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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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哲学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新担当

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已经跨越了两个世纪,在经历了从封建主义的自我拯救到资本主义的失败试验的历史教训以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道路,从此走上一条英勇奋斗和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历史性的思想觉醒和理论自省,把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坚定而又成功地引向时代实践的理论和实践高峰。

应该承认,以往我们的哲学理论研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受传统形而上学所谓高大上抽象性哲学认识论的自我意识的局限,二是受求洋求新学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局限,三是受自然传承的文化惯性舒适圈的局限。要么局限于“从事实出发”却不能“说明事实”,要么想不到提出“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4]。所以,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实践的历史逻辑,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现新的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条件。

一 从中国现代化的现实中总结哲学历史经验、增强理论创新意识

首先,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哲学理论探索始终在危机和挑战中创新发展。中国传统哲学遭受过哲学危机,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主流哲学也在中国遭受了信任危机,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哲学历史的基本事实。就算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所谓“哲学贫困”问题的深刻忧虑、反思,至少对“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任危机显而易见是客观而普遍地存在着的。所以,以下这三个事实值得重视,实际上应该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认知条件:第一,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资源和信念体系,特别是儒释道相辅相成的互补哲学结构及其生活指导意义被严肃质疑和广泛怀疑、否定;第二,西方哲学思想资源,特别是基督教和西方近现代哲学传统及其信念体系,在中国社会、文化和人民思想、心理上难以获得信任,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理论基础;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哲学理论基础,但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过去的认识水平、理论形态、哲学观念等都面临新的思想挑战和创新发展问题。

简而言之,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已有和现存的中国哲学思想资源,都曾先后在过去和当前同时遭遇到严重的、全面的和深刻的信任危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贫困问题”和基于这种信任危机的焦虑和思索,实际上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科研领域中一个不言却显见的事实,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主题。

其次,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5]“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6]

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从比较切近的历史范围来看,本质上就是由于中国和中华民族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陷入现代化的重重困境中亟待寻求出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能够立足于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坚决避免错误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一条符合时代精神和历史高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错误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开历史倒车”的封建主义道路、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邪路、固守以往经验的僵化老路。这些道路并不是偶然存在的,实际上各自都具有自己立足其上的哲学理论基础。正是由于在世界现代化和自身社会现代化的复杂局面中艰苦卓绝、前赴后继、殚精竭虑地探索、思考和实践,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终于找到并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实践的历史意义、现实作用和广阔前景,终于决定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和伟大的成就,达到历史上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成绩值得自豪,挑战更应谨慎应对。面对人类和中国现代化事业,以前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当下有复杂的局面和严峻的考验,除了在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勇敢担当,还需要在哲学层面深思人类的信仰真理,建构经得起历史考验和灵魂追究的信念基础,作为事业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最后,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式现代化迄今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即使是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矛盾并没有消失,只是内容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7]矛盾依然存在,仍然需要认真对待、深入分析、认真解决,“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8]

从微观层面或个体感受角度来看,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现情况和实践效果,可能也并不是每个人对每个细节都能绝对满意,甚至多少都会有不同意见,思想和理论上的质疑也可能不时出现。可能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等并非毫无异议地保持一致、深刻信仰,这是复杂的客观现实情况和个体认识能力综合造就的,并不奇怪。矛盾不能靠回避来解决,而是需要严肃认真的理性分析和科学有效的化解思路。

从我们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的角度来看,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实践方面来看,我们的伟大事业还没有完成,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严峻而又复杂凶险,需要我们充分调动我们的思想能力认识和解决问题。我们的发展目标艰巨而又光荣、长远而又复杂,我们伟大事业的实践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同样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从认识方法和理论能力方面来看,应该承认,我们难免深受传统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复杂影响,也难免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哲学的复杂影响,对正在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难免会产生一些不理解、质疑和困惑,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体系在理解上可能也不够清晰、明了、坚定和深刻。而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个别名词概念和命题内涵或分析技巧的问题,不是仅仅通过现成的理论思路的解读和宣导就可以轻易解决问题的。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学习和实践领域来说,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理论的枝节上升到理论的根源、性质和定位等元理论层面。哲学的元理论问题首先是哲学观问题,而哲学观问题涉及的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和理论逻辑问题,本质上还涉及哲学与客观世界、历史文化、时代精神、理论建构、认知方式等一系列复杂深奥的问题,往往需要回到“原点”“原典”“源点”“远点”去,它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思想长征和意识革命,不只从抽象理论自身看理论,需要更进一步开阔思路、深入实际、立足时代、面向长远、走进实践,从生活世界、时代进程、事业现实深入进去,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从我们现在的哲学的格局、现实格局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体来看,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和创新,既不能忽略我们固有的文化历史条件,特别是值得我们自豪、继承和应该善加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不能因循守旧、僵化停滞,相反应该在坚持理论自信的基础上直面现实,直面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新局面、新任务、新挑战、新课题,勇于探索、善于创新,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建设,在创新中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新发展。

