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晋灭吴后江东局势之动荡与华谭维护统一之策略

（一）西晋“绥慰新附”政策之局限与江东地域社会之动荡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西晋一举灭吴，从而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近百年的南北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然而，晋武帝虽取得了对江南的军事征服，但江东地区的局势并不稳固，反抗西晋统治的地方叛乱不断发生。

西晋在军事上征服孙吴之后，其君臣一度采取了“绥慰新附”的政策，目的是笼络人心。《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太康元年三月西晋灭吴，“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其牧守已下皆因吴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1]又载同年四月，晋武帝“遣兼侍中张侧、黄门侍郎朱震分使扬越，慰其初附”。由此可见，灭吴之初，晋武帝为稳定江南孙吴旧地之局势，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灭吴之初，州郡以下的地方官吏皆因循其旧，即所谓“其牧守已下皆因吴置”，以免引起地方社会统治秩序的紊乱；二是针对孙吴末代君主孙皓的乱政进行改革，即“除其苛政，示之简易”，以争取吴人的归附。同时，晋武帝遣使巡察江南，“慰其初附”，以笼络人心，目的在于尽快稳定江南的局势。

与晋武帝的这一“慰其初附”、稳定江南局势的指导思想一致，当时参与灭吴之役、主管江南事务的一些军政官员也有相关的举措。《晋书》卷四二《王浑传》载其领军灭吴后，“转征东大将军，复镇寿阳。浑不尚刑名，处断明允。时吴人新附，颇怀畏惧。浑抚循羁旅，虚怀绥纳，座无空席，门不停宾。于是江东之士莫不悦附。”《晋书》卷六一《周浚传》载其随王浑伐吴，“浚既济江，与浑共行吴城垒，绥抚新附，以功进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明年，移镇秣陵。时吴初平，屡有逃亡者，频讨平之。宾礼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吴人悦服。”又，《晋书》卷四三《王戎传》载其受诏伐吴，“戎渡江，绥慰新附，宣扬威惠。吴光禄勋石伟方直，不容皓朝，称疾归家。戎嘉其清节，表荐之。诏拜伟为议郎，以二千石禄终其身。荆土悦服。”应该说，西晋在军事上征服江南之后，晋武帝君臣确实采取了一些“绥抚新附”“绥慰新附，宣扬威惠”的政策，主要措施是“抚循羁旅，虚怀绥纳”,“宾礼故老，搜求俊乂”，优遇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感召人心。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西晋灭吴之后，其种种所谓“绥抚新附”“绥慰新附”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权宜之计的功利色彩与目的，特别是一些参与灭吴的北方军政人员，恃强凌弱，以江南为征服之地，以南士为“亡国之余”。《晋书》卷五八《周处传》载：

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釃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蹙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

可见作为西晋灭吴的主要统帅，王浑虽行“绥抚新附”之策，但其内心深处则以南士为“亡国之余”，这一酒后之言正是其真实情感的表现。[2]又如周浚，《晋书》本传载孙吴蔡珪兄弟颇有德行声誉，周浚“及渡江，求（蔡）珪，得之，问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戏之曰：‘吾固疑吴无君子，而卿果吾乡人。'”周浚戏称“吴无君子”，正体现出他轻视南人的心态。

孙吴灭亡后，江东人士沉滞乡里者甚多。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征引《陆云集》所载陆云太康年间的相关书札，颇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与戴季甫书》云：“江南初平，人物失叙”;《与杨彦明书》云：“东人复未有见叙者，公进屈久，恒为邑罔党”;《与陆典书书》更云：“吴国初祚，雄俊尤盛，今日虽衰，未皆下华夏也。……愚以东国之士，进无所立，退无所守，明裂眦苦，皆未如意。……至于绍季礼之遐踪，结鬲肝于中夏，光东州之幽昧，流荣勋于朝野，所谓窥管以瞻天，缘木而求鱼也。”由陆云之信札，可见南士的窘态。

不仅如此，即便有机会入仕，其任职安排与待遇也受到压制。《晋书》卷六八《贺循传》载贺循出自会稽名族，入晋后历任阳羡、武康二县令，虽多有政绩，“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陆机等上书荐之曰：

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

此疏所述，涉及西晋灭吴后江南人士的仕进情况，尽管所谓“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不尽准确，[3]但基本反映了当时南人求取仕宦清途的艰难。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中也说：

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数，不得钧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谢上国也。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於在昔也。

葛洪这段话是在司马睿南渡后说的，可见西晋一代江东人士的处境并无根本改善。[4]

更为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西晋在军事上征服孙吴之后，对一些被降服的孙吴将领及其部曲、私附人口进行强制性地迁移到淮南地区，其目的是使其脱离故土，便于控制，从根本上削弱孙吴地方社会的军事力量。最为悲惨的是，一些下层战士与百姓流徙北方后被充作“生口”。《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太康二年三月“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以吴人为“生口”，其歧视与羞辱可谓是无以复加了。至于迁徙孙吴将士及其家庭，使其遭受流徙之苦，《晋书》卷三《武帝纪》太康元年五月条载：

