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众所周知，《金瓶梅》标志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与神魔小说之后的第四个章回小说流派：世情小说的诞生。在《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之作不断涌现，其中《红楼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在二者之间或与《红楼梦》同时，比较好的世情小说还有《醒世姻缘传》《歧路灯》，加上《儒林外史》也可算作广义的世情小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大世情小说。不管后代世情小说作者有没有阅读前代的某部世情小说，但从内容上看，这些小说都关注了某些共同的问题，如夫妻关系、妻妾关系、女性对情与欲的追求和满足、子女的教育等家庭内部的诸种问题、整个社会的风气与文化心理等。虽然他们可能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但这些被小说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大多可纳入性别话语的范畴。
发源于现当代性别社会学研究进而渗入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话语研究，大体来说是指对文学作品中性别观念的研究。例如，男女两性分别依据什么样的准则去生活，包括从穿衣、吃饭到恋爱、婚姻、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追求自由自主这一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不过由于“话语”一词的内涵比较丰富，为了配合世情小说这一研究对象，笔者将性别话语定义为“一切与性别有关的书写（书写即构成话语）”。这样似乎过于宽泛，但我们发现世情小说的作者往往具有甚至当代人都不那么敏感的性别意识，因而他们的一切人物描写几乎都可以看作性别话语书写。例如，《醒世姻缘传》着力描写了薛素姐不顾公公与丈夫劝阻而去泰山烧香，作者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薛素姐的批判。其中，对薛素姐的描写即渗透了作者的性别意识，那就是妇女不得随意外出，但这种性别意识是与对薛素姐泰山烧香的描写紧密结合的，所以这些情节就是一种性别话语书写。再如，《歧路灯》在第35回描写了孔慧娘准备酒宴款待丈夫谭绍闻后，借机温言软语劝谭绍闻召回忠心耿耿的仆人王中，之后在第36回议论道：“看官，我想人生当年幼时节，父子兄弟直是一团天伦之乐，一经娶妻在室，朝夕卿哝，遂致父子亦分彼此，兄弟竟成仇雠。所以说处家第一，以不听妇言为先。看来内眷若果能如孔慧娘之贤，就是事事相商而行，亦是不妨的。”这段议论既然表达了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的一种见解（处理家事不能听妇人之言，但贤惠的妇人的话不妨听听），那么之前关于孔慧娘劝谭绍闻的情节也就不能不看作依托于孔慧娘这一形象的性别话语书写了。《红楼梦》借冷子兴之口描述贾宝玉小时候：“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这无疑也是一种性别话语书写。那么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既要从对人物感性的、生动的描写中提炼这一形象本身的性别话语内涵，也要探究作者对人物行为的价值判断中所体现的性别观念。
既然这些世情小说属于晚明到清代中叶的作品，那么在展开研究前，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性别话语语境作一个总览。目前，学界对此的共识是，晚明社会沿袭了对女性来说比较严格和不利的性别思想：根据“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所确立的主流性别规范，其特点是强调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女性必须服从于男性（“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由此导致“女性作为他者在千年的沉默中失语和她作为‘此在’意义的全面丧失”。此外，以“制欲”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性别观念还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大旗之下，女性基于内心的本真性情感体验被阉割，不过男性则可以不受此规则制约，他们可以以种种理由再娶或纳妾，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男性比女性自由很多。不过，在晚明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性别思想也有很多变化，产生了对“欲”的肯定和对“情”的推崇的非主流性别意识。就二者的话语权而言，作为主流性别规范对晚明文人的影响大于非主流性别意识[1]。而清代以后，统治者对程朱理学大加推崇，学术界则对晚明的“放纵”纷纷加以讨伐，结果性别语境就整体而言比明代更严苛了。
但是，在《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这些作品中，性别话语的书写毕竟是千姿百态的，而且由于晚明的社会风气或启蒙思想的影响所及，这些作品中多多少少都出现了一些反传统甚至具有亮色的人物形象，意味着新的性别话语的萌芽滋长；当然，持传统性别观念的人物还保持着强大的存在态势，甚至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加稳固。怎样看待这种两方面同时存在并胶着的性别话语局面？另外，由于前后时间跨度比较大，有200年左右，世情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其反映的性别话语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今人借鉴，有哪些性别社会学方面的意义与教训值得当今社会学家汲取？这是本书的首要关注点和要解决的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世情小说的研究做一个整体的观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世情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从中国知网的相关论文来看，对世情小说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潘金莲、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这几个人物，对其他人物，包括《醒世姻缘传》的女主人公薛素姐的研究都不太多，有关女性形象嬗变的研究也很少。男性人物的研究则集中于西门庆、贾宝玉，有关《醒世姻缘传》的主人公狄希陈的只有一篇，关于《歧路灯》的主人公谭绍闻、《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杜少卿的研究也不多。将这些人物进行比较研究的有一些，如西门庆和贾宝玉对女性的态度比较、杜少卿与贾宝玉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的比较，或者将贾宝玉、杜少卿与谭绍闻放在一起看其败家子形象的共同特点等，这些都已经涉及两性关系、男性的人生方向等性别话语领域的研究了。此外，各种世情小说研究专著，尤其是人物论专著中对这些人物都不乏专门的篇章进行论述，如曾庆雨的《云霞满纸情与性：读〈金瓶〉说女人》[2]对《金瓶梅》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作了精到的批评；石钟扬的《致命的狂欢》[3]中以专章讨论潘金莲的形象；在《红楼梦》研究中，前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4]，后有周五纯的《〈红楼梦〉人物新论》[5]等。这种专著颇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值得指出的是，《醒世姻缘传》作为一部重要的世情小说，笔者认为学界对其中的人物研究及在世情小说史上的地位缺乏恰如其分的观照。此外，从性别话语的角度对世情小说的男性人物作整体的观照，以了解其传承与嬗变的研究也还大体阙如。
