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涉猎于各大图书馆，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当我们按着朝代顺序搜索20世纪有关元代文学理论的著作，呈现于眼前的往往是宋代之后紧接明代，偶尔夹在中间的一本，格外惊喜地打开后，却多是关于曲论的探讨。于是我们不得不耐着性子在检索机上细致检索，循着中图分类数字在蒙尘的角落里寻找到零星的几本。的确，元代诗学在整个中国诗学的研究格局中所占份额太少！而元代后期诗学则又是元代诗学研究中的薄弱点。

俯瞰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诗学史等一些通史、通论性质的专著，上述粗略的印象可能就会变为深切的体会。20世纪40年代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版）于元代一节只涉及方回、元好问、贯云石、周德清、乔吉，元代后期文学批评整体缺席。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谈到元末宋濂的文学思想，然而在共计19页的元代文学批评一节中也只占了不足4页的篇幅。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涉及元代后期文论家只有杨维桢一人。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只论及辛文房《唐才子传》。黄宝华、文师华《中国诗学史·宋金元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虽稍有增广，在元代后期也只是增加了杨士弘《唐音》一节。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半节的篇幅讨论杨维桢的“人品”论。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泛取元代后期一些诗评家探讨元诗的宗唐倾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元代诗学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元代后期诗学研究也逐渐增多。曾永义《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版]涵盖128人，收录1400多条元代文学批评资料，其中包括元代后期诗评家如王沂、王理、贡师泰、王逢、戴良等30多人的150多条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对于整个元后期诗学文献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尚且无逻辑梳理，但其对于学术研究的开启意义不容小觑。1981年顾易生、蒋凡、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就元代后期杨维桢、戴良的师古诗论以及王沂、陈绎曾、杨维桢、王礼、罗大巳等人的师心、尚今诗论展开详细讨论。此后朱荣智《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对郑玉、杨维桢、陈绎曾、祝诚《莲堂诗话》等也有细致的论述。21世纪以来，元代诗学研究再次受到学界关注，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云国霞《元代诗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文师华《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专著、专论掀起了元代诗学研究的热潮。以查洪德二著为例，均从元代后期的学术与诗文等方面对元代后期诗学作了简要的概括与阐述。

元代诗学研究的兴起需要立足于元代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元代文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是元代后期诗学得以展开讨论的前提条件。1985年隋树森《元代文学说略》（《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在分析元代文学研究格局后指出，要加强各体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文的研究。以此为转折，研究者逐渐关注元代诗文的研究。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顾建华《中国元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元代文学编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元代文学及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刘明今《辽金元文学史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张晶《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余来明《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一系列文学史、诗歌史专著相继问世。研究者开始以通融、客观的眼光看待元代文学，并且注重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一点成为元代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发展趋势。正如张晶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中所提出的“不同文化的融合带来元朝文学艺术独树一帜”[18]，文学史、诗歌史研究的长足发展以及文学观念的转变，为深入研究元代诗学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元代诗文选集的编撰与整理工作在清代就已开始，如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选编《元诗别裁集》，陈衍辑撰《元诗纪事》等。20世纪以来，诸如《元人十种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玉山雅集》《金兰集》等总集、选集的校注出版以及元代文人别集、年谱等整理编撰，为元代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料。此外，如吴文治主编《辽金元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邓绍基、杨镰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刘达科《辽金元诗文史料述要》（中华书局2007年版），王树林《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查洪德、李军《元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等元代文学文献的辑录与研究，对元代诗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文献指导。随着《全元文》《全元诗》的相继出版，元代诗文文献整理进入全盛期。围绕《全元文》的辑佚、文献深入整理工作也相继展开，如刘洪强《〈全元文〉补目160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罗海燕《〈全元文〉佚文十四篇及其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另外，如张伯伟《元代诗学伪书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明今《关于元代诗歌格法类著作》（《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2辑）、王奎光《元代诗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等专论、专著对元代诗法著作的作者和版本源流加以考证，推进了学界对元代诗法内容和文献版本的了解。《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日藏珍稀中文古籍书影丛刊》《中华再造善本》等善本古籍汇刊中所刊元代后期诗学启蒙读物，如《联新事备诗学大成》《增广事联诗学大成》《诗词赋通用对类赛大成》《新刊京本校正增广联新事备诗学大全》等，也为元代诗学研究提供了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元代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无疑为元代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由此，近年来元代诗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相应地，元代后期诗学研究也在相关研究中所占篇幅逐渐增长，但仍旧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其一，馆阁诗作的发展与元代上京纪行诗论的流变。

