彬华、谢兰生、张维屏们的人生选择是主动的，而邱熙、梁发、罗森等人的选择则是相对被动的。前者仍处岭南社会结构之上层，后者的地位相对较低。岭南文人也因此呈现出守成者愈守成、西化者更西化的两极分化现象。
尽管岭南文人比内地文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洋商、洋人，但“洋行夷宝”对岭南文人的影响有可能是逆向的。有好感，也有反感；有关切，也有漠然。李坛《澳门歌》云：“潭洲东下环巨洋，群仙奔赴迭郁苍。惟天设险界绝域，澳门岌嶪横中央。龙盘虎踞势交会，天海一气通精光。日月之行若出里，鲸鲵上引星辰翔。东南际天国万数，背趾相望此握吭。红毛鬼子蜂屯集，峩舸大舰交风樯。殊方异物四面至，珠箔翠羽明月珰。古称裔夷不乱华，羁縻敢使窥边防。”李坛对澳门历史、风物并不陌生，但他诗中流露的，仍是敌卑我尊（称洋人为“红毛鬼子”）及夷夏之大防（“裔夷不乱华”）的观念。黄安涛有两首涉及西洋的诗，其中之一是《海上杂诗》之八，诗中写道：“番泊鸡洋外，乘潮西复东。来从占宋国，去阻石尤风。啁哳能言鸟，苍茫贯月虹。野心殊叵测，屯守若为功。”“啁哳”及“野心殊叵测”等词句，均反映了黄安涛对西洋的敌意和轻蔑。海盗自海上来，意在劫掠财物，骚扰的是民生；传教士也自海上来，意在传播福音，挑战的是中国千年一贯的政教秩序——至少在岭南官员及儒生看来是如此。因此，海上来“寇”与西洋来客同时引起岭南文士的警惕。由于缺少交往，不少中国人直到19世纪末叶仍据《山海经》的记载来理解和想象外国及外国人。例如，因《山海经》中有“贯胸国”的记载，高葆真在跟武汉当地人的交谈中发现，有中国人仍然坚信外国人的胸口处是有窟窿的。总体来说，欧西人士的中国书写，比中国人的欧西书写要丰富、生动、充实、深入得多，他们毕竟来到了中国本土，不像中国人仅凭书本、传闻甚至想象。当然，有限的认知仍然体现了岭南世界的文化新变及中国文人“开眼看世界”的愿望。
到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洪秀全受到梁发《劝世良言》一书的影响，创立拜上帝教，使此书成为太平天国史、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梁发成了基督教新教第一批中国信徒中最有成就、最具影响的一位。麦沾恩说，“梁发现在已经不止是属于中国的教会，并且简直是属于全世界的教会了”。梁发的圣经译释文字表明，虽然他的文字仍是文言的底子，也并未放弃对“文”“雅”的追求，但是俗、浅、易懂才是首要的目标。梁发为何不称他的书为“劝世文”或“劝世良文”，而是取名“劝世良言”？这说明梁发的主观想法是写得更通俗易懂。马礼逊、梁发特别关注中国民间流传的谚语、俗语，以及四书五经中的劝善语句。从1830年起，由于梁发、屈亚昂以及马礼逊之子马儒翰都在身边，马礼逊将原来主要在马六甲进行的印刷出版事务改在了澳门，梁发的布道文章写作也更加积极、活跃。《劝世良言》的文体自觉强化了梁发的意义，他以“言”字而非“文”字命名其书，表达了自己的通俗追求。他所受到的西学及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也让他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劝世、劝善文体的改造与超越。
三 19世纪中期报刊及中西文化碰撞
龙其林随我出访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我的57种书，邀我一一签名，龙其林则搜寻馆藏的原始报刊，后又到广州中山图书馆翻阅大量报刊，写成《南中国海历史文化研究的报刊视角》一文。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这份报纸在中国的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我国本土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而且其所反映的传教士笔下的鸦片战争前夕的南中国海地区中西交流报道，也使我们对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程度与中国本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途径、态度有了更直接的认识。它面向中国人尤其是广州的民众宣传西方宗教思想、科技观念和新闻报道，形成了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文化的生动描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设立了《东西史记和合》《地理》《论》《贸易》《通商》等栏目，力图向中国读者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希望通过这些科学、技术、思想的输入，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蛮夷观念和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刊物中特地设计了两个人，首先为思想开放、亲近西方文化者，其次为观念保守，对西方科技、文化持犹疑态度者。随着此两人对话的进行，最后多以思想开放者说服观念保守者为结局，从而印证着西方文化较之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彼此又谈论起对外贸易的利弊，从而将这场为时持久的争论进行到了更深的层面。