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批评视野中的宁夏文学创作
——以小说为例
一 20世纪80年代的宁夏小说创作
（一）20世纪80年代宁夏文学思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也不例外。“在80年代前半期，文化界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思潮，虽然不可能形成像‘五四’那样绝对的强势话语，但已颇有上升为‘准共名’的趋势。”[1]文学领域中的启蒙思潮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虽然使历史出现了新的转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立刻走出其影响，一些因素使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仍然禁锢人们的手脚，这也为思想的解放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契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大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相呼应，文艺界在批判“瞒和骗”“假、大、空”文艺的同时，大声疾呼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大力倡导直面人生的新文学传统。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2]。文艺政策的这种调整，意味着文艺开始进行有限度的松动。在这样一个较为宽松的大环境下，文艺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作为偏远省份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也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3]首先是宁夏作家协会的成立。1979年3月6日，由宁夏文联第一届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文学组代行代表大会职权，宣布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80年5月21日举行。宁夏分会驻会理事吴淮生代表第一届理事会作题为《我区文学事业三年多来的发展概况和我们的工作》的工作报告。”“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7月28日举行。吴淮生代表第二届理事会作题为《宁夏文学事业的新发展和我们的工作》的工作报告。”[4]宁夏作家协会的成立以及两次作协会议，对80年代宁夏文学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小说创作的队伍人数不断增加，小说水准也在不断提升。随着宁夏作家协会的成立，入会的会员不断增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创作热潮。小说成绩突出，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荣获1980年和1983年全国短篇优秀小说奖。《绿化树》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及1984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张武1979年在号称国刊的《人民文学》第三期、第十一期、第十二期接连发表《选举新队委的时候》《处长的难处》《看“点”日记》，能在《人民文学》一年内连发三篇的作家不仅在宁夏少有，即便在全国都是罕见。从中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对宁夏小说的认可。再次，由宁夏文联主办的《朔方》杂志为本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朔方》杂志坚持纯文学品位，不遗余力地发现、支持和培养本地的文学新人。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都是在《朔方》上发表后并走向全国的。笔者浏览了1980年到1990年的《朔方》，《朔方》杂志积极扶持本土作家，为本土作家开设头条和专栏。《朔方》搭平台、推新人的举措为宁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宁夏文学也受到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展开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宁夏虽然地处偏远西部，但在响应国内具有启蒙意义的文艺热点问题上——比如“干预现实生活”“歌颂与暴露”“《灵与肉》的争论”等热点问题——一点都不迟滞，反而表现得积极踊跃，敢于发声。《朔方》杂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思想见地的争鸣文章，今天我们重看这些争鸣文章，它们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带有某种真理预言性。[5]另外，宁夏文联每两年举行一次文学艺术的评奖，而小说则是其中的重头戏。[6]评奖制度的形成，成为激励小说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粉碎“四人帮”之后，宁夏文学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宁夏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展开的。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宁夏第二次文联代表大会在1980年5月召开，赋予了宁夏文艺界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是在党和人民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三年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方针指导下召开的。”[7]会议的任务：学习党中央的方针、路线、政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进一步理解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关于文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在文艺思想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更广泛地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宁夏的文艺事业搞得更好、更繁荣。1984年7月宁夏文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当前文艺战线的目标就是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新局面”[8]。宁夏文联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开展活动，引导宁夏文艺走向繁荣发展之路。作为宣传部主管的文艺部门，其对文艺一直起着组织和协调的作用。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宁夏文学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宁夏文联和作协的引导和支持。
从创作实绩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宁夏文学思潮中包含两种声音，声音的主体是启蒙主义。大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作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写真实”的艺术勇气，描写现实人生的真实状态，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他们自觉肩负起时代所赋予文学的使命，通过真实的描写、大胆的揭露、愤怒的鞭挞，将矛头对准过去那段特殊的历史记忆。与此同时，一种理想主义的声音也在宁夏文学界响起。当噩梦醒来，“这个民族终于告别了野蛮、仇恨、迫害与互相敌视，他们自然会发自肺腑地唱响属于春天的旋律”[9]。歌颂改革、弘扬主旋律、赞美新的生活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宁夏文学所极力表现的内容。综观这两种声音的表现，其实仍然是政治话语语境下的现实主义书写，这也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宁夏文学的整体风貌。
