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的史书是我们考察关于帝国的古希腊[1]思辨的最早史料。在观察修昔底德如何极为生动地呈现对雅典帝国主义的刻画和思考之前，我们首先希望了解，帝国问题是如何被介绍进入希腊世界、如何被转移到雅典这座城邦身上来的。希罗多德记载了导向希波战争的前序事件，他对帝国的历时呈现将源自波斯的帝国问题导向了雅典。希罗多德能够完成他对古希腊帝国主义问题的上述奠基，是通过如下两个步骤。第一，希罗多德呈现了波斯帝国主义与雅典帝国主义之间的明显继承关系。第二，希罗多德史书的结构使读者不自觉地作出推论，希望将其史书的帝国主题延续到雅典身上。
第一，希罗多德呈现的波斯帝国主义使人强烈想起雅典帝国主义。学者从作者意图和历史事实等方面来论证这一点。Philip A.Stadter从希罗多德的叙事策略出发，认为希罗多德的目的是向雅典人说明他们的帝国继承自波斯。[2]在Philip A.Stadter看来，希罗多德使用了这样几个叙事策略。首先，希罗多德有意将亚洲与欧洲的边界设置为提洛岛（Delos），这意味着雅典跨过了传统的欧亚分界线，继承了波斯的势力范围。其次，希罗多德有意突出了当时最为敏感的两个议题——贡赋与对爱奥尼亚人（Ionians）的奴役，这两项举措既是波斯人曾经的实践，也是雅典人当时正在施行的帝国政策。与此同时，Kurt Raaflaub则考察史实，以能力、意愿和实际结果证明，雅典的各种帝国举措确实学自波斯。[3]雅典的许多举措——纳贡、土地兼并、驻军、派驻官员、施加政体等，或者在希腊世界找不到先例，或者可以明确在波斯帝国那里找到示范。如果没有更有说服力的理由，那么，雅典的帝国实践学自她曾经击败的敌人就是最合理的解答。
希罗多德是否有意呈现波斯帝国主义以使人想起雅典帝国主义？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希罗多德的主观意图，但是客观上来看确实如此。一方面，这一问题不是不存在其他可能回答。例如，希罗多德史述中呈现出来的这种继承性，可能不是因为他希望以波斯帝国来影射雅典帝国，而是基于知识的限度和构思的惯性，基于时代关切，[4]他在写作波斯帝国史时，以他所熟知的雅典帝国作为了写作模板。另一方面，如果仅从读者感受来考察，那么Philip A.Stadter与Kurt Raaflaub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此，无论是因为希罗多德有意如此，还是因为历史事实如此，同时代的读者从希罗多德史书中得到的感受就是，雅典帝国继承自波斯帝国。
第二，希罗多德史书呈现了多个帝国的继承与延续，这一结构特征鼓励读者将帝国主题投射到他们自己的时代观察中去。希罗多德史书的结构特征是，在一个单一主题下，有一系列历史案例。这个单一主题就是帝国主义。希罗多德探求和写作的不是希腊常识所关注的世仇、单个案例归因及归责，而是作为历史普遍模式的帝国兴衰[5]及多个案例。无论希罗多德史书的结构起源是什么，[6]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史书结构都使得继续推论成为希罗多德史书阅读体验中难以避免、甚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读者，期待在脑海中为帝国主义列表添加又一个案例，是十分自然的反应，特别是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其史书正在流传的这个阶段，[7]在雅典成为波斯之后出现的第一个帝国的这个历史时期。
因此，作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帝国主义的读者，在读完希罗多德之后，我们已经从智识上做好准备，将雅典作为最新例证，列入希罗多德的帝国主题案例列表。如果雅典帝国值得批评，那么，批评雅典的理由应当在于她对历史上的帝国的继承，包括概念上与实践上。在希罗多德那里未曾明言的内容，我们期望在修昔底德那里明明白白地读到。
但事与愿违。打开记载雅典帝国主义的核心文本——修昔底德史书之后我们发现，修昔底德在刻画雅典帝国主义时，没有借助对波斯的批评，雅典帝国不是因为继承了波斯的霸权而遭到其他城邦的批评。相反我们看到，修昔底德笔下的希腊城邦在批评雅典帝国时，将她比作一个“僭主城邦”。接下来我们将证明，这一比喻就是修昔底德刻画雅典帝国主义的核心概念。
[1] 本书所说的“古代希腊”“古希腊”涉及古典时代（the Classical Times，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322年）和希腊化时代（the Hellenistic Times，公元前322年至公元前146年）。区分古风与古典、古典与希腊化、希腊化及后来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我们直接选取最常见的看法：希波战争（the Persian Wars），亚历山大（Alexander）去世，罗马（Rome）攻克科林斯（Corinth）。关于断代事件选取的争议对本书的讨论没有影响。本书的核心关注修昔底德及其史书和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都属于古典时代。
[2] Philip A.Stadter，“Herodotus and the Athenian ‘Arche’”，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Classe di Lettere e Filosofia，Vol.22，No.3，1992，pp.781-809.
[3] Kurt A.Raaflaub，“4 Learning froMthe Enemy：Athenian and Persian ‘Instruments of Empire’”，in John Ma，Nikolaos Papazarkadas，Robert Parker eds，Interpreting the Athenian Empire，London：Duckworth，2009，pp.89-124，esp.pp.98-114.
[4] Charles W.Fornara希望证明，希罗多德的史书反映了他对现实——也就是伯罗奔尼撒大战的第一阶段阿奇达慕斯战争（the Archidamian War）——的关切与忧虑。Charles W.Fornara，“V.The Archidamian War”，Herodotus：An Interpretative Essay，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1，pp.75-91.
[5] J.A.S.Evans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希罗多德写作史书的目的不是寻求战争起因（他放弃了这一目的），而是旨在描述作为历史一般模式的帝国主义。J.A.S.Evans，Herodotus，Explorer of the Past：Three Essay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3，pp.9-40.
[6] J.A.S.Evans对照非洲史诗传统，使用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进路，重构了希罗多德的写作过程：希罗多德搜集资料、初步写作时，依据的是口头的、史诗的传统，最终出版其作品时，他将一系列单个故事（logos）集合起来，形成书面作品。在文体创新的意义上，希罗多德是历史之父。J.A.S.Evans，Herodotus，Explorer of the Past：Three Essays，Princeton，pp.5-8，pp.89-146.关于希罗多德史书结构的这种看法——史书原本由一系列单个故事构成，后来由作者本人综合成一部史书，同时参见David Asheri，Alan Lloyd，Aldo Corcella，Oswyn Murray & Alfonso Moreno ed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 I-IV，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14.
[7] Felix Jacoby认为，希罗多德史书以目前的形式公开流传（出版），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5年。Charles W.Fornara认为，出版时间是在公元前420年到公元前415年。这些时间或者是在阿奇达慕斯战争期间，或者是在阿奇达慕斯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换言之，这些时间都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Justus Cobet，“Wann Wurde Herodots Darstellung der Perserkriege Publiziert？”，Hermes105 Bd.H.1（1977），p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