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郎伟

宁夏当代文学的高光时刻出现于东风骀荡、千帆竞发的新时期。此前一个历史时期（1958—1978），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在宁夏，虽然出现了一些作家，他们也创作了许多作品，但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坛，宁夏文学却几乎是“失声”的。宁夏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坛的“放声歌唱”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当崭新的社会政治局面开启，当这个民族被压抑的追求理想和正义的激情终于得到释放，当文学又一次义无反顾地充当了民众心声的代言人，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忧患之后的独特“歌喉”，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在创作上的崛起，不仅意味着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又增加了一位超重量级的作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宁夏文学从此结束了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坛长时间沉默失声的状态而成为令人瞩目的存在。事实上，从1978年至今的四十多年里，宁夏的文学创作成就，尤其是小说创作的业绩，在中国文学界是颇具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张贤亮自然是激情澎湃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弄潮儿”——他凭借中短篇小说《灵与肉》（1980）、《肖尔布拉克》（1983）、《绿化树》（1984）三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他的《河的子孙》《初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普贤寺》等作品，几十年之后读来，依然让人心灵震撼。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宁夏青年作家群”由崛起而走向创作繁盛，“三棵树”（陈继明、石舒清、金瓯）、“新三棵树”（漠月、季栋梁、张学东）声名远播。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郭文斌（《吉祥如意》）、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分别荣获第二届、第四届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石舒清、马宇桢、金瓯、了一容、李进祥、马金莲等人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奖），马金莲和季栋梁以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和《上庄记》获得 “五个一工程”作品奖（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2014），赵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十届，2017），石舒清、陈继明、漠月、季栋梁、李进祥、张学东、马金莲、马悦、阿舍等作家获得《人民文学》《十月》《小说选刊》《上海文学》《民族文学》等国内著名文学刊物的年度创作奖，石舒清等八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荣登2000年以来的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可以看到，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成就，是相当辉煌的。宁夏文学由新时期早期的张贤亮唱出“报春第一声”到如今的歌声嘹亮、动人心扉，其发展和逐渐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宁夏各界，尤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扶持和热情推动是一个重要方面，宁夏文联和作协扎实有效的工作与作家自身的不懈努力也构成文学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前提。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不被提及，那就是宁夏文学批评界的“摇旗呐喊”和数十年来的无私奉献。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张贤亮以“归来者”身份重新在文坛发声之时，宁夏文学批评界便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以后，张贤亮佳作频出、纸贵洛阳；“宁夏青年作家群”沉潜多年、一朝崛起；石舒清十年砥砺、宝剑出鞘；郭文斌超越苦难、发现诗意；马金莲奋力爬坡、遥望曙光；等等。四十多年来，宁夏文坛的每一次潮起潮落，宁夏作家的每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由偏远之地走向全国，背后都有着宁夏文学批评界人士辛勤劳作的身影，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在百废待举、新旧嬗变的历史时刻，他们以启蒙者的姿态和话语拨乱反正、廓清思想的迷雾，为宁夏文学的未来发展开辟前行之路；在艳阳高照、百花盛开的春天里，他们寻觅名花、探索珍奇，以发现和推出宁夏文学的精品杰作为至关重要的历史责任；在商业大潮激荡、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哲学流行之时，他们激浊扬清、奋力抗争，努力捍卫人类社会永恒的精神价值尊严，既脚踩大地，也仰望星空。一句话，自新时期以来，宁夏文学批评界在建设清朗的文学生态环境、培养和挖掘优秀的创作人才、发现卓越的文学原创作品和推动宁夏文学由偏远的宁夏走向全国等方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当代宁夏文学的历史发展状况将会面目不清，有关的历史记录和文学叙述将会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许峰2016年秋天再度进入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不久，我们师徒俩便开始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向的斟酌与碰撞。在我的记忆里，若干次思想碰撞和交流之后，似乎没有大费周章，许峰便确定了他的论文选题方向，他要做“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批评研究（1978—2018）”这一题目。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多多少少有点不踏实。虽然，许峰跟随我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已经显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文学理论素养和学术探索精神，但做眼下的这个论题，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资料爬梳的不易。做这个题目，不仅要熟悉四十年来宁夏文学创作的基本流向和各阶段的重要作品，更要通过认真阅读原始刊物上的所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章，还原和熟悉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历史现场，理性总结和归纳宁夏文学批评的历史脉络与思想文化追求。单就这一项工作，就要费去大量的时间与心血。其次，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批评，毕竟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异域文化的进入和国内文坛思潮的涌动，深刻地影响着宁夏的当代文学批评。对异域文化和四十年来国内文坛状况的深度知晓和深刻理解，构成了论题是否能够深入展开讨论的理论背景。也就是说，论文所涉及的可能只是一个偏远地区四十年间的文学批评状况，背景参照却必须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奔腾与翻转。仅此两点，便足以构成论文写作中难以回避的阻碍。我直率地谈了我的学术担忧。许峰告诉我说，容他回去再仔细思索一二。一周后，我们师徒俩再碰面时，许峰不仅不改初衷，还拿出了比较详细的写作大纲。显然，选择这样一个难啃的学术“骨头”来“啃”并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相当充分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心理准备的。于是，一场相当艰苦的学术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其时，我正任教于宁夏南部固原市的宁夏师范学院，每周末才能回到宁夏大学给研究生们讲课和辅导论文。我们师徒俩每周能够在银川面晤一次，更多时候是夜深人静之时通过电波而展开的详细交流。岁月就在奔波和辛苦劳作之中流逝。等到许峰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稿完成，已经是他入学三年之后的2019年夏天。我拿着他的20万字的论文初稿，心情激荡，感觉像是捧着自己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