以上论述，试图从宁夏小说的一个外部环境和形成机制来说明，80年代宁夏小说的场域环境与整个中国文坛步履是一致的。当然，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因包含了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因素，迅速让重新开始写作的作家获得创作的热情和动力。80年代的宁夏小说，无论是对创伤记忆的书写，还是对现实生活的礼赞，都没有偏离80年代初期当代小说创作主潮的轨道，甚至由于回族作家身份和生活的介入，80年代的宁夏小说反而扩大了题材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80年代宁夏小说可谓是当代宁夏小说的“复兴”。
（二）80年代宁夏小说的创作特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可谓是“喧哗与骚动”，“各种文学潮流、文学运动此起彼伏，文学的‘热点”不断更换”[10]。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小说的潮流是“你唱罢来我登场”，“从此前固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跳脱出来的各类思潮纷纷争夺自己的话语场地”[11]。对西部偏远省份的宁夏小说创作而言，一方面呼应并积极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潮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宁夏小说所构筑的叙事世界由于地缘环境的因素呈现出自身存在的独特性。
20世纪80年代的宁夏小说创作起点可谓很高，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迅速与时代同步，创作了充满“伤痕”“反思”“改革”意味的小说。“伤痕”“反思”“改革”小说实际上仍然是“革命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延续，小说的思想、思维和叙事话语方式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而80年代的宁夏小说“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时代和人民的代言人乃至时政的传声筒，以便能够被接纳或参与到新的民族国家叙事中去”[12]。这样的叙事话语在80年代初期“文学一体化”的模式中可以得益，但到了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走向个体化的表达时，宁夏小说显然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尤其是在小说叙事形式的文体探索上，80年代的宁夏小说没有出现带有实验性质的“先锋小说”和充满原生态意味的“新写实小说”，在创作方法上，仍然恪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综观20世纪80年代的宁夏小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个体表达与时代诉求相吻合，历史创伤与现实改革并驾齐驱
“文化大革命”之后，宁夏文学也像其他地方的文学一样，笼罩在历史记忆的巨大阴影中，个人的，也是关乎民族的。正如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所言：“无论是从个人经受的创伤需要倾诉的角度，还是站在对民族、国家命运关切的立场上，作家把表现的注意力放在这一焦点上，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13]这一历史阶段，作家个体化的表达与时代的主体性诉求步履一致，面对政治上的保守势力，改革派亟须文学创作对“文化大革命”及“极左”思潮进行历史的清算与反思，同时对落后的状况表达强烈的不满，从而激起大刀阔斧改革的浪潮。响应政治上的号召，20世纪80年代的宁夏小说积极参与到当代文学主潮中，在“伤痕”“反思”“改革”小说思潮中，宁夏的小说在对“历史创伤的反思”和“社会改革的迫切需求”这两个维度上都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
书写肉体和精神上的遭遇，表达强烈的感伤情怀是20世纪80年代宁夏小说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样的作品如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戈悟觉的《雨夜钟声》《记者和她的故事》《邻居》《故乡月明》，南台的《曹家凹的“总统”》，马忠骥的《“卡里尔学说”在中国》，马治中的《信念》，王洲贵的《水与火的交融》，等等。张贤亮小说中的许灵均、章永麟凝聚了张贤亮对那段“极左”时代知识分子的深度思考，他笔下的知识分子由于出身问题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在痛苦的折磨中，许灵均想到自杀，章永麟失去了性功能。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深刻塑造，揭示出苦难岁月里当代知识分子最真实的生活图景。张贤亮与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在拨乱反正之后，张贤亮对那段苦难岁月的书写充满了历史记忆的感伤。戈悟觉的《邻居》把右派夫妇孙立平、张玉之的心灵创伤揭示得令人震撼，两个人喜欢孩子却不要孩子，其中的原因则是害怕孩子将来被贴上“右派子女”的标签后与他们一样受到伤害。他们要求恢复人的尊严和正常人的生活欲望，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得到满足，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整体看来，这些关于历史记忆的小说，多停留在感情控诉的层面，缺乏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只不过这种感伤的情怀由于时代的因素而成为一种国家情绪，进而加深对那段非理性历史的批判。
热烈地呼唤改革，对改革进程和改革中的时代、社会、人的整体面貌做出及时、持续的反映和描写。这类作品相对较多，包括张贤亮的《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郑正的《家庭琐事里的哲学问题》，蒋振邦的《在沿河村里》《谁在敲门》，马忠骥的《飞转的弧旋球》《土地啊，土地》，张武的《瓜王轶事》《红豆草》。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对那段非理性的历史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政治运动导致的社会发展滞后表达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的心态激发了人们对改革的呼唤和对新的社会生活面貌的热切期望。郑正的小说《家庭琐事里的哲学问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对改革的思考超越了同类题材。通过描写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出封建意识在社会和家庭中的渗透是多么深远，以此来说明深化改革首先要从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开始。蒋振邦的《在沿河村里》塑造了农村改革中的新人形象，秋菊和友山有文化、有知识，目光长远，关键是他们深知，农村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对村子里残存的封建的落后思想和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清除。显然，秋菊和友山是80年代启蒙话语的持有者。改革事业的推进，迫切需要启蒙精神的注入。另外，马忠骥的《飞转的弧旋球》是宁夏80年代反映改革的小说力作。这篇小说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它触及改革事业的敏感神经——干部的人选问题。既写出了经济改革的波澜壮阔，又展现了改革的艰难复杂。小说通过塑造改革者熊达矛和保守者沈依故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揭示了改革事业对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的重要影响。当然，宁夏反映改革的小说不免落入新时期“改革小说”的通病。对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小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为改革设置简单化的乐观主义的尾巴；情节上存在雷同化、模式化的现象。