刊物的编撰者很清醒地意识到海外贸易对于民众生活物资和国家赋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不断地在各期报刊中反复强调这一主题，试图从思想角度转变国人的华夷观念，将西方国家视为贸易上的伙伴，“茶叶大量输入英国，英国输华物资在铅、锡、棉花之外，却无相应的货物输出，为求贸易上的平衡，英国只得支付白银，每年从本国和印度流入中国的白银在100万两以上，最高年度（1820—1821）达到556万两以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曾经描写了一位来自厦门的商人林兴到新加坡一带从事海外贸易，买胡椒、燕窝、豆蔻、丁香等货，最后赚取了丰富的利润，解决了家庭生活的窘困。一些南中国海地区的中国商人，甚至上海、泉州、厦门地区的商人也都纷纷参与对外贸易，他们中的一些人漂洋扬过海，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生活、贸易，“广东潮州、广州府、嘉应州、福建漳州、泉州府，而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日食难度。故市井之穷民迁安南、暹罗、南海各洲地方，觅图生意”。
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号上，编撰者对其出版动机和理想进行了阐述，为我们理解这份刊物的创办背景提供了契机。在创刊号的《序》中，编撰者写道：“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也。”又说：“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弃之言者也。结其中外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忽远人之文矣。”这是刊物为中国读者撰写的出版说明，显示出其对中国文化的亲近与友好态度，强调中外文化的互补性。《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撰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对待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了这种身份上的微妙差异。鸦片战争时，郭士立更是成为英国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其指挥作战。在参与签订《南京条约》的过程中，郭士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后来担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在鸦片战争前，虽然新教传教士们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多持赞同态度，但在如何处理鸦片问题上则多是反对立场。他们基于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量运输鸦片。
肇始于鸦片战争前夕的南中国地区的中英文报刊开始了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上从封建趋于近代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历史舞台，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捩与曲折，为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萌芽提供了思想温室。东南亚所出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报刊，在香港、广州等地创办的《遐迩贯珍》《香港新闻》《中外新闻七日录》等报刊，以及许多南中国海地区的报刊，如《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依泾杂说》《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各国消息》《中国丛报》《广州记录报》《广州周报》《遐迩贯珍》《香港新闻》等，都展示了传教士创办报纸的目的及方式。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传教士在南中国海地区创办中文报刊至少有76种，成为其在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刊物展示了“米怜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的史学篇章”“麦都思与最早的比较历史编年体史书《东西史记和合》”“‘外国史’与 ‘万国史’——马礼逊父子的《外国史略》和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等内容。“西学从南洋漂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南中国地区的报刊扮演了大众传媒的角色。在1872年的《香港华字日报》的缩微胶卷中，发现了1901—1923年的孙中山轶文31则，这些材料此前均未收入已出版的各种资料。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于鸦片战争前夕的南中国海地区文化景观的勾勒，并不是完全符合现实情形中的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而是经过了其文化过滤和精神筛选之后，精心建构起来的一个文化他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很显然是经过了传教士们的宗教、立场、思想、情感等多重需要净化之后的图景。如果说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号上，编撰者们对于刊物宗旨的强调主要为宣扬中外友好、文化共通的话，那么郭士立在英文报纸《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撰写的文章中，则在传教士同行面前直接透露了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深层目的：“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之至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撰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
