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泰伯让国——论吴太伯

生活于当今崇尚竞争，竞争意识越来越升值、越来越被人们看作安身立命的首要意识的时代，笔者居然来谈论三千年前古人所崇尚的“让”德，而且还大张旗鼓地要“颂”，其颟顸不合时宜，真够可以的！然而，作为人类的一笔道德财富，一种精神遗产，“让”德，又自有其价值、自有其作用。你可知道，礼让和“让”德，乃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重要里程碑，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时才被推重的，而且曾是古代社会先进分子、精英人物所追求、所憧憬、所引为骄傲的目标。礼让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得最早也最鲜艳；礼让之果，结得也最丰硕。

人与人之间该怎样相处？怎样的人际关系才是最理想的？人类社会怎样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当然，这其中脱离不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因而，竞争意识是重要的，没有竞争意识，缺乏竞争能力，无论个人、群体或是国家、民族，就会落伍、就会掉队、就会成为弱肉强食的对象。没有竞争就没有社会的进步，落后就要挨打，旧中国百年丧权辱国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可是，只有竞争，单讲竞争，特别是那种乌眼鸡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相互残杀——只懂得“上疆场彼此弯弓月”[2]那也不得了。历史上因此演出过多少骨肉相残以致亡国灭种的悲剧！光是讲强力征服，不要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行不通，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已经暴露出足以令人胆战心寒的恶果和弊端——人类对大自然的强力征服和肆意掠夺，已经因为破坏生态平衡而遭到触目惊心的严厉惩罚。

一个人构成不了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生活，而要生活在群体之中，自然就需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们除了竞争，还需要合作，除了相互间的对立、对抗、敌视、杀夺，还可以有另外的活法：亲善、团结、互助、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发展。人类固有的亲情、友情、同情心等本性以及人类的理智和智慧，引导人们不懈地追求一种更合理、更理想、更高尚的人际关系，于是人们发现了“礼让”的作用、“礼让”的意义。

《史记·吴太伯世家》所写太伯让国的故事，讲的就是由于太伯、仲雍大义让国，怎样使周族和周国获得兴盛发达，开创了周朝八百年基业的故事——在讲这个故事的同时，作品也就把太伯塑造成了一位“让德”的理想化身。

礼让之德有日常生活中的，如历史上孔融让梨，今天乘地铁让座之类，这算是小让；再有让官职、让荣誉、让财产、让地盘，如鲍叔让相于管仲，刘表让荆州给刘备等，可谓中让；而让国、让天下，把最大的权力——一个国家的统治权让出去，像尧舜的禅让和这里所要讲的吴太伯让国，乃是大让。

帝王之让，在中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禅让”，这是异姓君主之间权位的转移，这在上古的五帝时期就有了，那便是有名的尧舜禅让——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这种“禅让”，根据后人理想化的记述，目的是把天下让给有德有能的人来治理，是由当政者把握有的权位转让给公众认可并以某种形式推举出来的贤者，而其实质则是原始公社时代部落联盟酋长的民主性选举。这种“禅让”的前提条件，一是部落联盟下一定的民主制；二是在位者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真正以天下治理为念，以民众利益为重，就像尧以天下禅舜时《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另一种形式是避让（或说“逃让”）。这是在家天下，传子制确立之后，在同姓家族内部为达到让位于贤者目的而尝试的一种方法，吴太伯让国，就正是这样一种实践。