第二，世情小说的整体嬗变研究或单本世情小说的性别话语研究。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世情小说的整体嬗变，如美国学者艾梅兰的《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6]从明清思想文化嬗变的角度来探讨这些小说中各具特色的性别话语出现的时代原因，有比较独到的地方，不过缺少对《金瓶梅》《歧路灯》两部重要作品的研究；段江丽的《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7]涉及的研究对象与本书重合，也部分涉及了性别话语的问题，不过由于其以家庭主题为研究目标，对性别话语的研究不够集中；齐浚的《持守与嬗变：明清社会思潮与人情小说研究》[8]是涉及本课题研究对象最全面的专著，主要探讨了明清人情小说中的性爱观，但性爱观与性别话语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可以说，性别话语是一个内涵更丰富的话题；楚爱华的《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9]和美国学者马克梦的《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10]也部分涉及了本书的研究目标。研究世情小说人物形象反映的性别话语的单篇论文也非常多，有一些论文从标题上没有明示，但实质上还是涉及了其中反映的性别话语；也有一些专门论述世情小说性别话语的论文或专著，如雷勇的《性别视野中的明末清初世情小说》[11]、楚爱华的《男性弱质与父权秩序的倾覆——〈醒世姻缘传〉的女权主义批评》[12]、陶芸辉和桑大鹏的《性别话语视野下的〈红楼梦〉》[13]、刘果的《“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14]等，都在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探讨，给人颇多启示。
第三，其他相关的有社会文化、学术思潮与世情小说之间的关系研究。如朱恒夫的《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15]、赵兴勤的《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16]等；世情小说中的礼俗描写研究也有颇多成就，如朱云飞的《〈醒世姻缘传〉中的礼俗研究》[17]、王国凤的《〈红楼梦〉与“礼”：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18]、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19]、韩爱娜的《〈儒林外史〉礼俗描写研究——以婚礼、丧礼、祭礼为中心》[20]等。
以上的研究展现了学界对世情小说的多角度关注，尤其是为我们了解世情小说的性别话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不过在笔者看来，世情小说之研究还有可以拓展的空间，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单本世情小说的研究不能让我们窥见世情小说人物嬗变的全貌，只将这些小说按历史先后顺序发展作一线性的分析，缺乏整体的梳理，没有分析世情小说背后的性别文化及思想文化脉络的演变，等等。结合这些不足和笔者在前面提出的问题，本书将对世情小说做一个全面的探讨，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研究，这可以说是性别话语研究必须要有的基础。本书打算大体对世情小说的人物形象按男女两性的两个系列做研究，其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由于比较有系统性，自然是本书重点观照和研究的对象；而对男性的描写则比较没有系统，如《金瓶梅》的男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集商人、官吏与流氓于一身的人物，在女人面前比较强势；《醒世姻缘传》的男主人公狄希陈是地主家的儿子，却是在女人面前比较懦弱的人；贾宝玉则是贵族公子，尊重女性。他们身上更多应该从反映的性别话语方面去研究，这一点在第二部分详细展开讨论。只是在《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歧路灯》中对儒生有比较集中的描写与传承关系，值得对比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被研究得比较充分，除非笔者有一些独到的发现，否则将只对他们进行简要论述。我们将花更多笔墨在其他不那么受关注的小说人物身上。此外，还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将单独拿出来探究，如宦官、族霸等。
第二，世情小说性别话语研究。如前所述，五大世情小说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包括女性的行为与女性规范、男女关系、妻妾关系、以男性为主的教育问题等在内的诸种问题，这些都可以纳入“性别话语”研究的范畴。
在男女两性描写的比例方面，笔者有一个有意思的但不一定为学界所接受的认识，那就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中女性描写的比例比男性高，而《歧路灯》《儒林外史》中的男性描写比例比女性描写比例要高，在此我们不妨称后者为“男性小说”，从性别话语的意义上来说，后者对男性的生存状态与方式有较多探讨，构成本书研究世情小说男性话语研究的重要对象。当然，这不是说前三部小说没有描写男性，相反，不仅有描写，而且也是我们进行性别话语嬗变研究的重要内容，如贾宝玉的生存方式，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曹雪芹的男性理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将其与前代世情小说中的男性进行比较研究，以探究其特别的男性话语内涵。这些就是我们在本书中要展开的主要内容。
[1] 相关论述参见刘果《“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第一章，中华书局2008年版。
[2] 曾庆雨：《云霞满纸情与性：读〈金瓶〉说女人》，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
[3] 石钟扬：《致命的狂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5] 周五纯：《〈红楼梦〉人物新论》，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
[6] [美]艾梅兰：《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罗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 段江丽：《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
[8] 齐浚：《持守与嬗变：明清社会思潮与人情小说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
[9] 楚爱华：《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
[10] [美]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王维东、杨彩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雷勇：《性别视野中的明末清初世情小说》，见陈洪、乔以钢等《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性别审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 楚爱华：《男性弱质与父权秩序的倾覆——〈醒世姻缘传〉的女权主义批评》，《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
[13] 陶芸辉、桑大鹏：《性别话语视野下的〈红楼梦〉》，《文学教育》（上）2009年第12期。
[14] 刘果：《“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中华书局2008年版。
[15] 朱恒夫：《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6] 赵兴勤：《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17] 朱云飞：《〈醒世姻缘传〉中的礼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
[18] 王国凤：《〈红楼梦〉与“礼”：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 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严蓓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0] 韩爱娜：《〈儒林外史〉礼俗描写研究——以婚礼、丧礼、祭礼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