二 从理论发展逻辑中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科学价值、时代高度和人民情怀

一方面,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对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科学价值。对于世界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视野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区别但是本质上相辅相成的观察视角。一个是“五形态理论”视角,主要突出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态,因而突出了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内涵,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视域相对凸显。另一个是“三形态理论”,主要突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形成的人们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形态,其中前资本主义或前现代社会形成的是“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和时代精神形态,而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形成的“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和时代精神形态,社会和时代整体发展的现代化视域更为凸显。相对而言,过去人们对于“五形态理论”视角下的近代史观较为熟悉、适应,对于“三形态理论”视角下的近代史观则不够熟悉、适应,对后者的阐发和应用相对而言不够充分、切实。但是实际上,这两个视角并非矛盾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所以,相对而言,对于现代化视角的必要的补缺和强调,至少就当前的研究和认识格局而言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

实际上,在现实性和具体实践境遇的必要性、针对性上看,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继续争取历史进步的革命实践理论,在当前的切近现实中也表现为一种区别于走封建主义回头老路和走资本主义危险邪路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哲学理论。现代化既是人类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是世界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和证明的发展趋势,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绝无回头复辟的可能,只能坚定不移地前进。现代化还是当前历史阶段世界和中国发展前景问题僵化“老路”、西化“邪路”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争的时代焦点问题。对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来说,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我们的长期理论探索,特别是经过中国近现代进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们已经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坚持现代化,而在于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工具和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历史非常重要的基础和主体,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必须相应进行同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哲学理论处于适应历史方向和建立在以往历史经验和当代认识水平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哲学理论的建构和不断创新发展中,这种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使命之一。通过对过去的历史的思考来思索当下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形成一种理性、科学的历史观,进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哲学理论的重建问题。没有这样一种历史观,就不能站在现代的制高点去看我们的历史,也就不能在哲学以外去看哲学,仍然只是局限于从哲学看哲学、谈哲学,自满自得于哲学中那些脱离实际而貌似高妙的东西,把那种似是而非的高妙性看作哲学理论真理性的判断依据。

我们的目的不是非此即彼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近代史观问题上的现代化视角,而是针对以往单一强调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性质而作出的纠偏尝试。看待历史的视角总是多样性的统一,而思想往往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生活实际的完整性、复杂性和动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理论结合实际、相互成就,即如果生活实际变了,那么哲学思想就要随着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高度自由,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哲学看起来远离生活显得很高妙,实际上它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甚至于器物层面的实际情况密切联系、息息相关。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直关心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社会生产和社会变革发生基础作用的新事物,“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29]。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实践理论,要了解历史的规律和生活变化的逻辑,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判断现实发展动向的能力和合理的角度。没有现实关切的哲学就是没有现实性的哲学,没有生活关切的哲学就是没有生活意义的哲学,没有历史担当的哲学就是没有历史贡献的哲学。

另一方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哲学的时代高度和人民情怀。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业农村乡土文明到建立在非生命动力资源基础上的工业经济和都市文明实现全面、根本性的历史转折,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生产力类型、经济社会秩序和文化文明形态发生巨大转变,而且人们的意识形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思维方式也会发生重要改变。所以,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们在思想意识上主动创新进而实现生产生活实践的哲学再造的主体性历史过程。

1.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哲学立足于现代时代精神的新高度

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实践理念或哲学思想建构始终存在非常不同的学派和主张。从较为宏大的尺度上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现代化实践哲学取向。其一是站在封建主义旧时代、旧阶级立场上,以旧思想逻辑和实践理念拒斥现代化,企图走历史回头主义道路,始终留恋旧社会和旧时代的虚幻的道德文化,借口抵制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反对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方向。其二是站在所谓“理性人”“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立场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无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历史局限性,无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现有历史高度和崭新前景,无视中国现代化自身的特殊国情、民情、经验和成就。其三是以形式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坚持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方向,偏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当今中国已然清楚地知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唯一出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现代世界人类自我解放的科学,正是这条出路的实践哲学理论基础。