2.对苦难的赞美和对精神的沉溺
许多作家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上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苦难，他们在反思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感伤的姿态。尤其是“伤痕文学”阶段，小说的创作还普遍停留在感情控诉的层面。张贤亮的“异军突起”就在于他能超越简单的感情控诉，进而走向理性的思索。面对苦难的“伤痕”，张贤亮从独眼的库图佐夫和断臂的纳尔逊身上得到灵感，从“伤痕”中发现了美。张贤亮这样说道：“在长达十年，甚至二十余年的‘左’的路线统治下，人们肉体上和心灵上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伤痕，这是无可讳言的。现在有许许多多文艺作品写的就是这些。但是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并不为相当多的作者所重视。《灵与肉》不过想在这个方面做个尝试而已。”“美和欢乐，必须来自伤痕和痛苦本身，来自对于这种生活的深刻的体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我们是可以从那些痛的经历中提炼出美的元素的。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是画面上的伤痕能表现出的美的光辉的底色。”[14]张贤亮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文本处理姿态？洪子城先生有过精辟的阐释：“对于这一代知识者的苦难，张贤亮等作家在处理的态度上是复杂的。有时会感到难以回首的惊心，有时则因自己青春、宝贵生命被虚掷而产生惆怅悔恨。在更多时候，在苦难已成为过去之后，又会转化为一种值得骄傲的‘资本’。这种苦难的事实和体验，一方面是当事人脱离苦境之后欣赏、回味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社会地位、价值的证明，而使他们在80年代前期，再一次扮演蒙难的启蒙英雄的角色。”[15]
自张贤亮的《灵与肉》取得成功后，80年代宁夏小说展现的风貌似乎都或多或少受到“《灵与肉》模式”的影响，不同的是个体面临的环境有所差异。从赞美苦难的叙事中进而强化了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当然这也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尽管物质生活极其匮乏，但粉碎“四人帮”后，知识分子的尊严重新得到了维护，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这让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形而上的思索，通过反思历史，歌颂现实，来重述历史的主体。苦难不是终极，战胜苦难的精神才是终极。由于过度沉溺于精神世界的营造，致使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大打折扣，这种叙事模式影响深远，逐渐成为宁夏小说的叙事传统。
诸如此类的作品除了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土牢情话》，还有张武的《红豆草》、戈悟觉的《蔚蓝的池水》《春夜》、郑柯的《大大谷》《河套人》，等等。张武的《红豆草》中的许琴作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主动扎根艰苦的大西北，张武将既抗旱又耐寒的红豆草喻指许琴，意在揭示许琴精神的可贵。郑柯的《大大谷》《河套人》也是这样的艺术处理模式。环境与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作家越是极力描写环境的艰难则越能彰显人物身上所具有的高贵的精神品质。所以，对苦难的赞美和对精神的沉溺成为一对孪生姐妹。当然，80年代的社会语境决定了小说这种表达方式的积极性，废墟重建，百废待兴的事业需要整个华夏儿女用一种超越苦难的精神作为动力来实现。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一旦脱离了时代语境，就变得不再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后期表现出来的那种人为化和符号化现象过于严重。
3.乡土叙事传统的奠定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
学者李兴阳指出：“中国西部，虽然也有属于自己的城市文明，但在文化发展的总体状态上，依旧还是乡土的，是前现代的‘乡土西部’。”[16]宁夏作为西部最小的省份，政治、经济、文化与西部各省份相比都明显落后，传统文化积习深重，从50年代到80年代，宁夏的大部分地区还处在生产力低下，现代意识落后的带有“文化守成”痕迹的传统农业社会之中。从人类天然亲近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这个习性而言，宁夏作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而然要书写他们最熟悉的乡土生活，进而形成了所谓乡土叙事的传统。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的乡土叙事由于地域差异性并不明显，所以并没有流露出对城市文明批判的立场，换言之，80年代的乡土在宁夏作家眼中，还算不上精神家园和诗意的栖息地。从叙事的调子上，80年代的宁夏作家在书写乡土时既有积极拥抱新时代，赞颂农村中社会主义新人新事，体现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理想情怀。也有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尤其是在“国民性”的批判上，继承了鲁迅批判的传统。前者如张武的《三叔》《瓜王轶事》《渡口人家》，蒋振邦的《在沿河村里》，后者如南台的《还乡》《阴庄》，马治中的《在那荒僻的小山沟》《杨树沟的故事》，郑柯的《塬上的日头》，张冀雪的《回家的路》等。在“两张一戈”中，张武的创作是最具宁夏乡土特色的，他以一种“老农民骑毛驴”的质朴描绘着新时代宁夏的乡土世界。他擅长写农村生活的新气象，在小人物的塑造上颇为用力。《瓜王轶事》中的“瓜王”王保生便是一个有个性的农民形象，用福斯特的话来说，王保生应属于“圆形人物”，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王保生的多面。他勤劳厚道，正直精明，但又有些生意人的狡黠和浓厚的小农个体意识。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他并不是‘高’‘大’‘全’式的光彩照人的英雄，但他却是生活在今天，生息在中国乡土之上的，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正是这样众多的普通人，组成了农村建设的基层力量。勤劳乐观，不断求索，带有时代的精神特征。”[17]另外，张武多年在农村生活、工作的经历，使他的作品在题材、人物和语言上都带有典型的宁夏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通过刻画和颂扬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来歌颂新的时代。诚然，我们能够体会张武当时赞扬新时代的创作心情，但，无论是现在读这些作品的印象，还是当时评论者对张武小说的研究，都可以感觉到张武小说缺乏一种描绘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力量，究其原因，或许只能用时代局限性来为其辩解了。
