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学科与学术流派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一般是选择一个方向或领域，根据研究对象而选择借鉴一种或多种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有些研究者主要选择一个特定领域或方向进行开拓研究，形成新专门史。有些学者主要借鉴应用某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或从某种新视角对某种特定对象展开研究，从研究方法、对象、视角等形成一定的特色，引起学界注目，被视为新学科或新的学术流派。这些开拓探索形成一定学术特色的新专史、新学科流派，有的持续发展，产生了规模性影响，甚至还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及研究基地，持续开展具有学术特色的研究活动，作出系列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30年间，在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影响较大的新专史学科有“城市史”“区域史”等，新兴交叉学科有“历史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都形成了比较突出的学术特色，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这些学术分支或学术流派各有特色，同时又有所交叉，甚至边界并不太清晰，因此划分不必过于绝对，只可从突出特色及大致趋势上略作区分。

（一）专门史

中国近代社会史发展早期，首先是一些传统史学与社会史相关的研究领域获得发展，形成一批早期发展的专门史，如从农民革命史延伸而来的秘密社会史、从妇女解放史延伸而来的女性史、从思想文化史延伸而来的知识分子史、从资产阶级研究延伸而来的商人研究、从地方史延伸而来的区域史等。这些由旧开新的专门史后来又不断吸收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开拓新方向、新领域，日渐发展成为更具社会史特色、并不断出现新角度、不断深入开掘和多元发展、不断出现新面貌的专门史。如从社会史视角发展的区域史研究，与传统革命史框架下的地方史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且日益凸显新的学科特色。

还有一些以往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经研究者开拓探索，发展成长为更具新特色、新面貌的新兴专门史，如风俗史、城市史、乡村史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史持续兴旺、深入发展，新理论方法不断引入，使研究领域日益细化，分支日益增多，出现更多专史分支，或形成新学科丛。

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30年来发展出现的新学科、新专史、新分支，按系列大致可举出以下一些专史：

地域系列：城市史、区域史、小城镇史、乡村史、社区街道史等；

社会结构系列：家庭家族史、商人史、工人史、店员史、企业史、（士绅）知识分子史、教师史、学生史、官僚史、人口史、民间组织史、社会群体史、边缘群体史、秘密社会史等；

社会生活系列：生活史（日常生活史），衣食住行史、交通史、休闲娱乐史等；

社会习俗系列：风俗史、（流行）风尚史、发式史、缠足史、陋俗史等；

人生系列：个人史、身体史、性别史（女性史）、青年史、儿童史、婚姻史等；

社会保障系列：慈善史、灾荒史、生态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卫生史等；

社会问题系列：流（游）民史、禁毒史、吸烟史、赌博史、犯罪史等；

大众文化系列：报刊史、戏剧史、电影史、公园史、茶馆史、体育史等；

社会治理系列：法律社会史、城市管理史、警察史、社会运动史、教化史等；

社会文化系列：宗教社会史、民间信仰史、礼俗礼制史、节日史、概念史、观念史、记忆史、心态史、口述史、表象史、图像史、学校史、教科书史等。

上述这些专史领域，虽然起步有早有晚，规模有大有小，但都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有些获得较大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本书下面章节将对这些专史研究分别作综述。由于社会史涵盖面广阔而丰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可开掘的空间，因此还有更多的分支领域正在探索和形成之中。

在专史领域发展规模较大且影响较大的当属城市史和区域史，下面稍作概述。

1.城市史

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广义城市史早就有了，在社会史未形成独立学科之前，在革命史范式下即有对城市相关问题的研究，但多为具体城市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史，如城市革命斗争事件与活动史、城市中的阶级史等。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史开始转向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中的城市，一般指都城、省会或有重要区域地位的较大规模的城市，起初偏重近代以来发展较快、近代化特征比较明显、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城市，如近代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等。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最初十年，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成都、广州、重庆等重要城市。