自从“夏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确立之后，传子便成为常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传贤，就更多了几层麻烦。《史记》的《周本纪》和《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古公亶父）有子三人：太伯、仲雍、季历。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后来的周文王），昌有圣瑞，故“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讲“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这当然是个好主意，是个美好的愿望。而要实现这个愿望，使传昌成为现实，其中关键在于太伯、仲雍的态度：作为老大和老二，他们肯不肯把位子让给老三季历，以便传位于昌。太伯、仲雍善体亲心，也很识大局，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愿和周族的兴盛，他们多次主动让位。然而传统的习惯势力是无形的巨大障碍：两个哥哥俱在，季历怎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太王又怎好作出废长立幼的破格决定！太伯、仲雍见及于此，他们看出要顺利实现这一权位过渡，只有让位的愿望和表示还不够，必须采取断然行动，以解除父亲和弟弟的顾忌与疑虑，“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这种断然行动，上得以完太王之志，下可安季历之心，在一个最敏感、最容易起纠纷的事情上，做了干脆、彻底的处理，为实现顺利转移铺平了坦途。这表明，太伯的让国，不但有一份诚心，而且下了一番苦心。这种精神境界，比起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为争权夺利不惜耍阴谋、搞政变、同室操戈，以至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许多野心家来，不是有天壤之别吗！无怪乎孔子要把倾心的赞叹献给他，说是：“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关于太伯“三以天下让”，历史上有各种说法，《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说：“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论衡·谴告篇》说：“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明人钱福就此评论说：“太伯之去，不于传位之日，而于采药之时，此太伯之让所以无得而称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不去，而太王终亦以位而传我，吾于是明言而公让之，则太王终不忍言而弟终不忍受，是亦夷、齐之终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史记评林》引）我们赞颂太伯让国，首先要颂的就是这份诚心、苦心，这份高尚的思想境界——由此开创了家天下，传子制确立后传贤的先例。

太伯让国也是有原则的。他一不止出于善体亲心，二也不是为沽礼让美名，三更不是为做谦谦君子当好人。他的让，是看到季历和昌的贤圣，相信把王位传给他们，周国会被治理得更好，周会有更为昌盛发达的前程——可以说是真正的让贤！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他们这种让国，是值得的，有效果的，有了他们的让，季历和昌才有了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才使姬昌（文王）得以成为万民归心的领袖，才得以开创周朝八百年的天下。史载：“公季（季历）修古公遗德，笃于行义，诸侯顺之。西伯文王（昌）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因而，明人萧定评论说：“夫太伯之让，让以贤也，故周有天下而吴建国焉。”（《史记评林》引）是的，太伯之让，不是无原则的礼让，而是真正让贤，所以才能让出这般辉煌的效果。

一个人，当知道有人在素质上、在才能上确实比自己强，比自己高，如果把一个国家、一项事业交给这样的人，肯定干得比自己要好的时候，能出于真诚、出于公心，心甘情愿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对方。这样的思想境界确实是高尚的，值得赞颂的。因为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已经超越狭隘的个人私利，而是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事业来看问题了。这种人物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所起的作用，从某种角度说，实际上并不在那些成功的帝王豪杰之下。苏辙说：“太伯以国授王季，逃之荆蛮，天下知文、武之贤，而不知太伯之德，所以成之者远矣！故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古史》，又见《史记评林》引）

我们赞颂太伯让国，颂的就是这种至诚至公、真正让贤的原则精神。因为只有让给了真正贤能的人，让者才能是真诚、智慧的，也才能保证让出好的效果，因为同样是发生在吴国的季札之让就让出了乱子。

太伯让国，还有非常可贵、不能不提到的一点就是，他的让国不是消极的逃避，不是像伯夷、叔齐和许由、务光那样，或逃避责任，或自许清高便隐遁避世，而是奔向一个新的地方开辟新天地！太伯、仲雍为断绝国人再寄希望于他们，便远走高飞，从岐山周原跑到江南蛮荒之地（据传其落足点就是太湖之滨的无锡梅里），入乡随俗，断发文身，与当地土著先民共建古句吴国。他们把先进的中原文明和文化传播到江南，得到当地土著的拥护，成为吴国的始祖——《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所以，太伯不单是“让”德的理想化身，又是“开拓”精神的先行者，在他的身上，“礼让”与“开拓”这两种品格，得到了奇妙而辩证的结合。在这种精神灌注和指导下所创造出的吴文化，把江南土著文明与北方中原文明撞击融合，具有了开放、包容的特性。历史上，先有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使吴始通中国；后有吴王阖庐任用楚国的伍子胥、伯嚭和齐国的孙武为将相，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干，打败强大的劲敌楚国，使吴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近、现代以来，江南太湖地区，依托当地经济、文化发达的优势，在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和文化成果上，得风气之先，太伯奔吴开发江南的遗泽伟业何其深远！我们赞颂太伯让国，在颂扬他的让德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他还有一种非常宝贵的开拓精神，这种开拓精神所创辟的实绩和它的影响，与礼让美德同样辉煌。

[1]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页。

[2]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红旗》197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