较早注意到元代馆阁文化的是学者姜一涵，其《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从奎章阁的沿革、地位、组织、职权、直属机构、隶属机构、宣文阁与端木堂以及奎章阁文人群体等各个方面周详地阐述了元代奎章阁组织、构成以及演变、发展。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二著深入地探讨了元代奎章阁文人群体对元代文坛以及诗文创作领域的重大影响。在《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中作者提出对上京纪行诗在元代诗史上的意义进行重估，将上京纪行诗看作元代中期馆阁文人“南人作北风”的典型诗作，由此初步讨论了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理论问题，在上京纪行诗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讨论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专著及专论多集中于对于上京纪行诗的史料及资料价值的探索和审美风格、诗史意义的考察。前者如包根弟《元诗研究》[（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赵延花、米彦青《上都扈从诗的文学地理学解读》（《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等，后者如李军《论元代上京纪行诗》（《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李嘉瑜《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空间书写》[（台北）里仁书局2014年版]等。

然而或许因为材料和选题的限定，元代上京纪行诗论还留下很大的学术探讨空间。元代中后期上京纪行诗创作的繁盛，引发元代馆阁诗人对纪行诗作理论问题和美学风格的全面讨论，并有全新理解。这预示着纪行诗作理论总结期的到来，也在纪行诗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流变趋势。讨论上京纪行诗论在元代中后期的流变过程，可以清晰描述元后期诗学是如何从元代前中期发展而来，怎样成熟于元后期，其诗学价值的阐发也由此显得迫切和重要。

其二，元代诗文总集编撰与元代后期诗学。

查洪德、李军《元代文学文献》辑录元代诗文总集二十多种。杨镰《元代文学及文献研究》、《元诗文献新证》（《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专著、专文也细致地考察了元代诗人总集情况。此外，陈晓波《元代文学文献的刻印出版和考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1期），赵维江、宁晓燕《文化冲突中的儒士使命感——许有壬〈圭塘乐府〉的文化心理解读》（《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唐朝晖《简谈元代诗歌总集与诗歌流变》（《求索》2010年第8期）、《元人选元诗总集基础上的诗歌嬗变》（《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钟彦飞《元人选编元代诗文总集叙录》（《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刘飞、赵厚均《〈草堂雅集〉与元代文学总集的编撰》（《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谷春侠《玉山雅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年），刘季《玉山雅集与元末诗坛》（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2年）等均就元代诗文总集与文学之关系有所探讨。以唐朝晖两篇文章为例，在对元代诗文总集作了简要的辑录和分析后，大致勾勒了一条从元初至元末诗歌流变的轨迹，开启了从诗文总集编撰的角度看待元代诗歌发展的研究视域。

但是，有关元代诗文总集编撰与诗学关系的研究仍显薄弱。一则元代诗文总集多成书、刊行于元代后期，对元代后期诗学有重要影响，而相关研究仍缺乏细致考论。再者现有研究均局限于现存的诗文总集，而有些总集虽然佚失，但序言、题跋文字却保留在时人的著述中，根据这些文字依然可以讨论其诗学思想，如丁鹤年《皇元风雅》有戴良序，王礼《长留天地间集》有自序及李祁序。此外，现代学术界比较关注的元代地域性文学研究，如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文史》1999年第4辑）、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忠阁《元末吴中诗派论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等，重点在于对史料的挖掘和史实的梳理，而从地域性诗集的角度审视地域性诗学思潮的流变发展，可能也会对元代地域文学研究有所增益。

其三，科举与元代后期诗学。

李治安《元代乡试与地域文化》（载《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萧启庆《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补》（台北《食货月刊》1987年第16卷第7、8期）、《元至正后期进士辑录》（《燕京学报》2003年第15期），森田宪司《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东方学报》2001年第73册），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侧重于元代的科举文化与文献研究，对于考察元代科举制度与进士群体生存状态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近年来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为显学，元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随之兴起。许慈晖《元代科举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4年）、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许文专设一章探讨元代科举存废对诗文发展的影响，主要谈及戊戌选试、学校考试与延祐开科对文坛及诗文发展的影响。余著可谓集成性著作，对元代科举与士人心态变化、士人群体兴替、文学思潮变迁、文学活动形态变化、文学地域迁移等问题有详细讨论。尤其是注意到元代后期科举与民间诗社竞技的关系，是对左东岭《玉山雅集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其诗学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所论观点的再次全面展开。

其实元代后期科举兴废与诗学思想的影响不仅停留于制度方面，在科举时断时续以及运行不畅的背景下，士人群体的下移促进了民间学术的发展，传统“立功”“立言”观念于元代后期很难实现，托诗留名成为文人思想的重心，士人对于科举的矛盾心态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诗学观念，而科考用书以及诗学启蒙读物的兴盛也是元代后期诗学的重要内容，这又无不与科举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四，时代诗学宗尚研究。