城市史研究较早、成就最大的是上海史研究。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放通商口岸之一，又迅速崛起为中外贸易中心，成为中国近代工商贸易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城市，上海城市史研究成为中外研究中国城市史学界的热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较早开始有计划、成规模地开展上海城市史研究，后来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等继之而起。上海这几家研究单位各有侧重，或分或合，共同开展上海城市史系列研究，出版了熊月之主编以近代为重点的15卷本《上海通史》，后又以熊月之为首组织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系列，已经出版涉及上海城市生活诸多领域的专题研究著作20余部。他们还与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海外和中国台湾研究者建立长久的学术联系和合作，使上海城市史发展成为热门学科。

除了上海城市史之外，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也较早开展天津城市史研究，编写出版《近代天津城市史》，创刊《城市史研究》刊物等。四川大学成立城市史研究中心，以何一民为首组织展开全国性的城市史研究，近年更注重研究边疆城市史，弥补了这一薄弱领域。

2012年，以熊月之为首的一批城市史研究者组织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的《城市史研究》杂志作为会刊，并于2013年在重庆举办首届中国城市史研讨会。专史研究学会的成立及展开系列活动，标志着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跨域合作、全国性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

近年来，政府开始推进城镇化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城市史研究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各省各地城市都配合国家城镇化发展而计划、组织编写当地城市史。可以预期，在未来十年，会有一大批各地城市史著作问世。由于许多城市都是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城市史也会以近代以来城市史发展历程作为主要内容，由此也可预期，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也会随之迎来新一波发展高潮。

2.区域史

中国近代社会史兴起初期主要研究方式是沿袭近代史传统，主要形式是覆盖全国性的专门通史（如中国近代社会史等）、专题史（如风俗史、灾荒史等）或个案史（如某一社会组织、某一村庄、某一城市史等）三种形式。通史为宏观而失之于笼统，专题史专注某一社会事象而失之于与社会环境及其他社会事象缺乏关联，个案史则偏重对某一具体而较小特殊个案研究，失之于普遍性与代表性薄弱。特别是中国地域广阔，且东西南北各地域之间差别巨大，并因地域、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而形成各具特点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以某一行政区域或文化同一性形成的区域为单位展开研究，即“区域史”。一般以自然环境、行政区划、文化传统等形成的省、地区、江河流域等具有一定同一性的区域为研究单位。

区域史研究兴起后发展很快，这从每两年一次的中国社会史年会的主题中便可以反映出来。1994年西安第五届会议主题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6年重庆第六届会议议题之一是“区域社会比较研究”；1998年苏州第七届研讨会主题为“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2002年上海会议主题为“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2004年厦门会议主题为“仪式、习俗与社会变迁”。而有关的中小型会议也不断召开，如中山大学历史系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等单位组成“华南地域研究会”，以研究华南地区为主，举办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围绕山西区域社会研究亦召开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从这些会议的主题不难看出区域社会史在社会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64]

关于促使区域社会史兴起的原因，有学者指出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区域发展的目标。第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要求在空间上从整体的社会史向区域社会史转向，寻求全方位、立体的、整体的地方社会史，以深化社会史的研究。第三，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黄宗智、杜赞奇等关于近代华北的研究、施坚雅研究中国市场的区域分析理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等思想都无疑促进了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第四，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65]

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发展以行龙为首的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最具典型意义。这一团队主要研究方向为山西区域社会史，他们由山西的水文化研究，进一步拓展到近些年开展“集体化时代”研究，已经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他们的特点是发动大批教师和学生深入山西各地村镇乡间，广泛搜集民间的各种历史遗文、遗物、遗迹，包括基层村社和生产队的档案、账本、手册、会议记录、各种文件、手写材料、信件、便条等，以及家庭收存的信件、证件、各种文字资料、照片等，直至家庭农户废弃的旧农具、家具、生活用具等，无所不包，几乎所有过去年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和物品，他们都以珍视历史的眼光而搜罗收存，并进一步整理、研究。在当今城镇化急速推进及旧乡村遗迹快速消失的情境下，他们的工作具有抢救史料性质，其意义与价值已经越来越彰显出来。如今他们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学界的区域史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他们进行的“集体化时代”研究，也开创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向1949年后延伸，从而与当代史相衔接的新路向。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区域史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如华南研究、湖湘文化研究、华北区域研究、江南小城镇研究等。

