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及其“垦草”建议

我们所看到的今本《商君书》，第一篇是《更法》，第二篇是《垦令》。据高亨《商君书作者考》，其中《更法》，“很明确是作于商鞅死后”，而“《垦令》一篇，当是商鞅所作”，“这是有明证的”。[1]

《更法》记录了商鞅和甘龙、杜挚有关是否应当变法的辩论。最后写道：“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同一史事，《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写道：“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2]

《商君书》说“于是遂出《垦草令》”，《史记》说“卒定变法之令”。

《垦草令》就是第一道“变法之令”。

《垦草令》的颁布，是商鞅变法的第一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