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

可见灭吴之后晋廷将不少孙吴将士、百姓迁移到寿阳一带。至于其生活与心态，《晋书》卷五二《华谭传附袁甫传》所载相关材料，可略见一斑。袁甫为淮南人，“亦好学，与（华）谭齐名，以词辩称”，其任淮南大农、郎中令时，他与石珩有过一段对话：

石珩问甫曰：“卿名能辩，岂知寿阳已西何以恒旱?寿阳已东何以恒水?”甫曰：“寿阳已东皆是吴人，夫亡国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职，愤叹甚积，积忧成阴，阴积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涝也。寿阳已西皆是中国，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满，用长叹娱。《公羊》有言，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若能抑强扶弱，先疏后亲，则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矣。”观者叹其敏捷。

袁甫所谓“寿阳已东皆是吴人”，固然泛指淮河以南包括江东地区在内的孙吴故地，以与“寿阳已西皆是中国”相对应，但在当时，显然也隐含着江淮之间狭义的地域范围，这一地域有不少被强制迁移而来的吴人。

这方面有几则史实可供佐证。《晋书》卷五八《周访传》载其“本汝南安城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祖纂，吴威远将军。父敏，左中郎将”。可见周访为吴地将门之后，所谓“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显然是被迁徙至江北的。又，《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载其“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陶侃也为吴将门之后，“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5]又，《晋书》卷八一《朱伺传》载其为安陆人，“少为吴牙门将陶丹给使。吴平，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讷口，不知书，为郡将都，见乡里士大夫，揖称名而已”。这些孙吴将门之后，被内徙江淮地区，其门户地位与仕宦境遇似比江东本土世族人更为窘迫。这里以陶侃为例，略作说明。《晋书》本传载陶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张夔以之为督邮、枞阳令，迁郡主簿，因尽心于张夔，而被举为孝廉，至洛阳，一再拜访提携身为寒士的张华，但“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当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陶侃见之而受赞誉，“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然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同载?”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然“人或非之”。后黄庆为吏部令史，“举侃补武冈令”。可见陶侃求进入仕之艰难，其虽有德行，“非凡器”，但以门寒地微，为南北人士所轻贱。[6]陶侃虽境遇如此，但以其努力与机遇，终成一代名臣，而其他内徙之孙吴将门子弟则大多沉沦埋替、湮没无闻了。《抱朴子外篇·吴失篇》说西晋灭吴，“吴土之化为晋域，南民之变为北隶也”，南人之压抑、屈辱之感颇为强烈。

正因为如此，西晋时期江东地域豪强大族间有武装反抗，这里仅据《晋书》本纪所载相关史实略作说明。《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太康三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太康八年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州郡捕讨，皆伏诛”。惠帝、愍帝、元帝诸帝纪也载有吴人暴动之史实。《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载：“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由所谓孙吴亡国后“窃发为乱者相继”的情形看，当时江东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这给晋武帝带来了很大的苦恼。

（二）华谭提议“进其贤才”“明选牧伯”以维护江南稳定

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西晋混一南北，不仅成就了晋武帝及其统治集团的功绩，而且也昭示着中古历史巨大而深刻的变局。从区域社会、地域军政格局的发展进程看，秦汉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关中、关东地区，而江南地区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军事、政治格局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不过，自东汉以来，特别是经过汉末以来南北分裂与地方割据，江南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豪强大族为核心的地域社会势力明显增强。西晋灭吴，其政治、经济利益受到影响，特别是仕途阻隔不畅，心怀不满，这自然会造成一些豪族的反抗。如何缓和、消弭江东地方豪强大族的抵触情绪以尽快稳定局势?这是晋武帝在军事征服后所急于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以往北方统治阶层所从未碰到过的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当时晋廷中的中原士大夫大多持传统的政治地理观念，所谓“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满，用长叹娱”，以南士为“亡国之余”，只能进一步激化江南地方势力的抵触情绪。在这方面，华谭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并富于建设意义的策略，为缓和江东地域冲突、维护统一，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华谭，《晋书》卷五二本传载其“字令思，广陵人也。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諝，吴黄门郎。谭期岁而孤，母年十八，便守节鞠养，动劳备至。及长，好学不倦，爽慧有口辩，为邻里所重。扬州刺史周浚引为从事史，爱其才器，待以宾友之礼”。可见华谭先人在汉末一度避祸江东，其祖、父皆仕吴。考《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注引《文士传》,“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时皇象亦寓居山阴，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俄而温为选部尚书，乃擢融为太子庶子，遂知名显达。融子諝，黄门郎，与融并见害，次子谭，以才辩称，晋秘书监。”这里说华融祖父已过江避乱，华融与吴地名士张温有深交，后在吴宦位颇为显要。《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也载华融在孙吴官至侍中左卫将军，因卷入孙吴宫廷内讧而遇害。与《晋书·华谭传》相校，《文士传》载华谭为华融次子，与华諝为兄弟，而《晋书》载华谭为华融孙、华諝子，不知孰是。[7]