自邓绍基在《元代文学史》中指出元诗“宗唐得古”的特点，元代诗学宗唐倾向研究成为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认为元代诗论家主导的观点是“宋由唐出”，但不同于明清人将唐、宋对立，而能出入于唐、宋之间。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把元代唐诗学分为“宗唐教化派”“宗唐格调派”“折衷唐宋派”“宗唐性灵派”四个不同的派别，又根据元代诗学发展阶段将四派的消长融入于元代唐诗学的形成、鼎盛和蜕变三个时期。通过细致分析与整体把握，提出“元代诗学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也是自唐入明的门户”[19]。此外，还有如史伟《元诗“宗唐得古”论》（《求索》2006年第3期），吴国富、晏选军《元诗的宗唐与新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杨匡和《元代诗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刘竞飞《略论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可能——以语义学分析为线索》（《武陵学刊》2013年第2期）等一大批丰硕的成果。在关于元诗宗唐的讨论中，学界也注意到元代后期诗歌对李贺的追崇，邓绍基断言元末是“李贺的时代”，李贺诗歌对元代诗学的影响也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如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历代接受现象及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王岩《李贺诗歌的宋元接受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唐海燕、刘飞《元末诗坛对李贺的品评与接受》（《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具体分析了李贺诗歌在元末的接受情况及原因，认为李贺诗风切合了元末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文人在李贺的诗歌中找到了合适的创作方式。其实，就元代后期而言，对陶渊明的接受也是当时诗坛的显著特征。展龙《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王茜《元代文人“尊陶”现象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年）、左东岭《元末明初和陶诗的体貌特征与诗学观念——浙东派易代之际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等专著、专文就元代后期文人的陶渊明情结进行了详细描述。以展著为例，认为元末士大夫的适意避世是“陶渊明情结”的再现，其归隐的方式与原因多受陶渊明的影响。

综观现代学界对元代诗学宗尚的研究，主要还集中于对现象的描述，而就元代后期的时代精神偶像而言，陶渊明、杜甫、李贺是三个典型，由此演化为元后期三种精神史内涵，以往研究所忽视的正是这三种形式的精神史与诗学取法的互动关系。

其五，文人心态与元代后期诗学研究。

最早涉及元代文人心态研究的是幺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该著认为元代后期是“失去权威的时代”，以此造成元代后期文人的“心理变异”，作者特意摘出顾瑛、危素、杨维桢三位文人作为典型代表予以考述，论证了在元代后期“文人们的心态更加无以依附”，从而“演变出不同的内涵复杂的悲剧”。[20]此外，梁归智、周月亮《大俗小雅：元代文化人心迹追踪》（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徐子方《元代文人心态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赵其钧《透视元代文人精神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左东岭《元末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载《明代文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台阁”与“山林”文坛地位的升降沉浮——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流变》（《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等均有对元代后期文人心态的描述。以梁著为例，作者系统地描述了元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认为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精神融汇而成的反抗意识，构成了元代时代精神的基本格调。同时，作家个案研究与交游考述也涉及元代后期文人的心态问题，如魏青《志趣不同的知己：杨维桢和宋濂》（《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徐永明《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元末明初南方两个文学群体成员的交往及其差异》（《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陈博涵《戴良的边缘心态与其遗民化》（《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李晓刚 《高启的悲剧人生与思想性格》（《重庆师院学报》1998年第4期），邢丽凤《无用的悲哀：高启论》（《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幺书仪《略论杨维桢多变的生活道路》（《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唐朝晖《元代理学与元遗民文人群心态》（《文学批评》2010年第3期），刘美华《杨维桢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黄仁生《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等等。

从现有研究来看，涉及元代后期文人心态的研究多集中于诸如杨维桢、宋濂、刘基、戴良等个案研究，并且多数还是单一的心态史描述，综合心态史变化与诗学观念流变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因此还留有许多亟须深入的领域。

以上是笔者对元代后期诗学研究现状的初步调查，相对于20世纪的研究，现今的元代后期诗学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概括而言仍有五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现有的元代诗学研究不能很清晰地描述元代后期诗学的流变过程。

第二，与诗学相关的某一问题的纵向分析，在元代后期这一时段大多分析不够充分，或囿于选题限制干脆出现断裂，如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共设七章，徐子方《元代文人心态史》有九章，而涉及后期文人心态也均仅有一章；王筱芸《文学与认同：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缺失了元遗民文学的认同问题。再如奎章阁文人群体研究基本忽略了宣文阁、端木堂文人群体。

第三，由于史料挖掘的不够深入，相关的诗学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细致地考察。如有关上京纪行诗论的材料，目前可见的有四十余种，较多材料未被学界所重视和征用。再如未传世的诗文总集序跋对考察总集编撰思想和诗学观念也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出于某种偏见，一些重要的诗学材料依旧没有得到诗学研究界的重视。如元代后期的科考用书与诗学启蒙读物。

第五，由于缺少文人心态与诗学观念的互动考察，两个方面的考论均有所偏失。如单纯从诗学文献的角度来看贡师泰的诗学成就，往往会因为其后学的粉饰而失去客观性，而结合其在战乱中的矛盾心态可能会更好地了解其诗学观念。

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元代后期诗学的研究并不全面，在各个问题上皆留有广阔的拓展余地，而这正是笔者选择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缘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