2.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哲学把“以人为本”价值论原则提高到“以人民为中心”实践情怀

“以人为本”是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思想和价值观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这个思想,但是他们对“人”作了抽象的理解和阐发,现实中却仅仅做到了以资产阶级自己为本。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把“以人为本”从狭隘的资产阶级范围扩展到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和全人类的范围,同时完全摈弃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爱人”口号的虚伪性、抽象性,真正彻底实践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和人民情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基础性的、指导性的地位和高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于它的情怀。第一点就是“以人为本”。传统社会及其传统哲学一再声明很重视人,但是那个人是仁爱的道德意义上的“人”,不是现实的、生活的、人民大众的“人”。因为,道德往往自上而下理解人,人性之复杂往往也不是用某一种道德能说清楚的。资产阶级明确主张“以人为本”,但是资产阶级讲的那个人是一个抽象的人,所以也是一个作为逻辑推理终极原理和最初假定的符合和象征,也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的基础是人民,人民是人中间的基础的部分,是现实当中真实存在和无须道德先验规定的普通人民群众。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真切的人民情怀是其他哲学不具备的,因为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哲学,往往都觉得资产者或贵族精英是典型的“人”,他们的理论往往就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去看问题,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改造人,特别是改造人民,因为人民永远不如贵族心中期待的那样像个“人”。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人民就是真正的“人”,所以任何制度和思想的目的都应该是人民。所谓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人民为本。

3.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实践哲学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主义原则

“以人为本”绝不意味着简单宣布代表人民,不意味着自以为是地“为民做主”,相反必须坚决摈弃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的愚昧、自私、封闭、狭隘本性,真正真实、彻底和有效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党和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思想自由完全由人民拥有、行使,防止任何个人、阶级的专断和扭曲。

这里自然涉及民主原则问题,涉及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首先,谁代表人民和如何代表人民是由人民来决定的,不能由任何个人、群体说了算,不能某个人说他代表人民,他就代表人民了,并不是那么草率的。其次,对人民要最大限度宽容,最大限度动员和鼓励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参与决策,然后获得一个人民群众的公约数认识。所以这种宽容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情怀,因为面对人民的问题永远不能够太过于狭隘。最后,人民民主的制度涉及现实实践,应该是有一种科学的、合理的制度安排,不能是泛民主、乱民主。如果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法治化条件保障,比如西方标榜的选举民主,其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民主适得其反成为无序的动乱根源。

三 从马克思哲学的本真逻辑出发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哲学

现代化不同于任何以往的历史事变,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严防目光短浅、抱残守缺、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思想,应该既立足现实,又放眼长远未来。长远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哲学理论必须是在忠于马克思哲学、社会主义本质精神的基础上,汲取历史经验、立足时代高度、放眼世界未来发展,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持续建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于中国实际,领会时代精神,包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面向世界、面向所有人类文明的优秀的成果,形成合理的价值指向和智慧指导。立足现实,既要适合中国的情况,也要适合世界的情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再来考虑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就很容易理解了。即我们站在时代发展的历史实践的中间来看马克思主义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是更为容易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时代潮流的涌动中间,将我们推向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那样一种实践哲学。从需求侧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要清楚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我们学习的背景、思想的历程、哲学的经历,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背景,都是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也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是哲学理论本身发展的结果,是广义的实践哲学理论。广义的实践哲学理论就是人们心中的所思所想,通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受,通过理论的升华,在政治学说、经济学说、道德学说、审美学说等的基础上,为人们的生存、发展实践进行哲学理论建基的理论。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抱负、历程、发展路线,它就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经形成就固定下来,供后人背诵、模仿和照搬应用的教条。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领会,不能用过去长期简单、消极理解的那样,简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论、辩证法,与现实生活相比高高在上、绝对正确。相反,需要把理论置身于问题的情境里,在文化的、时代的、思想情怀的基础之上体验问题,把握问题的实践意义、具体性状和解决进路。对以往的理论,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批判、扬弃和创新,不断在实践情境中将其推向新的高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主义,是一种活的实践性理论。为了坚持、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思想文化、历史和生活的物质、精神条件等综合的条件下,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使命、意义,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可能和前进的方向。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4] 刘永佶:《中国现代化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5]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5页。

[6]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页。

[7]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8页。

[8]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59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594页。

[14]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页。

[15] 本节内容可参见雷龙乾《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哲学危机与资源萃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17]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18]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

[20]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17页。

[2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页。

[22]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9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2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9页。

[2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3页。

[2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2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