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乡村权力机构建制转换

关于唐代乡村社会基层权力机构建制，围绕着“乡”“里”建制及两者之间关系展开了充分讨论，主要讨论了“乡”是否存在及里正地位问题（谁为乡级实际管理者）。[2]在唐代官府的正式文书运行过程中，由上至下进行传达：“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3]又云：“君之命行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4]公文传递，以乡为最低的一层文书接受者，在中央政府看来，“乡”就是最低一层的管理层级。张玉兴认为，唐代存在着乡级行政，里正是事实上的乡级行政人员。[5]笔者大体同意并进一步认为，无论前期后期，确实存在“乡”这一层级。贞观十六年（641）以前，“乡”甚至“里”都是纳入官方等级序列的正式、半正式层级，乡长、里正也就具备了“官”的身份。贞观十五年以后，乡被改造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存在，由县级官府统一管理，但是“乡”自身不再是纳入体制序列的正式层级，“里”则不复存在。但“里正”地位得以提升，轮流当值或者分工合作的五个里正，逐渐成为“事实上”的乡级领导，再成为正式的乡级领导。“里正”二字，也慢慢成为乡领导名称。与“乡”的非正规地位一样，“里正”也非正式官员（甚至算不上比照官员）。大体来说，唐代县以下管理体制，是由“乡里制”转换为“乡村制”。

唐代乡村管理体系基本是：“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6]武德七年（624），万象更新，始定律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7]对乡里地位，没有明确说明。《通典》中写道：“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贞观九年（635），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8]《旧唐书》当中记为“十一月壬戌，废乡长”[9]。早在隋初，就曾规定：“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10]，这些“正”均属纳入正规体制的“乡官”。唐初延续了汉魏以来的“乡官”之制，里正、耆老或者乡长都算是正式（比照）官府成员。

这些乡级官员如果全部纳入政府序列，数量相当庞大。据史籍当中同时存在“乡”和“户”数字的记载，天宝元年（742）有“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部进计账，今年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11]，则约506户为一乡；天宝十三载（754），有“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12]，则约571户为一乡。[13]这说明，确实是按照大体每500户为一乡来安排。贞观十三年（639），有3041871户，[14]按500户为一乡估算，有6000多个乡。唐代中期，杜佑估算，大致有官员“一万八千八百五员”[15]。前述天宝元年（742）有16829乡，两相比较，假设乡长（不含佐及里正）均纳入正规渠道，官员数量立刻接近翻倍。乡长如果全纳入官员队伍当中，对于农业经济国家财政体系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在尝试之后，立刻就发现无法推行下去。贞观十五年（641），就不得不废罢“乡长”及属官（佐），也就是废除了乡官之制。“乡长”及乡的正规建制虽然废除，但是县以下地域仍然需要管理，“乡”作为区块名称仍得以继续存在。

开元十八年（730），要求“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账，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16]。每“乡”为一卷，足证“乡”的概念一直在使用。“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17]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朝廷要求“每乡一学”[18]。长庆四年（824），有“富平县之丰水乡、下邽县之翟公乡、澄城县之抚道乡、白水县之会宾乡”[19]等乡名。哀帝“以王礼葬于济阴县之定陶乡”[20]。在具体赋役统计当中，均以乡为基本操作单位，出土文书当中屡屡提及“当乡”，可见一斑。[21]“乡”作为区块长期存在，但是“乡”建制不再纳入政府体制。乡长也被取消，管理“乡”的权力转入五“里正”，“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22]，随时间推移，“里正”一词转变为乡领导的职务名称。

“里正”成为乡领导的职务名称，“里”本身逐渐消失，取代“里”地位的是村。“在田野者为村”[23]，“村”成为县以下地域里自然聚落的通称性概念。刘再聪统计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出现的数百个“村”名，地域分布极为广泛，从今天山东沿海一直到山西五台山均有村名，而无关某“里”的记载。[24]唐初的乡里制，在贞观十五年（641）以后就逐渐向乡村制转化。“乡”和“里”都是设计概念，试图把县以下地域居民纳入统一网络当中。但是这种由“五”“百”等整数构成充满结构感的设计规划，很难与乡村居民居住实情吻合。“百户”分散居住，则很难纳入同“里”。若数百户集中居住，狭小区域又出现了多个“里”，殊无必要。因此，人为规划设计之“里”逐渐消亡，由非正式纳入官府序列但又受官府严密掌控的“乡”直接面对自然形成聚落“村”成为相对最优方案。