20世纪的乡土小说本身就有两个传统，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的传统，一是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诗意的传统。可以说，对“国民性”的改造和批判一直贯穿在整个乡土小说发展之中。南台的《还乡》《阴庄》表面上描写了纷繁复杂而又琐碎的生活样貌，其实背后南台直指国民劣根性之一的“权力拜物教”的思想。这一糟粕思想产生的以权谋私、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羁绊，最可怕的是这样的思想俨然成为百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无法撼动。在这个意义上，南台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不可谓不深。马治中的《在那荒僻的小山沟》《杨树沟的故事》《山林之子》等作品体现的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闭塞的山村中，女性无法舒展自己正常的人性去追求自己的真爱，而是在传统积习的影响下，被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五四时期鲁迅借小说中的人物子君传达出强烈的启蒙之音——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然而，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依然无法感受到文明的进步，冲突的失败造成的悲剧结局更加深了人们对愚昧落后的仇恨。张冀雪的《回家的路》中的那个深受封建主义旧观念、旧意识束缚的女人，穷困劳累得了腿病，为去治病还得低声下气，忍受婆婆的辱骂。文化荒蛮与愚昧落后铸就了妇女不幸的命运。妇女解放成为80年代启蒙运动乐章上最为悦耳的音符。80年代的宁夏乡土小说，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书写上，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深度。宁夏的许多作家已经深刻意识到“乡村的陈规陋习及其相应的传统文化心理，已然脱去乡民眼中的那层神圣，显示出它的落后、野蛮、残酷，对生命的戕害，对道德的践踏，对人性的扭曲”[18]。究其本质，这样的乡土小说才是有深度、有力量的创作。只不过批判的传统在宁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被诗意的传统遮蔽。
20世纪80年代，宁夏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查舜的《月照梨花湾》和马知遥的《搭伙》《四月的河滩》等作品。查舜的小说创作是20世纪80年代宁夏小说的杰出代表。他的诸多小说没有停留在对本民族民风民俗的浅层描摹上，而是走向了对民族文化的深度阐释。查舜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在不断遭受磨难压抑的情境中没有自甘堕落，而是励精图治，表现了主人公在传统重负和愚昧保守势力的压迫之下所呈现的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20世纪80年代宁夏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刚刚起步，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探索还不够深入，集中表现在对民族风俗和情感意识层面的书写上，因而在彰显独特性的同时忽略了对文学普遍性意义的追求。这种改变在后来的少数民族作家石舒清、金瓯、阿舍那里才得到实现。21世纪前后的石舒清、金瓯、阿舍的小说创作是关于人的生命和人的意义、价值等具有人类普遍性意义理念的思考。尽管80年代的宁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所形成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和价值诉求仍具有积极意义，对后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21世纪前后的宁夏小说创作
20世纪80年代文学在理想主义的笼罩下还能够呈现文学史家所谓的“一体化”形态，单从小说的形态而言，就上演过“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尽管小说思潮风起云涌，不断变换，但对于创作者和研究者而言，仍能把握住小说创作的主潮。这源于80年代的小说创作仍在坚守着启蒙精神，启蒙主义话语仍可以作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人文大环境的“元话语”被实践。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化不仅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走向，也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人在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回顾历史，似乎没有哪个年代像90年代那样充满如此繁复的精神的矛盾、冲突、焦虑、困扰与激变。在这个年代里，所有的中国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上的传奇性变化与心灵上的巨大震撼。90年代的整个十年，中国社会的原有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成为90年代社会的重要表象。与之相关的是，中国的社会精神流向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形态，文学史家眼中的“一体化”形态在90年代不断被消解、颠覆，“共名”逐渐演变为“无名”。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淡化，开始走向了岗位意识，甚至转向了民间立场。自此，在20世纪80年代有着现代性的统一追求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界，作家队伍是思想震荡和分化最严重的一支知识者队伍，许多此前对文学并非虔诚的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忽然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于是，在读者逐渐流失，作家又面临精神不振的情境下，90年代的中国文学整体陷入了一个低谷。这种低谷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一是文学较之以前失去了神圣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丢弃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深度和广度，逐渐从80年代受宠的中心滑向了失宠的边缘；二是文学创作开始接受市场的检验，当代文学在市场操作下逐渐丧失走向经典的属性，为了迎合大众文化的趣味，许多作家的创作开始消解崇高，走向媚俗，尽管可能成为畅销书，却失去了走向经典的可能。
进入21世纪之后，上述两种症状并未得到有效的缓解。“新世纪文学”因为市场文化的崛起而呈现更为“狂欢化”的特征。尽管新世纪文学的表征趋于多元，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文化的批量生产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都市文化的核心图景。“娱乐至死”的精神生活观念和“读图时代”所带来的无知与浅薄严重影响了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命题——启蒙现代性的展开。尤其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后现代文化滋生的解构意识让曾经引以为傲的整体性历史叙事彻底“碎片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马克思语），人们在这种娱乐化、碎片化的语境中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能力。全球化造成的文化同质性让本土文化渐渐失去了自我表述的主体性话语，以至于“文化认同”成为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重要的关键词。更为关键的是，21世纪以来个体化的创作呈现极端化的趋势，“顾影自怜”和“无病呻吟”式的写作充斥着当今的中国文坛，这些消解崇高，颠覆启蒙的话语伴随着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逐渐变成一种被认同的常态化的写作，社会急剧转型所形成的历史的迅速转身让众多有良知的学者充满诸多的无奈与茫然。著名学者南帆在《理解与感悟》的再版后记中写道：“听说某些地方正在组织学生儒冠儒服地祭拜‘天地君亲师’，听说某些地方的公职人员热衷于求神拜佛，保佑官运亨通，又听说某些地方的婚礼恢复了八抬大轿的迎亲习俗，恍惚之间我几乎怀疑号称‘新启蒙’的八十年代曾经存在过。”[19]实际上，南帆的这种怀疑已经构成了对新世纪思想文化图景的一个深描。