华谭是否仕于孙吴，何时返回故籍，史无明载。晋灭吴后，华谭入扬州刺史周浚幕府，为从事史，太康中，刺史嵇含举荐其为秀才，至洛阳，晋武帝亲自加以策问，涉及西北部民族、东南稳定、法令更张、制度兴废等一系列重大时事，其中有关孙吴地域问题最具针对性。《晋书·华谭传》载：

（晋武帝）又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赼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对曰：“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潜谋，归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晋武帝策问华谭，比较吴、蜀二地顺、逆差异，深以“吴人赼睢，屡作妖寇”,“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为苦恼，并询问“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以为蜀、吴二地入晋后之表现不同，与其入晋时间有关，即所谓“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这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仅为应对之虚辞。根本原因恐在于两地地方势力及其社会基础的强弱不同，孙吴时期，江东地方豪强大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故入晋后受到歧视，必然激起反抗。故华谭进一步明确对晋武帝说：“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所谓“吴阻长江，旧俗轻悍”，就是提醒晋廷应重视江南豪族的实力，寻求地方社会的稳定，必须“先筹其人士”“进其贤才”，同时注意调整对江南的统治政策。

晋武帝灭吴后，面对江南地区“难安易动”的局势，维护稳定、巩固统一成为首要任务，故其与华谭之对策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晋武帝建国以后，特别是灭吴统一之后，一再“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8]以进用各地贤能才俊以求稳固天下。华谭素以才辩著称，《晋书·华谭传》载：“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谭素以才学为东土所推。同郡刘颂时为廷尉，见之叹息曰：‘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华谭之应对武帝之策，涉及其所关注之治理天下、稳固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故华谭之对策不仅凭借其才学，而且主要在于政治上的卓识，特别有关江东地域社会之策问。华谭出自东土，与江东地域人士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其对策即有对江东人士心态的“理解之同情”，更有出于巩固西晋统一大业的考虑，具有针对性，故颇受晋武帝的重视。

确实，受到华谭等人的启发与当时客观局势的触动，晋武帝一再下诏征用南士。《晋书》卷五四《陆云传附陆喜传》载：“太康中，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除拜，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乃以喜为散骑常侍，寻卒。”陆喜为江东一流大族吴郡陆氏之代表人物，“仕吴，累迁吏部尚书。少有声名，好学有才思。……其书近百篇”，晋武帝征其入朝，显然是“先筹其人士”“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意在笼络江东大族名士，以稳定地方社会。又，《通典》卷一〇一载毗陵内史论江南贡举事云：“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前举孝廉不避丧孝，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余郡，多有此比。”周一良先生以为“足见对江南贡士尽量放宽，与中原不同，有丧仍行”[9]。可见，晋武帝及晋廷为稳定江东局势，听取了华谭等人的建议，进一步采取了一些“绥静新附”的用人政策。

与此相关，对华谭多所称赞的广陵乡里刘颂，他对晋廷的东南军政政策也有独到的看法和建议。《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其“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父观，平阳太守。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武帝践阼，拜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累迁中书侍郎。咸宁中，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扬，以奉使称旨，转黄门郎”。晋武帝后期，其为淮南国相，上疏有言：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藩，夫岂不怀，公理然也。……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疏中论及改变兵役又涉及江南情势：“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10]由此可见，西晋灭吴之后，对江南采取了严厉的军事威慑，所谓“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云云，都指出了这一点。刘颂认为此举弊端甚多，既给江东豪族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致使“吴人有不自信之心”，难免激起反抗情绪；也在国家统一、人心思静的背景下，造成严重军事供给耗费，同时给民众带来苛酷的兵役负担。具体就江东地域社会而言，刘颂指出：“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他认为孙吴亡国之后，其旧有文武官员地位尽失，“一旦堙替，同于编户”，自然心怀不满。因此，他建议晋武帝封年长之王镇抚东南，行藩国自治之道，“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从根本上改善江东本土豪族的仕进与生活处境，从而“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实现长治久安。刘颂为晋武帝之重臣，其所言不仅涉及任用吴人才俊，比之华谭对策，更进一步，建议从封国体制、地方自治等层面解决相关问题，他反对以幼稚皇子镇守江东，主张“长王以临其国”，从而将“随才授任，文武并叙”之策落到实处。吕思勉先生曾指出：“吴平之后，拔用其人，尤为不尽，刘颂除淮南相，上疏曰……此其事机，可谓极紧急矣”。[11]刘颂论说晋廷封建制度，重点叙述江东情势，颇多卓识，这与其故土地邻江南，长期关注、思考相关事务不无关系。刘颂的这一建议对西晋之末琅邪王司马睿出镇江东当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