520册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广州大典》收录4064种文献典籍，完整而系统地记录了广州这一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的变迁和发展，其中大量篇幅翔实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清朝于1757年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此时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后又列为“五口通商”的重镇。《广州大典》展示了鸦片战争后，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开放，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但这种不正常的开放方式使得城市消费处于畸形发展状态。近代广州城市消费方式的多样化，表现为近代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崛起，烟馆、茶楼、戏院、妓院成为随处可见的场所。来华西人经常开设私塾学堂，免费或以低廉学分招收中外学生，教他们同时学习英文、中文、地理、物理等知识，使他们能够较早地具有较为宽广的视野。许多报刊还通过介绍刊物来宣传西方传教士及其文化价值观念。在近代岭南报刊中，来华西人中的光辉形象系列中除了牧师、教师、编辑外，最为成功的当属医生系列报道。伴随西方文化的逐步传播，各类翻译自西方的书籍在广州城中有了销售渠道与读者，各种关于机械、天文、地理、历史、人物等著作都可以买到。外出经商、游历或者学习、工作的中国民众越来越多，身处海外的中国人不断通过游记、书信等描摹着自己的异域见闻。清人赵光编撰的《赵文恪（光）年谱》中这样记载当时广州城的繁华盛况：“是时粤省殷富甲天下，洋盐巨商及茶贾丝商资本丰厚，外籍通商者十余处，洋行十三家。夷楼海船，云集城外，由清波门至十八甫，街市繁华，十倍苏、杭。中日宴集往来，古刹名园，游迹殆遍。”[8]一批常年居住于新加坡的广东人，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勇于闯荡海外的先行者，为近代以来浩浩荡荡的出国潮拉开了序幕。在异域文化的刺激下，广府文化迅速彰显其宽容并蓄、开放多元、实干重商的特性。
广州之外，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地位特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中的其《葡萄牙国志略》记述：“明嘉靖三十二年，西洋船趋濠镜者，言舟触风，涛水渍湿贡物，愿暂借濠镜海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许之。时仅草舍数十间，后商人谋利者，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西洋人居澳自汪始。”[9]又记述：“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不能与西方人做买卖，同样也不准给外国人当老师、走访外国人、与外国人同宿一处或崇敬他们。只有澳门港不受这一排外政策的限制。澳门是一个长期由中、葡政府联合治理的定居点，地貌狭长多山，是一个很秀美的半岛，由中国南部沿海珠江三角洲上最大的一个岛屿向西南方向伸展出来。19世纪30年代，澳门人口35000，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在中国和葡国官方批准下，那里的外国人生活比较安稳。从6月中旬至9月间，澳门常受台风威胁，除此之外的其他时候澳门的天气温和清爽，给人很舒适的感觉，而在其炎热的季节中，人们便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傍晚的时候，人们从家里或花园的阴凉处出来散散步，英国人和美国人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区域溜达，葡国人则喜欢在迤逦的港湾附近闲逛。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学习中文，而且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可以谨慎地劝人入教。由于这两类行为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均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澳门在中国传教史上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总部在澳门存在已久。美部会广州传教驻地的开辟者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1830年报道说，澳门有12—15座教堂，但前往的人并不多；天主教小区共有40—50名神职人员。