恢复“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书写“乡土中国”的历史沧桑变迁，用人文之光烛照底层人民的心灵世界，真正创作出具有现实主义炽热情怀之作，是这个时代真挚的呼声。所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迫切需要讲述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故事”，分享具有文化自信的“中国经验”，重新找回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深邃感”和“忧患感”的社会责任来。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转型与文学背景下，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地处西北偏远地区的宁夏文学得以涌现，特别是一支年轻的创作队伍——“宁夏青年作家群”开始形成，“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出现为中国文坛吹入了一股清新之气。宁夏文学研究专家郎伟曾经谈及“宁夏青年作家群”出现的意义时说过：“在一个提倡速度和奔跑的年代，在一个弥漫享乐和消费气息的历史时刻，他们注目于脚下的土地和那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民，力图通过艺术的描绘，展现一个古老民族逐渐摆脱贫困走向新生的历程。更重要的是，宁夏青年作家是想通过对历史转换过程中民族美好精神性格的发现和塑造，寻求中华民族重归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可能性途径。”[20]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宁夏文学创作呈现蓬勃发展和异常兴旺的景象。论及21世纪前后宁夏文学的创作实绩，宁夏的小说是重中之重。
（一）2000年前后的宁夏小说创作描述
1.“宁夏青年作家群”逐渐形成，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优势
以张贤亮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引领了宁夏小说在80年代的辉煌，宁夏的小说创作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经历了一个相对短暂的低谷。但这种低谷的局面很快便结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年轻的宁夏作家开始登上宁夏文坛，并逐渐展现出令人震惊的创作势头。宁夏青年作家经历了十多年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和文学新军，“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已经成为应当载入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动人篇章之一，[21]成为继张贤亮以后宁夏文学的另一个高峰。[22]通览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中短篇小说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文体类型。宁夏的中短篇小说走本土化创作之路，关注时代命运和人民疾苦，歌唱人类生活美和人性美。他们如实描写了苦难乡土百姓当中的奋起，走向新生途中的困惑，因此，他们的写作体现出一种与时代的要求相称的价值承担，故而在当下文坛独树一帜，受到文坛的偏爱。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郭文斌的《吉祥如意》、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与酸菜》这三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都是短篇小说，李唯的《中华民谣》、陈继明的《月亮下的几十个白瓶子》、金瓯的《鸡蛋的眼泪》、张学东的《送一个人上路》《跪乳时期的羊》、古原的《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漠月的《锁阳》《放羊的女儿》、马宇桢的《季节深处》、李进祥的《狗村长》、季栋梁的《吼夜》、了一容的《去尕愣的路上》等小说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享誉全国的中短篇小说。而且有些宁夏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已经成为某些文学大刊的“热门作品”，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屡次登上“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文学排行榜”。我们可以自信地评价，宁夏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水准已经居全国中上游水平，宁夏中短篇小说已成为宁夏文学的一块招牌，在全国赢得了广泛的美誉与认可。
2.宁夏长篇小说创作出现新局面，许多老中青作家都相继推出了艺术水准颇高的长篇小说
1992年，张贤亮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受此影响，一批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包括南台的讽刺小说《一朝县令》、张武的《涡旋》《罗马饭店》、马知遥的《亚瑟爷和他的家族》、高耀山的《风尘岁月》《激荡岁月》、郭兴的《诡道》、王维堡的《郎家巷子》、王漫西的《租借生命》、查舜的《青春绝版》《穆斯林的儿女们》《局》、高嵩的《马嵬驿》。进入21世纪之后，宁夏长篇小说创作更是呈现井喷之状。古越、羽萱的《金羊毛》《菊花醉》、陈继明的《一人一个天堂》、张学东的《西北往事》《妙音鸟》《超低空滑翔》《人脉》《尾》、李进祥的《孤独成双》《拯救者》、郭文斌的《农历》、季栋梁的《奔命》《上庄记》《锦绣记》、马金莲的《马兰花开》、石舒清的《底片》、王佩飞的《儒仁的图腾》、火仲舫的《花旦》《浪子吟》、董永红的《风雨有路》《产房》、高耀山的《烟火人家》等。截至目前，新时期以来的宁夏长篇小说已经百部有余。长篇小说是文学创作的“重型武器”，是考验一个作家综合实力的有效文体。自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的写作者多是老作家，他们虽然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与阅历，还有对生活的解读能力，但长篇小说的创作还需要一种重要的能力，就是艺术的超脱感。长篇小说不仅需要内容上的深刻，还需要形式上的轻盈，要让读者在紧张的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放松，在文字背后体会到一种高远阔大的想象空间。此外，老作家对新生事物及其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无论从思维观念还是身体力行上，都无法准确及时地予以回应，因而，长篇小说的创作不免走向保守封闭，缺乏现代性的开拓，进而小说的社会认同感不强。而进入21世纪之后，宁夏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等政府部门大力支持，策划的“新绿丛书”“金骆驼丛书”等一系列资助项目扶持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的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近20年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宁夏文坛已经为读者推出了百余篇长篇小说，这对于一个作家相对较少的省份而言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宁夏的这些长篇小说水平参差不齐，与全国顶尖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至今我们还未有一部长篇小说获得代表长篇小说最高奖项的“茅盾文学奖”。但从《我的菩提树》《一朝县令》《亚瑟爷和他的家族》《青春绝版》《马嵬驿》《一人一个天堂》《农历》《妙音鸟》《上庄记》《马兰花开》等长篇小说来看，这些作品已经表现出作家相当深厚的思想艺术功力，并且获得文学界的关注与好评。这无疑提升了宁夏小说在全国的影响力，相信假以时日，宁夏的长篇小说离“茅盾文学奖”会越来越近。
3.小说题材有所扩大，城市生活题材开始进入作家的视野，小说艺术表现方式有新的突破