有关城市史、区域史以及其他各种专史的具体研究状况，本书后面章节还会更具体、更详细地进行介绍与评论。

（二）新兴交叉学科

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广阔性及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形成了易于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特性，一些社会史研究者主要借鉴某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或从不同学科交叉的视角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形成一些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随着社会史影响扩大，一些相邻学科也借鉴社会史方法扩展原有研究，因此在社会史研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新流派，如经济社会史、政治社会史等。历史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是两个发展规模较大、学科特色突出、产生较大影响的新兴交叉学科，下面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1.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即主要借鉴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及学术流派。

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最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出现，80年代后中国史学界也出现，对于其定义和界定迄今尚无公认一致的说法。[66]

2006年有学者从对比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补性角度对历史人类学作出定义，指出：历史学强调时间与过程，人类学注重空间与结构；历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可大可小，人类学一般研究较小的区域单元；历史学讲究史料的分析、考辨、排比与校释，人类学实现参与体验，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历史学对实证有较大偏重，人类学则更关注理论进展。把二者的研究方式和特点结合起来的研究，大体上都可以视作历史人类学的研究。[67]

历史人类学有分别以历史学和人类学为本位的两大支脉，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如果作一比较笼统而简要的定义，则大致可以表述为：历史人类学是吸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现场体验、口述访谈等方法，借鉴人类学的族群村社范畴、文明类型、文化习俗等理论进行的历史研究，是社会史领域的一种研究方法或流派。

中国史学界较早提倡并实践历史人类学的是华南地区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及厦门大学郑振满等一批学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与海外学者柯大卫等共同开展广东、福建等地乡村社会历史调查。他们将人类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主要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带领学生一起下到村落，考察庙宇、宗祠、集市、家族、家庭等乡村空间历史遗存，搜集碑刻、家谱、族谱、账本、唱本等民间资料，走访老人、口述访谈等口头资料，回到历史现场，搜寻“活的历史”、立体的历史。在族群与区域文化、家庭与宗族、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们这种不同于以往主要以解读文献资料的传统史学方法而形成鲜明特色。虽然他们集中研究的是明清史，但有些研究也下延至近代，更重要的是，这种走进田野、回到历史现场的方法，标示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对近代历史学研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到90年代以后，田野调查成为越来越多近代社会史研究者采取的方法。

关于历史人类学的特色，逐渐取得某些共识，即主要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与史学文献解读相结合。实际上，进行田野调查及发掘民间文献等方法并非新创。有学者追溯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渊源，指出它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在各自发展的路径上，发现自己的不足与对方的长处，互相向对方借鉴而形成的学术结合。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排比、编年、考据等是基本的文献研究手段，此外，发掘利用民间文献也是早就有的研究方法。例如敦煌学、徽学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极为重视发掘民间文献，这与今天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一致性。又如实地调查，其渊源至少可上溯至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曾游历大江南北，访察史迹，《史记》中的许多内容，便有明显的口碑史料与实地考察痕迹。20世纪上半叶，当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基本上与国际学术同步发展之际，顾颉刚等人更是努力把调查工作引入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中，他们所开展的诸多调查，目前正被学界整理成大部头的丛书公开出版。[68]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村史、厂史、家史等研究，也同样重视社会调查和下层历史。这一研究取向，虽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打破历史研究中的帝王将相倾向的目的仍然值得关注。总之，历史人类学是在对学术传统继承、扬弃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较上述社会调查与文献搜集工作，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目的之一当然也是为了获取文献、口碑等研究资料，倾听民间的历史表达。但除此之外，打通精英历史与民众历史、获取对被研究者文化的深层体验与疏离认识、获取历史现场感，以真正读懂文献、强调保持民间文献的原有脉络而不是简单搜集等，或许可视为近年来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的新特色。这一点可以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对贵州清水江流域文献的搜集整理中体现出来，该中心并非简单地到当地收购文献，而是同当地档案馆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合作，为他们提供资金与设备援助，并培训、指导他们进行搜集工作，要求搜集上来的每一件契约、族谱、碑刻等文献，都必须严格登记是在某县、某镇（乡）、某村、某户家庭（某处）搜集的，然后原件留在档案馆，该中心只需要复印件。这样，文献的脉络就基本被保存下来了，因为地点、人物清楚，研究者既容易了解文献之间的关联，也有足够的线索回到文献产生的现场，进行田野体验与调查。[69]

