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译介状况成为了译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研究者开始多角度考察中国文学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翻译和接受，“中译外”研究大有取代“外译中”研究而成为中国译学主流的趋势。在当前这股“中译外”研究热潮中，凝聚学者目光的主要是一些重要作家代表作品的单行译本，如老舍的《四世同堂》、余华的《活着》、毕飞宇的《青衣》、莫言的《红高粱》、麦家的《解密》、刘慈欣的《三体》等，这种对单个文本域外译介情况的考察自有其积极意义，但存在着见树不见林的缺陷，远不足以揭示中国文学海外接受状况的整体面貌。其中一个醒目的欠缺在于，除了单行本之外，以其他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没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其实，文学作品在世界旅行时所依托的载体是丰富多样的，比如除单行本外我们还可以举出报纸、杂志、选集，等等。此外，科技的发展也衍生出一些新型载体，典型的如我们今天须臾不可离的网络。但在目前的中译外研究领域，单行本之外的译介载体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是需要及时补齐的一个短板。

单行译本之所以吸引学者眼球，要么是由于原作者有着重要的文学史地位，要么是作品在国外获得过重要奖项，因此它们更易引起学者的注意，而且研究资料相对容易获取，学者们纷纷趋之也就不难理解。问题是，如若仅限于此，那么“中国文学域外接受研究”的版图就永远不会完整。鉴此，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状况，就有必要拓宽研究视域，将以各种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译作都纳入考察范围。本书选择研究中国文学翻译选集即是以此为方向的一次尝试。之所以选择聚焦翻译选集，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数量庞大。一国文学的版图是由多种体裁的作品共同构成的，既有皇皇数万言的长篇小说，也有篇幅相对短小的中短篇小说、小小说、诗歌、散文等。长篇小说常常可以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海外传播，但后者（即除长篇小说之外的文学样式）由于自身篇幅的局限，通常难以以单行本的形式传播，而选集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传播载体。被译介出去的中国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体量庞大，这也直接催生了数量可观的中国文学翻译选集。仅以美国为例，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从1931年（即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选集在美国面世的时间）至2016年，在美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达到了80余部（这还不包括作家个人的专集）。

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形态，选集具有先天的历史厚重感和话语权威性。关于选集的权威性，古今中外的学者已多有论述。鲁迅曾有言：“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1]选集研究专家Jeffrey（2004：1）认为，“就像一个人不会怀疑地图册对城市和国家的定位一样，他也不会怀疑选集对作家作品的绘制。[2]”翻译选集更是如此，这是因为，除了分享所有种类选集共有的权威性之外，翻译选集的编者通常还是在所属领域享有一定象征资本的学者，他们的这一身份本身会额外赋予翻译选集一定的权威性。

再次，翻译选集在教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与单行译本面向市场不同，翻译选集多是作为教材使用的。作为教材的翻译选集，其影响不可低估：一方面，翻译选集的目标读者对原语文学的了解相对有限，他们也相应地更容易接受翻译选集对原语文学的解读和阐释，进而影响他们对原语文学的认知；另一方面，教材年复一年的使用还能将这种认知传递给一波又一波的学生，从而能保持其延续性。

最后，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翻译选集往往有着“以选代史”的功能。以美国为例，美国汉学界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多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其中所占篇幅十分有限。2017年，王德威主编的《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出版。在此之前，夏志清所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是唯一一部专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书，而其他体裁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的书写在北美长期付之阙如。在此情况下，多位选家编选的综合性选集起到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撰史”的作用。葛浩文和刘绍铭编选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许芥昱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陈小眉编选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戏剧选》等，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此类选集既可以反映出编者及其所代表的专业读者的中国文学史观，也会通过在教学中的运用影响目标读者的中国文学史观。因此，这类选集可作为考察中国文学域外接受的一个重要窗口。

综上，如果我们只是围绕单行译本来考察中国文学的域外接受状况，而忽视大量存在的翻译选集的话，很容易导致认识上的片面性，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够牢靠。同时，鉴于翻译选集的权威性及其在教学中的重要位置，翻译选集对中国文学的呈现和言说方式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