自20世纪90年代始，宁夏小说创作仍是以乡土题材为主，其原因在于宁夏处于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现代思想和意识相对淡薄的传统农业社会当中。宁夏作家生活在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自小与黄土、漫漫风沙、牛马羊驼为伴，日日目睹“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乡村景观。这样的人生经历深刻地塑造和决定了宁夏作家们的精神价值和审美心理。从人的亲近本性而言，都倾向于描写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乡土生活和童年记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植入宁夏作家们的心灵深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还包裹着政治话语的成分，自90年代开始，宁夏乡土小说则呈现一种文化自觉的状态。石舒清在90年代之后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乡土小说，他的小说集《苦土》《伏天》《开花的院子》《灰袍子》《底片》，还有陈继明的《寂静与芬芳》、南台的《南台的中篇小说集》、郭文斌的长篇小说《农历》、张学东的长篇小说《西北往事》《妙音鸟》、李进祥的《换水》、马金莲的《父亲的雪》《碎媳妇》、漠月的《锁阳》《放羊的女人》《遍地香草》、季栋梁的长篇小说《上庄记》等，这些小说大多是描写生活于乡土之上的人们的命运变幻和心灵波澜的，但乡土小说的创作也渐渐呈现悖论的态势。深厚的乡土生活经历为宁夏作家们提供了最大的写作素材和创作源泉，但同时这种生活的封闭性、保守性、滞后性又限制了作家们的思想视野，影响了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妨碍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做更深入的透视和发现。尤其是在现代性视野的观照下，沉溺于乡土本质以及城乡对立的二元化思维逐渐成为宁夏小说的弊病。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尽管乡土题材仍是宁夏小说的主体，但城市题材的小说开始崭露头角，并呈现一种难得的深刻，为宁夏小说注入了一种新鲜的故事。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宁夏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现代化程度也逐渐提高，城市人的生活与命运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城市化带来的弊病也在不断凸显，这也成了生活在城市里的宁夏作家们所要表现的内容。陈继明的《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城市的雪》《比飞翔更轻》《椅子》、马宇桢的《伤心》、季栋梁的《挽男人胳膊的女人》《让生命飞翔起来》、郭文斌的《水随天去》《陪木子李到平凉》、曹海英的《左右左》、平原的《爱人同志》等都是城市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展现了不同于乡土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价值追求，关注于市场经济时代城市人的精神生活现状。宁夏城市题材的小说尽管还存在创作的粗疏、张皇，宁夏作家对城市生活的描写还无法到达深度进入的状态，许多小说还只是停留在城市符号的叙写层面，无法捕捉到现代城市文明所彰显的现代精神。还有许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宁夏作家，则倾向于将城市化的负面影响无限扩大，以此来实现将乡土打造为精神归属地的目的。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城市题材小说出现并逐渐展现出被认同的趋势，对丰富宁夏小说的创作类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城市化发展程度的逐步提高、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深化，城市题材的小说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渐成为宁夏小说的主流。
从小说的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依然是主流，但是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业已崭露头角。宁夏的小说创作一直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为，宁夏的小说家们一直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社会形态。在宁夏作家那里，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同时还是一种介入社会复杂现实、敢于干预生活的创作勇气和无私无畏的人格力量，是一种讴歌人间正义，悲悯多难人生，批判世间邪恶的文学道义精神和创作观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小说家秉承着现实主义的批判传统，创作了许多关注时代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小说。老作家张武的《涡旋》和南台的《一朝县令》两部长篇小说便显示出真诚无畏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两部小说真实而有力地刻画出“文化大革命”年代的政治风云与人间百态，充满强烈的“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尤其是两部小说着意描写了动荡、混乱的年代里，权力对正常人性的腐蚀。陈继明的《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是90年代宁夏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深刻的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的消极心理，并揭示了这种消极心理所潜藏的巨大危险和可能带来的社会灾难。进入21世纪之后，宁夏“三棵树”“新三棵树”的创作更是秉承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季栋梁、张学东、李进祥等宁夏作家立足于社会问题的聚焦，对于人性与社会提出尖锐的追问。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创作开始在中国文坛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马原、残雪、徐星、刘索拉、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作家的创作成为文坛瞩目的对象，而对于宁夏的小说创作，张贤亮在80年代以《浪漫的黑炮》进行过现代主义的尝试，而真正的创作直到90年代才开始，马宇桢的小说集《季节深处》深受塞林格的西方现代主义经典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着意描写城市青年的忧郁与感伤的情绪。同时，荒诞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小说充满新奇感。小说之中，多个情节与《百年孤独》中的这句“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相似。在具体的场景叙述中，马宇桢又运用了蒙太奇的写作手法，不断变化写作的镜头，小说的章节之间借用了后现代主义拼贴的艺术方式，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使小说整体上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但这种看似任意的讲述是统领在作者的主体情绪之下的。另一位小说家金瓯也是一位善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家，他的写作受福克纳、塞林格、菲茨杰拉德等美国先锋作家的影响，他的小说表现出相当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真正的先锋是精神的先锋，李兴阳认为金瓯是“西部具有先锋精神的先锋作家”。他的代表作《鸡蛋的眼泪》《前面的路》《刀锋与伤口》，借鉴现代派的碎片化、寓言体、拼贴、陌生化等艺术表达方式，通过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追求自由化的精神价值。张学东的长篇小说《妙音鸟》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虚化历史背景，追求一种想象性的真实存在。