关于历史人类学方法对于历史学的作用与意义，有学者也曾作过总结与评述，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可以获取更丰富鲜活的民间资料，并获得现场感与文化体验来深入体会及解读这些资料。如陈春声指出，田野调查的一个基础性目的是搜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亦即收集到在图书馆、档案馆中难以读到听到的文献。他还认为，田野调查可以让学者们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70]郑振满指出，历史学家吸纳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去做田野调查，目的是获得一种文化体验，并透过这种体验去捕捉解读文献时所产生的灵感，去培养对历史过程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文献中有些东西，不进入田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读懂，去田野是为了获取历史现场感。正是这种现场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历史文献。[71]

其二，有助于获取认识态度上的疏离感。几十年以前，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开始警告同行，要小心历史学者自己参与历史创造。但迄今中国史学者参与创造历史的现象仍屡见不鲜。比如我们对晚清政府的判析，比如我们对近代革命运动的研究，都常常有这类感觉。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与历史产生疏离感，我们对它付诸了太多的感情，我们很难跳出自己的先入为主的感情来解读历史。相反，人类学研究他者、研究异文化，从来就与研究对象有一种地理与族群上的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人类学具有了观察者而不是活动者的优势。历史学家要更好地理解本国历史，为了去除传统史学中的中心意志，跳出文化本位主义，很有必要借助人类学者的这种疏离感。

其三，可以透过区域的整体去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进入田野，可以让历史学者直接获取经验事实，并且从一个较小地理单元的经验事实出发，去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内在脉络。在这里，我们可以向人类学家学习，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或者称为区域的范围内，获取其整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握其整体，揭示其历史性，从而把握住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最后将其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联系起来。所谓田野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目的是更好地解读文献，回答历史学本位的问题的真意正在于此。与解决地方性知识建构过程的人类学任务不同，历史学的本位问题或者说历史学的任务是解构整个中国文化的建构过程。[72]

由于早期提倡并实践历史人类学的学者以广东和福建等华南地区学者为主（后来也有北京师范大学的赵世瑜、江西师范大学的梁鸿生等参与），早期也主要是对华南地区进行田野研究，因此被业内称为“华南学派”。在20世纪80—90年代，这些学者如陈春声关于潮州地方动乱和民间信仰的研究、刘志伟和科大卫关于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郑振满关于莆田的研究、赵世瑜关于华北地区寺庙的研究都明确地显示出历史人类学的特色，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形成影响。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系与人类学系联合组建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3年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这是中国第一份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杂志。2010年又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目标是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粤港合作机构及拓展国际合作的平台。其中多名历史学者形成史学研究团队，并联合香港高校、厦门大学及其他地方学者，组织开展一系列研究项目，举办定期学术讲座及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组成以中国不同地区为对象的研究团队、合作培养研究生和主办高级研修班等。他们在各地广泛收集整理民间历史资料而建成资料中心，定期编辑出版《历史人类学学刊》，发表团队最新成果，形成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基地。他们的研究地域也走出华南而向华中、华北等地区扩展，研究时段由明清向近现代甚至当代拓展，形成在学术界影响日益扩大的历史人类学派。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社会调查、历史人类学方法进行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在全国各地也日益增多，使这一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形成扩及全国性的一大史学流派。实际上，更多学者在研究实践中，是将田野调查作为研究方法之一，与其他理论方法结合而作综合性研究。这类研究可以说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人类学学派，而只是受到这一学派的影响。但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历史研究，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资料及解读，对于新时期推动史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73]

“社会文化史”（又称新文化史）是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或跨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进行史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或史学流派。

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如风俗史等，早就有人开始进行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74]但一般成果比较宏观、综合，运用一般性的史学理论方法，没有自觉的学科交叉意识及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在中国明确标明“社会文化史”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路向或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而发生史学变革，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的基础上，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