“乡里”向“乡村”的转变，代表着权力架构、运行模式的改变。众所周知，“权力”虽然是一种可以强制（包括软性强制）执行的力量，但如果没有建立起一个相互沟通高效运转的网络机制，则权力难以得到落实。而权力只有上下互通，左右互联才能形成网络。在网络中居于关键地位是各处节点，通过节点，网络才得以沟通并发挥作用。由县级官员主导建成的乡村社会权力网络中，里正、村正作为基层实际管理者成为重要的网络节点。经由里正、村正的上传下达、左右协调，权力网络得以运转并最大限度地为朝廷管理县以下地域。对村民来说，里正、村正代表国家意志对乡村百姓进行管理；对朝廷来说，里正、村正生活在乡村社会当中，是村民一分子。他们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既不敢也不想与朝廷对抗，又不能完全服从朝廷。朝廷既厌恶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之。玄宗时因放免乡村租庸，“委县令对乡村一一审定”，同时“太守子细案覆，本道使察访”。处理不当，则对“本里正村正先决一百，配入军团”[25]。开元（713—741）时，禁止在乡村举行戏班杂耍演出，不听禁令，则“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26]。日僧圆仁经行青宁乡，当地寺院、里正疏于呈报，故县衙“寻问本乡里正”，里正回报：“村正谭亶抛却帖，至今都无状报。”[27]可见里正、村正处于乡村社会、经济事务的中心，上下有事均责成彼身，是朝廷、州县和村民的交会点。

里正、村正的选拔，由官府操控。里正的工作偏于赋役征派，由“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村正则“取白丁充”，[28]无人处亦可降低标准。十家以上设村，百家可增设村正一人。里正曾经是民众热衷担任的职务，“往者学生、佐史、里正每一员阙，拟者十人”[29]。其铨选方式，“求任里正者的自书状，自述任何职若干年，在任职期间勤于职守，无过失，申请补任里正。此状上于县户曹，由县尉判准补人某乡某里里正”[30]。村正的选拔，基本限本村，标准略有降低，其工作设定最初偏向乡村治安和社会控制，但赋役征派渐成为主要内容。被选拔的里正、村正，多有到县轮值义务，“村正上县回”[31]，且有餐食：“县局南衙点，食并众厨飡。”[32]里正到县上值，必须签到。[33]“里正处理管内事务，往往是亲赴县衙的，上直不到且受到追究。”[34]如果出现了百姓不能及时足额缴纳赋税的情况，则“租调无处出，还需里正倍（赔）”[35]。村正同时也有协助征缴赋税的义务，但在执行中非常困难：“今富儿非不缘子弟职掌，……村正虽见面，不敢示文书取索，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儿家处。”[36]随着时间推移，局面越发严重。里正、村正无法承受上下的压力，多不愿任职，“今当选者，亡匿以免”[37]。最终，官府开始采用强迫命令方式要求民户承担基层管理职责，在乡里有一定地位受到尊崇的“里正”职务，逐渐也就成为被迫负担而人人厌恶之“职役”。不过里正、村正在权力网络中的节点地位，仍旧保持了下来。

要之，“乡”曾经是一级正式（半正式）机构，但管理烦难，容易尾大不掉，而且经费支出庞大，国家财力无法维系，故而被舍弃。可官府的“操控”并未放弃，管理方式也一如其旧，只不过朝廷对其不再有提供俸禄和职位的“义务”，但是基层头目（里正、村正）仍然有为国家服务的“责任”。由“乡里制”转为“乡村制”的关键，是役事职责。要从乡村汲取财富，就要有管道。人为设计之“里”，没有血缘和地缘关系，很难负担这样的任务，转为控制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自然聚落“村”，是一个合适的途径。用不脱离县控制的乡来管理村，是限定条件下相对合理的选择。而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财政上无力承担，导致把权力分散到了五个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