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建设及其资源环境保障

一般认为，辽南京（燕京）沿用了唐代的幽州城。《辽史·地理志》称南京“城方三十六里”。若以面积最大的正方形计算，四面城墙各9里，则城区面积81平方里，约合20 平方公里，实际上肯定没有如此广大。《大金国志》所记北宋末年燕京“城周围二十七里”[1]，应当比较接近实际。《契丹国志》又载：“石晋未割弃已前，其中番汉杂斗，胜负（不）相当。既筑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宛然如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也。”[2] 这里的“筑城”，应是指契丹维修城墙，从而加强了燕京的防御能力。

与陪都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宫殿、园林在城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供契丹国主巡行时居住，辽代以原幽州城西南隅的子城为基础修建皇城（内城）。北宋出使契丹的路振记载：“内城幅员五里，东曰宣和门，南曰丹凤门，西曰显西门，北曰衙北门。”[3] 衙北门以位于原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衙署之北而得名，又因为是子城的北门而有“子北门”之称。东门宣和门之上修建五凤楼，皇帝正月十五在此观赏花灯，此门实际上是皇城的正门，其余三门设而不开。契丹族崇拜太阳，保留着以东为尚的观念和习俗。上京临潢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皇城宫殿都是坐西朝东，并以东门为正门。契丹在南京虽然受到唐、五代幽州子城旧有格局的限制，却仍然以只开东门的办法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丹凤门以北，有以启夏门为正门、万春门与迎秋门分列东西的三座宫门。经过启夏门之后，即进入皇宫。皇城内的宫殿主要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正殿、紫宸殿、御容殿等。元和殿是皇帝举行朝贺、殿试、册封尊号等重大活动的正殿，承天萧太后与辽圣宗曾在紫宸殿、弘政殿召见百官，皇帝与群臣在昭庆殿举行宴会，辽景宗、辽圣宗去世后画像被供奉在御容殿内。这些宫殿之间有甬道相通，初步显示了都城的气派。在皇城的西南角，修建了类似角楼的凉殿。皇城东北角有燕角楼，明代称此处为“燕角儿”，故址即今广安门以东的“南线阁街”，“线阁”乃是“燕角”的转音。丹凤门外有契丹皇室的马球场，球场以东的永平馆是接待宋朝使者的馆驿。

来自北方的契丹族以骑马射猎见长，进入南京后仍在延续固有的生活习惯。皇城之外的苑囿和离宫，是帝王狩猎休闲、处理政务的场所。位于今通州漷县镇一带的延芳淀，是辽南京周围最著名的苑囿，方圆数百里的广阔水面芦苇丛生、禽鸟众多。这里在汉朝是泉州霍村镇，契丹国主每年春天到此狩猎，促使附近居民越聚越多，随之相继设立漷阴镇与漷阴县。皇帝与王公大臣狩猎时，“卫士皆衣墨绿，各持链、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4]。狩猎活动在辽圣宗时期最兴盛，延芳淀旁修建了供帝王休憩的神潜宫（今通州神仙村），附近还有皇帝观赏牡丹和钓鱼的长春宫。辽景宗、圣宗时修建的华林庄（今顺义花梨坎）、天柱庄（今顺义天竺镇），是春季赏花、夏天纳凉之所。辽兴宗曾泛舟前往临水殿，其地约在今广安门外青年湖西岸。

由于古代文献的欠缺，迄今很难明晰修筑南京城墙和宫殿的详细过程。从疆域形势、运输条件来看，以白沟与北宋分界的契丹，征集民夫、采伐和运输建材只能就近以国界之北、燕山之南的地区为主，或许还会以燕山之北的森林资源和劳动力予以适当补充。砖瓦之类需要量大、运输笨重费力的建筑材料，更应当以就近烧造为主。门头沟龙泉务发现的辽代瓷窑遗址表明，辽代南京地区已经能够烧制出非常精美的瓷器[5]。至于技术要求远远低于陶瓷的砖瓦烧制之法，更是早已被民间普遍掌握，满足辽南京修筑城墙和宫殿的需求应当不成问题。

建材之中最重要的木材取之于森林，辽南京周边山区就有相当丰富的森林资源，足以支撑城市建设的长期采集。宋人绘制的《晋献契丹全燕之图》与《契丹地理之图》上，在居庸关外和古北口外山区，都特意画出山上的大片林木，并注有“松林广数千里”或“松林数千里”字样[6]（图2—1）。今怀柔北部的深山区，就在这“广数千里”的松林范围内。森林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也是游猎活动的场所，相关记载从侧面显示着区域森林的分布状况。公元917年，李嗣源、李存审率步骑七万，从易州（今河北易县）出发去解救被契丹围困在幽州的周德威。他们越过大房岭（今北京房山西十五里），在幽州城西六十里与契丹军队相遇。“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7]。北宋端拱二年（989）正月，宋太宗征询北伐契丹之策。吏部尚书、蓟县人宋琪熟知乡土地理，他建议沿着当年李嗣源的进兵路线直抵安祖寨（今石景山区衙门口），“自易水距此二百余里，并是沿山。村墅连延，溪涧相接，采薪汲水，我占上游。东则林麓平冈，非戎马奔衢之地”[8]。这两个事例都证实，西山一带有良好的森林资源可供利用。

图2—1 晋献契丹全燕之图

契丹皇帝与王公贵族在南京周边行猎的山区，如果没有良好的森林环境，就不足以养育众多动物。辽太宗、穆宗、景宗、圣宗的行猎地点，包括盘山、西山、檀州之南、燕山、沙河、蓟州之南甸、西括折山、汤山、蔚州南山、紫荆口、顺州西甸、桑干河、浑河之西、檀州北山诸处[9]。檀州、顺州、蓟州、蔚州，分别治今密云、顺义、天津蓟县、河北蔚县。盘山在今北京平谷之南、蓟县之北，沙河、汤山在今北京昌平境内，紫荆口即今河北易县西八十里紫荆关，燕山、桑干河也在今北京外围。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八月“猎于炭山之侧”，其地在今河北沽源县东南一带。随后在“九月癸巳，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赏猎人有差。冬十月丁未，幸南京”[10]。从他的行程判断，黄花山应是今昌平以北八十里的黄花城一带。在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捕获如此之多的熊、鹿等动物，所依赖的环境无疑就是相当广袤的森林。此外，统和四年（986）耶律休哥在涿州抵御宋军，“设伏林莽，绝其粮道”[11]，境内的白带山也是“嘉木荫翳于万壑”[12]。涉及辽南京周边森林状况的这些记载，是城市建设所需木材有可能取自本地的间接证明。在城垣范围较小的客观限制下，南京城内宫殿建设与木材、砖石等建材供应的规模都不算庞大，由此引起的资源环境问题微乎其微。水面广阔的延芳淀等大湖的存在也表明，辽代尚未出现后世常见的人与水争地或人多地少引起的社会矛盾与生态破坏。丰富的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等待着更多的劳动力去开发利用，应是古代“人地关系”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