“社会文化史”是对已有史学理论方法反省为起点而兴起的，因而这一学科发展至今的20多年间，不乏学者从不同角度经常性与阶段性的回顾与反省，迄今这类综述性文章已有多篇[75]，其他有关社会史、文化史的综述回顾等文章中也有涉及。这些或从时段或以专题等不同角度进行的回顾、综述、反省文章，勾画了这一学科发展的轨迹，以及这一领域学者们的思考探索历程。

回顾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历程，较早明确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作为一种研究路向，是刘志琴1988年发表的《复兴社会史三议》[76]《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77]两篇文章，她提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这一新研究思路，并将“社会文化形态和特质”作为研究重心。这一基本思路的提出，可以说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方向的最初形成。此后90年代初又有学者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并对其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等作了比较完整的界说。[78]此后十余年间，一些学者在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上作了一些探索[79]，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现归纳如下。

（1）“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的内涵与定义。有人认为可称为一个新学科，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研究视角和新方法。虽然学者们说法不尽一致，但对于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或交叉视角，应当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综合运用两种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点取得了基本共识。依笔者之见，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以其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与社会史、文化史有所区别。就这一意义而言，“社会文化史”可算一种新学科或“准学科”。社会文化史学科定义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表述。广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范围，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文化交织现象的历史。狭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互动关系的历史，是用社会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或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现象。

（2）“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广义而言，凡属社会与文化交织领域如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民众意识、社会心理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研究范围。狭义而言，强调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重心在于二者的联系与互动，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观念的联系，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等。总体取向是关注民间与民众，“目光向下”。就研究范围而言，“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有较多重合，至于具体的研究论题可能有所偏重，故此，“社会文化史”也被称为“新社会史”或“新文化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是指研究对象的重合，而“新”则是强调理论方法的创新与不同。

（3）“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互渗性，在主要运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综合而灵活地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任何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综合性、交叉性、多样性特点。最为突出的是注重交叉性视角，体现在社会与文化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生活与观念相结合等。

（4）“社会文化史”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与以往历史研究的“政治取向”以官方档案、政书等为主体史料不同，由于社会文化史目光向下，以民间社会为关注重心，因而民间史料是其史料主体，如报刊读物、家谱族谱、日记笔记、私人文集、戏剧唱本、蒙学读物、民间善书、神话传说、民谚俚语、野史小说以及实地调查、口述资料、图片影像等，即使利用一些官方资料，也主要是从中搜求与民间有关的记载，特别是方志、判案记录及社会调查报告等。这是由社会文化史主要关注民间社会这一特点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初创时期经过十余年的讨论和积累，虽然在各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表述，但也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果大而化之作一概括的话，依笔者之见，社会文化史学科可以定义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关于社会文化史与其他专史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基本共识，即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交叉视角和跨学科方法，与社会史和文化史等专史有交叉和重叠，学科界限比较模糊，是一种开放性、边界模糊的新兴学科和研究路向。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的区别，与其说是研究对象，毋宁说是研究视角和方法，是一种研究视角上的新拓展。

除了这些自觉探索社会文化史学科理论方法的学者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没有太多关注参与理论方法问题的讨论，而是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进行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探索，并作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他们虽然比较分散，但也是较早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社会文化史探索的先行者。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内涵定义及基本理论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经过十余年的讨论，相关学者取得基本共识，学科理论基本形成，此后对于学科理论的探讨趋于淡化。其原因一是各路学者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入研究实践，另一原因是，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被陆续介绍进来，特别是其理论方法具有相对成熟、理论概括性强等优势，与中国本土理论方法渐趋合流。

如果从国际史学界范围来看，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视角的“社会文化史”（或称为“新文化史”“新社会史”），作为新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方法，最早出现于西方。据西方社会文化史的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专文介绍，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发生了“文化转向”，“社会文化史”（或称“新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兴起。即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目光向下，面向民众。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波及欧洲和北美。伯克认为，欧美“社会文化史”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论题有七类，即：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行为社会史。关于欧美“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及撰述模式，伯克认为有五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即：文化建构、语言学转向、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及叙述史的回归。[80]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文化史”兴起比中国早约十年，其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到90年代后开始被陆续引介进来，中国史学界也开始借鉴、吸收这些理论方法，引入运用一些新的学科概念和理论进行研究，前述90年代后期出现的“公共领域”讨论就是典型一例。进入21世纪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借鉴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又在研究实践中有一些适应本土的改造和变异，国内外社会文化史逐渐合流。