澳门同样也是新教的天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在这里生活了25年多，首部《华英字典》的编撰和《圣经》的中译本都是他在这里完成的。”[10]俄罗斯航海家笔下，澳门呈现出一种没落的辉煌态势：“澳门呈现出没落的辉煌。那些占地很大、带大院落和花园的高大建筑大部分是空的，住在这里的葡萄牙人大大减少了。最好的私人府邸都是荷兰和英国洋行的大班们的。他们在这里一般要待15—18年，因此不仅想要好房子，而且要按照自己的风格修造它们。生活在这里的英国人有可观的收入，这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自己奢华又享受的生活需求，使他们显得与富裕的葡萄牙人完全不同。”（第132页）1857年，俄罗斯航海家对于澳门的城市描述显然更为漂亮和热闹：“我们在澳门待了12天。我上了四次岸。城市很大，也曾修造得非常好。葡萄牙人的贸易尽管并不繁荣，但城内居民很多。在广州做生意的阔老爷们、那里的中国商人和手艺人都搬迁到澳门和香港去了。现在这两个城市挤满了中国人。”
医病施药也是基督教的传教手段之一，马礼逊在来华传教之前就曾接受过短期的医药训练，当他到达澳门后也曾经在澳门开办过诊所。麦都思、戴尔等人，也曾经借助医药辅助传教，从而达到医治病人肉体、对其灵魂进行宣道、拯救，以扩大基督教在中国、东南亚的影响的目的。美国医生伯驾的特殊之处在于，“专注对华人进行医药传教士从美部会派遣的伯驾开始，兼具医生与传教士资格的他在1834年到中国后，翌年在广州十三行创办眼科医院，是所有基督教在华医院的第一家，他又是1838年成立的 ‘在华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主要发起人之一，因此可说是引介近代西方医药到中国的先驱之一”[11]。美国名医伯驾在广州十三行中设立医院，救死扶伤，同情病患，免收诊费。中国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因伯驾的妙手回春解除了病痛，也来到医院帮助伯驾向病友宣教。医院、医术对于传播西方文化、解除汉人的偏见和妄自尊大的实践，在鸦片战争前后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广州在1843年7月27日开埠以后，虽然广州人民一再抵制 ‘番鬼’入城，但传教士还是加速了活动。设在十三行的博济医院，即新豆栏医局，在鸦片战争进行之际，一度中止活动，广州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这里很快便门庭若市。”[12]
四 20世纪前期“五卅”“沙基”“万县事件”中民族主义的崛起
冷川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前中期的大量报刊，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当时的民间信仰和启蒙思潮。他写了《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中的民族主义》一文，以鲁迅的一张书单和读图示例，揭示了《朝花夕拾》的后记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文本。鲁迅首先引野史笔记来校正自己回忆散文中的疏漏；其次引入图像和民俗俚谈来讨论孝文化在民众心理中的变态；最后通过广泛比较不同地域、不同版本的图像，辅之以迎神赛会的鲜活图景，来确认民间信仰的粗陋与生气勃勃。在谈古人的胡须、谈女人的缠足、谈孔夫子的形象等文章中，鲁迅皆援引汉画像及出土文物为参照，1934年致许寿裳等人的信中，亦强调自己计划“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朝花夕拾·后记》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完成于同一时期，后者往往被我们视为鲁迅学术思路独特性的代表作，但如果我们将其纳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学术转折中，注意到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民俗学、考古学等领域的突破，《魏晋风度》一文反倒更贴近于时代主流。
随之，其考察了万县案与《怒吼吧，中国！》。苏联诗人特里查可夫于1924年来华，创作了题为《怒吼吧，中国！》的诗歌。其后，他在中国南部游历，并以当时四川万县境内长江上英国军舰和当地驻军居民之间的冲突为背景，写出了一部九幕剧。1926年1月，该剧在莫斯科的国家剧院上演。该剧引起了国际左翼文化力量的重视，1928—1931年，这个结构宏大的作品先后在柏林、法兰克福、东京、纽约和英国的曼彻斯特等地上演。曾经在1907年加入东京春柳社、1926年加入南国社、1929年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的欧阳予倩1930年在《演“怒吼吧，中国！”谈到民众剧》中说：“这个戏是用万县事件作背景的……《怒吼吧，中国！》剧中，只说杀了两个船夫，但是当时的事实，的确不止杀两个，而且都是砍头的。船夫杀了，英国兵舰为美国溺死的人报仇，还要用大炮轰击一个没有抵抗的城；在这个炮火底下所毁灭的生命财产，更是难于计算。”1926年，正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1925年5月中旬，日本纱厂在镇压罢工过程中枪杀工人顾正红。之后，在中共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进一步的示威活动，并在5月30日，由工人和学生在公共租界组织了联合游行。但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前，英国巡捕向示威者开枪，造成了10人死亡、50人受伤的惨剧，引发了五卅运动。5月31日的《申报》对南京路冲突的五卅惨案做了1/2版的报道；另外的1/2则给了共和路上发生的军官格斗双双身亡一案。其后，1925年6月23日，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广东朝沙面租界河对岸的沙基游行中的中国老百姓突然开枪、开炮，当场打死59人，重伤172人，轻伤者无数。沙基惨案后，1926年9月5日，又发生了万县事件。欧阳予倩的广东戏剧研究所为纪念沙基惨案排演该剧，使用粤语提倡民众剧运动。欧阳予倩最早将《怒吼吧，中国！》和万县案联系在一起，与南中国海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