对待现代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就有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现代主义产生于发达的工业社会，这样的土壤环境显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世纪之交前后的宁夏所不具备的。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小说的现代主义创作未形成较大的气候，并且宁夏小说家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多是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写作中移植得来，而没有对现代主义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刻的认知，这使宁夏小说家对现代主义只停留在形式模仿的层面，而不能像他们的偶像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塞林格、马尔克斯等现代主义大师由形式上升到思想观念的层面。瑕不掩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出现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丰富了宁夏小说创作的多元形态，提供了更多认识现实社会和内心世界的视角。
（二）21世纪前后的宁夏小说呈现出的总体面貌
1.作家受生活记忆的影响，乡土小说创作依然强劲
西部小说研究专家李兴阳曾指出：“中国西部，虽然也有属于自己的城市文明，但在文化发展的总体状态上，依旧还是乡土的，是前现代的‘乡土西部’。”[23]而宁夏作为西部最小的省份，在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状态上，仍处于前现代的范畴。学者贺绍俊更是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现状，尤其在人文精神的层面论及处于前现代的宁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供一种精神合力的话，那么文学是传达这种精神合力的重要途径。宁夏文学生长在前现代的土壤上，感受到现代化的阵阵季风。”[24]西部的大量农村，不发达城市的存在，意味着一种强大的现实存在，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产生的文学，在中国快速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层面的营养。而宁夏的文学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表现出一种对人类精神价值坚守的姿态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无论从地域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文化形态的演进来看，宁夏的文化形态都充满前现代的乡土属性。那么，乡土小说便是宁夏作家最为青睐的创作题材。贺绍俊指出：“乡村在宁夏的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描写对象的问题，而是体现为对乡村精神的认同。宁夏的文学不需要改变他们对乡村精神的认同，这是它的独特性所在。”[25]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的乡土小说所提供的故事不再新鲜，但是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浪潮中仍有它的积极意义。正如贺绍俊所言：“宁夏文学的好处就是它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性，在普遍弥漫着物质主义和欲望的时代，宁夏文学对人类的一些具有永恒性的精神起到了一种保鲜的作用。”[26]进入21世纪之后，宁夏三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吉祥如意》《1987年的浆水与酸菜》都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少数民族骏马奖的获奖小说石舒清的《伏天》《苦土》、了一容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李进祥的《换水》、马金莲的《长河》也都是乡土小说。在宁夏，获奖不仅为获奖者本人、本地域带来殊荣，更会在宁夏的文学界成为一种写作的导向，更多的宁夏作家会在乡土小说的创作园地中耕耘，期待有所收获。此外，作为写作者的作家，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宁夏作家大多来自农村，熟悉的乡土生活与童年记忆成为他们写作首选的材料，再加之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因此，尽管进入21世纪以后，宁夏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宁夏的乡土小说在当下依然是宁夏文学最为出色的题材类型，其艺术水准之高、主题之深刻，还未有其他类型的小说题材与之相媲美。乡土小说自2000年以来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势头。
2.艺术寻求上有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现代派、先锋式的写作并未对宁夏的小说写作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马宇桢和金瓯曾尝试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从整体的创作而言毕竟是小众的创作方法。宁夏作家大都恪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面现实的人生，聚焦社会现实问题，刻画出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书写西部人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尤其看重小说创作的精神内涵以及对人的灵魂所产生的影响。在艺术层面，宁夏作家立足“中国经验”，虽取法中外小说种种成功的艺术经验，为笔下的西部人生服务，但骨子里是本土化的。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青年作家群”崛起于中国当代文坛，这支充满活力的创作队伍之所以能够引起文坛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些迥异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故事素材和民俗性的文化符号，更因为宁夏青年作家在艺术风格上有诸多新的变化。首先，宁夏青年作家在人物塑造上充满强烈的人文情怀。他们同情弱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充满着悲悯的情感。在宁夏青年作家的小说中，妇女、老人、儿童是塑造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形象。石舒清笔下的回族老人形象、张学东笔下的那些被伤害的妇女与儿童形象、马金莲笔下的那些回族妇女形象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宁夏青年作家将小说语言上升到创作本体的地位上来。老作家汪曾祺就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27]小说是否可读，首先在于小说的语言是否最值得反复回味的汉语。石舒清的小说语言就是最值得回味的，《清水里的刀子》的语言充满神圣肃穆感，《浮世》里的小说语言灵动却又暗含着悲伤。郭文斌的小说则是诗化体小说，他的小说语言诗意盎然。两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都追求小说语言的洁净与雅致，彰显出一种绿色的文学创作理念。最后，动物叙事也是宁夏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动物叙事既体现了宁夏作家本土化写作的表征，又能在深层次上触及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生态理念。当代文坛不乏描写动物的杰作，比如《狼图腾》等作品，宁夏作家笔下也不乏各类动物，宁夏作家与动物之间存在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不仅写出了动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还赋予了动物某种灵性和超越性的神圣意味。比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中的“牛”，漠月的《白狐》中的“白狐”、《放羊的女人》中的“羊”、《父亲与驼》中的“骆驼”，张学东的《跪乳时期的羊》与《看窗外的羊群》中的“羊”，马悦的《飞翔的鸟》中的“鸟”，李进祥的《狗村长》中的“狗”，季栋梁的《军马祭》中的“马”，等等。
