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研究的意义和创新之处相辅相成，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翻译选集的视角考察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接受，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界面。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重复研究、千文一面的程式化倾向。这里既有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模式固化的原因，更与对研究对象的不够重视有关。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始终围绕着名家名作的单行译本展开。其实，海外发行的文学期刊、海外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以及海外编纂的中国文学翻译选集等，都是考察中国文学域外接受的有效场所。当形式各样的文学接受渠道都能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时候，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领地将会大大拓展，这不仅会为文学外译研究贡献新的学术增长点，更能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中国文学域外接受现状的认识。本书聚焦翻译选集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弥补现有的中国文学域外接受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努力将这一被长期忽视的文本形态纳入讨论空间。

第二，本书将翻译选集与形象建构相结合的方法有助于拓宽形象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展开路径。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范式。但就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这类研究多限于探讨微观的翻译过程中（即文字转换过程中）文学作品内部人物形象的“变异”，这类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我们还可以创新形象学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将视野投向文本之外，探讨翻译活动对文本外相关人和物的形象建构，本书的“翻译选集与形象建构”部分可视作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与此前的相关研究不同，本书无意追问翻译对文学文本内部人物形象有意无意的“改写”，而是另辟蹊径，考察了翻译选集对作家形象、中国文学形象的构建。

第三，探究翻译选集中发生的“改写”、选集副文本与文本的互动以及翻译选集与形象构建、经典重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翻译选集的理论认识。首先，翻译选集不应仅仅被看作单篇译作的简单集结，除了基本的收集、储存和展示功能之外，翻译选集还是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方式。其次，作为教材使用的翻译选集会型塑读者口味，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审美及道德价值观。再次，翻译选集能够折射民族文学间的关系，是目标读者文学口味的晴雨表，是最能体现文学影响的载体之一，它比单个翻译文本更能揭示目标语文化对原语文学的接受倾向。最后，翻译选集的多种功能及其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都呼唤我们从理论层面加强对翻译选集的认识和总结。目前，关于翻译选集与教学之间的关系已多有探讨，而翻译选集与经典建构、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对翻译选集面貌的影响，以及翻译选集副文本对选集意义的生成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挖掘空间。

第四，本书的研究成果对如何利用选集来推介中国文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自从“中国文化走出去”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来，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成为了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命题。学者们献计献策，从翻译选材、译者模式、发行渠道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希冀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意见和建议。目前的通行做法是，从我们自身的视角出发，选择一些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就笔者目力所及，翻译选集作为一种可以有效推动文学域外传播的载体，还没有得到相关主体和部门的充分关注。例如，根据笔者统计，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选集的编者队伍主要由英语国家的汉学家和英语世界汉学圈的华裔学者构成，只是在晚近才出现了中国本土学者编译的选集。换句话说，长期以来，海外学者掌握着对中国文学的择取和解释权。而考虑到翻译选集特有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我们应该充分发挥选集在文学传播方面的优势和潜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参与编写目的语国家用于教学的选集，这有利于对已有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刻板印象予以纠偏，还原尽可能真实的中国文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