对于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冷川称之为“收束的民族主义”，他以此探讨《真美善》与《前锋周报》的争论和曾虚白的文艺思想体系。在万方多艰的时代中，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国家抵御内忧外患的本能选择。曾虚白强调民族意识的自然生成过程对于作家个人的重要意义。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表现为文艺家“运用着意志之力，外边跟着环境斗，内在跟着自己斗，结果，造成自己所认为最完备的灵魂。从这种灵魂所发出来的文学，是健全的艺术，是力的表现”。他为此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宣言》。清末民初以《孽海花》享重名的东亚病夫曾孟朴于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开办真美善书店，同年发行《真美善月刊》。创刊号有他一篇《编者的一点小意见》，阐发真、美、善这三字的意义：“真美善”三个字，是很广泛的名辞，差不多有许多学科可以适用。但是我选这三个字来做我杂志的名，是专一取做文学的标准。真指的是文学的体质；美指的是文学的组织；善指的是文学的目的。在《真美善》后期，曾虚白在文艺领域所持有的民族主义立场似乎达到了一个顶点。曾虚白从未像日后的《宣言》那样给民族以明确的定义，认为“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这种人种的集团的形成，决定于文化的、历史的、体质的及心理的共同点，过去的共同奋斗，是民族形成唯一的先决条件；继续的共同奋斗，是民族生存进化的唯一的先觉条件”，他在讨论英国、美国、法国文学时所使用到的主要是“民族性”一词。曾虚白以条顿性和拉丁性的消长起伏来描述英国文学史。前者是英国文学的根性，后者则是外来的因子。美国文学则“只是英国文学的一个支派”，是“英国文学的老根上浇上了法国浪漫运动的肥料”的产物。在曾虚白看来，不同的民族性对应的民族性格不同，如条顿性就使得“（英国文学）前进的脚踝上永远缚着礼教的观念”和“教训的意味”。同时，不同的民族性所倾向的文学类型也不一致：法国民族，拉丁民族中最开花的一支，素来倾向在古典诗一方面，注重在模仿西罗（希腊）。英国民族，日耳曼民族中最兴盛的一支，爱好浪漫与骑士的诗歌，两者“风味的不同不是一时触机的变化，是从想象和诗性原始的根源上就分别开来的”。“民族性”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代各个民族在性格、气质、思想特征、历史记忆，以及文化传统上的共识。曾虚白在对中国新旧社会转型中，向我们展现出他思想中最为激进的一面——从平民立场出发，对于一切精英话语都表示怀疑。从总体上说，曾虚白带有平民意识的自我定位、在政治领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态度和文艺上强调作家“修养”与自主性的做法构成了一种奇妙的组合。在二三十年代复杂的社会格局中，他所代表在这类知识分子可能会成为现行政权最有效的支持者。
冷川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察了校园、纸张与民国时期北平文坛的沉浮。在考察了抗战前北平校园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之后，着重剖析了教会大学的文学刊物。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迅速沦陷。国立大学纷纷南迁，大批作家亦随之离去。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成为抗拒殖民教育的学生的首选，招生人数不断扩展，入学考试亦趋于激烈。如果说沦陷前的20年中，北平校园对文坛的支持是面向社会敞开以获取资源的话，沦陷后的学校更愿意成为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孤岛”。《辅仁文苑》1939年创刊，《燕京文学》1940年年底创刊。孙道临正是在燕大期间出演了曹禺的《雷雨》《镀金》等戏后，才走上专业演剧之路的。《燕京文学》的发刊词说：“这些日子来，我们一直沉默着。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而现在我们再也忍受不了这沉默，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在这长长的，严冷的冬里，我们带不来 ‘春天’。我们没有这能力，也没有这野心。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可是我们的 ‘歌声’也许会很低，很轻，轻得别人连听都听不见，更不用说能使别人的心 ‘异样的快乐’。但，假如这歌唱不是为别人，它至少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至少能听见自己的歌声。