3.小说所反映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多元
自20世纪90年代始，由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中国社会面临急剧转型，而宁夏也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呈现现代化的急速发展模式，现代化不仅给宁夏人民带来物质生活的改观，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学作品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很好地诠释了人们在社会转型之中生存状态的变化。小说家通过小说创作来表达对社会变化的感知，并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故事的讲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表达应该是优秀小说家创作的终极目的，也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比如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他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宁夏作家的创作被外界评论家评价为“某些人类精神价值的坚守姿态”[28]，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宁夏作家尽管有地域写作的共性和对精神价值书写的痴恋，却呈现不同的创作个性。张贤亮就曾经评价“宁夏三棵树”的不同：“陈继明的文风是冷静的客观的，甚至是克制的，他常常故意把戏剧性降到最低点，石舒清非常善于写细微的东西，他的作品中常常充满了诗意和温情，金瓯的笔调则是极为强悍的，激越的。”[29]创作个性的不同导致宁夏作家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也是迥异的，进而折射出的价值观念也不一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恰好证明了宁夏小说的活力与魅力，任何一个有活力、有魅力的文学群体都应该避免创作的模式化和“齐唱同一首歌”，综观宁夏20多年的小说创作，宁夏小说在价值观念上不再单一，而是走向多元。
（1）对生命充满着敬畏
生活在宁夏的人对生命是敬畏的，关爱与尊重生命成为一种本能，一种生命的意识。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作家更是对生命有着形而上意义的思索。在作家的眼里，生命是尊贵的，但它不专属于人类，任何天地造化之物皆是生命的载体，它们的生命同样尊贵。宁夏小说对于弱小生命个体的辛酸处境及他们对生命与尊严的重视有着极为精深的描写。他们不仅关注老人、妇女、孩子、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生命，对那些花、鸟、虫、草，牛、羊、驴、马等生命也非常重视。宁夏作家对生命充满着敬畏之心，还在于他们对弱势群体生存困境的展现以及对生存尊严的捍卫。陈继明《粉刷工吉祥》中的吉祥，李进祥《换水》中的马清与杨洁，他们挣扎于生活的边缘，却始终不忘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应有的尊严。
（2）对死亡的终极思考
人类生命的过程就是一段不断向死亡靠近的过程，在西方，死亡从来都是一个极具魅惑力的字眼，叔本华、尼采、涂尔干等大师都对死亡进行了形而上意义的思索，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历来有“未知生，焉知死”这样回避死亡的言论，这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对死亡的思索。宁夏作家呈现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死亡书写的热衷以及所体现的思索深度。石舒清的诸多小说便对死亡有着深邃的思考，《清水里的刀子》《疙瘩山》《红花绿叶》等小说中的死亡书写都蕴含着“两世吉庆”的哲学理念，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敬畏与感动。而陈继明的《寂静与芬芳》、张学东的《送一个人上路》等小说赋予了死亡以沉重感，甚至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悲伤与沉郁，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恐惧与悲戚。
（3）对乡土的守望与超越
宁夏作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陷入价值判断的惶惑与混沌。在现代性的焦虑之中，宁夏的乡土作家陷入了分化。一部分作家向乡土回归，表现出对乡土人生的归依与亲和，譬如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农历》、石舒清的《果院》《父亲讲的故事》、漠月的《放羊的女人》《父亲与驼》、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与酸菜》《长河》《马兰花开》等小说。这些作家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现实图景是不满的，但又对现实充满着些许的无奈，只好回归自己熟悉的乡土世界寻找所谓的“诗意栖居”。而另一部分作家以现代的胸襟超越自我对乡土的情感，正视现代化给乡土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变化，以现代理念来观照这种社会转型，譬如季栋梁的《上庄记》、李进祥的《屠户》《换水》《狗村长》等。现代化对乡土社会结构的塑造并没有产生现代性的质素，而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败坏。季栋梁与李进祥便深刻体察到这种变化，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予以理性审视。还有一部分作家彻底告别乡土，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并聚焦社会现实问题，以此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理念。升玄的长篇小说《越秀峰》、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给张杨富贵深鞠一躬》《父亲的婚事》《阿基米德定律》《裸夜》等小说，把视角聚焦在城市文明下的社会现实人生，关注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群体的生存状态，并在现代性的尺度下衡量人性的高度。
总之，宁夏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再次崛起，以“宁夏青年作家群”为代表的一群作家走入文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对文学充满敬畏与虔诚之心，文学在他们心目中是神圣的、纯洁的。他们将人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文学创作事业中来，心甘情愿地成为文学的“殉道者”。正是怀有这样真诚的创作态度，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以小说为代表的宁夏文学才能在不长的时间内重回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赢得了专家与读者们的一致尊重，并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成为学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宁夏小说创作水准的不断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宁夏文学批评的繁荣，为宁夏文学批评提供了新颖的思想与艺术角度。批评与创作相辅相成，共同迎来了宁夏文学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