《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批评研究（1978—2018）》一书是许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调整、扩充而定稿的学术专著。这本书的前身——许峰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20年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优秀博士论文，确实出乎我这个导师的意料。然而，也足以证明此作学术追求的高远和学术品质的优秀。在宁夏，从事地方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工作，一直属于孤独和寂寞长途中的跋涉。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这支批评队伍常常处于“五六个人、七八条枪”的生存窘境。许峰不惧冷门、不避繁难，或穿行于图书馆尘封的故纸堆中，或访谈于孤灯一盏之寒素书斋，以数年之功，而使四十年间的宁夏文学批评历史豁然于眼前。仅此一点学术爬梳工作，便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而书中对于新时期以来宁夏文学批评文化心态和典型现象的发现与研究，对于宁夏“三棵树”和“新三棵树”文学批评的梳理与归纳，对于宁夏文学批评家批评个案的透视与解析，均显现出相当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清明的研究思路，亦属学术价值甚高的科学研究，其在宁夏当代文学研究史上，窃以为会留下声音和痕迹。当然，作为本书最早的阅读者之一，我也想指出本书的几个小瑕疵。一是个别章节的论述，原始材料可以掌握得更为丰富一些，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也可以做得更为丰满和精深一些。比如对于张贤亮小说批评的研究，就稍显平淡，时代所提供的思想宽度未能充分显现。二是语言的打磨方面尚不能拼尽全力，还未达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的写作其实是在“与每一个字摔跤搏斗”的理想状态。比如：文中的一些语句在逻辑性的自然连接、转圜方面，还不够严丝合缝；一些叙述历史事实和文学场景的地方，语词的简洁有力与雅致优美方面，还欠斟酌和锤炼，遂使文章的表现力有所减弱和损伤。

许峰进入文学批评领域也就十余年，因为志向高远、读书刻苦和产出颇多，他在这一领域已经赢得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喝彩和掌声。作为他的授业导师，我为他所取得的成绩由衷喜悦，也希望他继续保持读书人的“赤子之心”，在今后的岁月当中，在自己所钟爱的文学批评事业上，取得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

是为序。

2023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