一个人不见得是他自己最好的欣赏或批评者，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欣赏和批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的是一点自信，一点凭借。况且一切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坏，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反响，也许我们的歌声能在这片空旷的 ‘庄园’里引起一阵回声，引起一点搅动。”《燕京文学》各期的头篇的文章自成体系，每期开篇选择一个话题——美术、文学、宗教、生活态度、身体与灵魂等——和读者进行交流，叙述中充满了成长过程中的人生感喟。仅从文学角度而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和北平沦陷区的校园都达到了民国时期校园文学的最高峰，它与教会校园的文学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用现代的方式谈论政治，后者用现代的方式回避政治。恰是因为如此，后者才显得弥足珍贵，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屏蔽掉政治激情后，中国文学可能是一种怎样的形态。抗战胜利后，“文艺复兴”一度成为文坛主调，承续30年代文坛中如《文学》《文学季刊》等“纯文艺”风格的刊物和由左翼人士创办的、有着明晰的政治批判倾向的刊物大量出现于华北文坛。《文艺时代》由南星主编，它的作者团队实力强劲：战前主持《文学杂志》的朱光潜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徐祖正等30年代京津地区的重要作家亦给此刊物供稿。吴兴华、林榕、南星、沈宝基等，则代表了沦陷期间华北校园文学的中坚力量。1948年年底，欧阳山主编的《华北文艺》在石家庄附近的冶河镇创刊，从第4期开始迁往北平出版，至第6期终刊。萧三、秦兆阳、赵树理、孙犁、贺敬之、康濯等人是该刊物的撰稿主力，从第4期开始，宋之的、马彦祥、欧阳予倩、俞平伯、叶圣陶、钟敬文等人陆续出现——有限度地容纳部分党外作家，主要是为了配合文代会的召开。1949年10月创刊的《人民文学》是一个例外，用纸的考究、铜版插图的精美，都达到了抗战前出版业黄金时代的水平——这是行政力量的结果，也意味着刊物等级的建立。《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是由大众文艺丛刊社于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以严厉的语气斥责了“红黄蓝白黑”五色“反动文艺”，掀起了批判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等人的浪潮。这是人民文学在南中国海翻起的浊浪。
南中国海实在是一汪神奇的海洋。中国由此成为陆海兼并的大国，在海岸线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又由于海岸线上存在着不同的国家体制，使文化产生了多元共构的无限活力。人们可以在这里品尝西洋文化的禁脔，可以在这里发表不同的政见，还可以在这里发表激进的狂言。它具备改革开放的辽阔视野，引领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有石头可摸，有河流可渡，不断开拓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2018年8—9月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页。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2971页。
[3]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
[4]参见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九章《南越国的商业和交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有关冼夫人的事迹，可参见万绳楠《冼夫人》一书，中华书局1980年版。
[6]妈祖生平及影响，可参见罗春荣《妈祖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石万寿《台湾的妈祖信仰》，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年版。另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等文献资料多种。
[7]参见罗光《利玛窦传》，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相关著述不少，不再详列。
[8]（清）赵光：《赵文恪年谱》，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69页。
[9][美] 爱德华·V.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董少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页。
[10]伍宇星编译：《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1]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1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