由伯克所列举的西方社会文化史主要论题和研究方法特征，与中国社会文化史探索状况相比较就可看出，有许多是相同或相近的，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者，针对一些本土问题而引入借鉴西方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实践，作出了系列研究成果，与西方社会文化史学科理论渐趋合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些新研究领域如概念史、记忆史、个人史、身体史等，其基本方法是从西方引入的。

第二，一些新的分析理论，如“公共领域”理论、“国家—社会—个人”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社会文化资本”理论等，是引进西方也有一定效用的。

第三，一些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词汇，如前述公共空间、语境、话语、建构、文化想象、历史记忆、表象、现场等，大多是从西方译介引入被接受应用的。

这些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引进与应用，近年更出现日益扩展的趋势，这些具有学科特色的新概念、新词语，在社会文化史论著中应用日益普遍，近乎成为社会文化史新派论著的一个鲜明标志。中国学界之所以如此热衷吸收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源自于法国年鉴学派及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理论等交汇流变，具有深厚的哲学传统和史学理论基础优势，因此社会文化史理论作为西方理论的分支发展，无论是理论体系、概念工具，还是研究方法，都更加成熟、规范与适用，中国学者引为己用，自然相对便利，这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

二是中国近代以来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大多基于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得来，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阶段相近，因而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同时，社会文化史以关注民间社会的视角研究近代社会文化交叉领域，而中国原有史学理论方法对于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分析力和解释力较弱，借助这些西方已有的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则分析和解释更为有效，特别是一些概括性和建构性的中层理论，如“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等概念，“文化建构”“语言分析”等方法，“记忆史”“表象史”等领域，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更为有效和适用，因而被中国学者拿来应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然，作为由西方人研究西方社会而形成的理论方法，移入中国会有一定的“水土不服”效应，一些理论概念可能与中国实际社会文化状况显得隔膜不适，我们更需要的是真正由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状况而产生的既是“地方性”又具“普遍性”的本土社会文化理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首先吸收、逐渐消化西方理论即是最为便捷的一条路径。

回顾中国学界借鉴应用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过程，也因应中国实际而出现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与变异。首先是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理论方法时，并非全盘接收，而是适应本土需要有所选择。如西方因“后现代”取向而强调凸显“个人主体性”和“边缘价值”的理论，中国学者由于面临本国文化传统、“本土现代性”及“现代化转型中”的时代课题，认为并不适合国情，因而并没有太多借鉴，而是仍然大多延续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群体本位”“社会主流”“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而更加关注“民间社会”，这一“群体本位”特征凸显了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差异。还有一些理论方法，在中国学界应用过程中，因本土的特性而产生一定的变异，如较早引入的“公共领域”理论，后来在学者们的应用中，其内涵、理论方法、概念群等都曾有一定的本土化变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论题，在此不再展开。可以乐观地预见，中国学者久已呼唤的“本土理论”，最有可能是在西方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入研究中经再度创造而产生。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志琴首先提出社会文化史新思路以后，以其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团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陆续作出一些研究成果，学术影响日益扩大。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文化史成果陆续引入，与国内这一理路形成合流，“社会文化史”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认同，并以此展开研究，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流派。如首都师范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等也成为以社会文化史为主攻方向的研究重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各地高校及研究单位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大批年轻学者进入这一领域，不断开拓新领域、新论题，不断探索新方法、新思路，陆续作出更多专题、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使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兴交叉学科获得更大发展，影响也日益增大，正处于方兴未艾、兴旺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史也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一些其他专史领域的研究者，也借鉴社会文化史视角或方法进行研究，使这些领域的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化。本节只就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层面作一概述，至于社会文化史20多年间发展状况，本书后面列有专章详细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