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韩非子治道学说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韩非子之所以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治道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对那个变革时代所做的独特的理论回应，同时韩国的情形亦是他思考治道的现实资源。

韩国历来是一个贫弱之国，这是韩非子思考治道最直接的“母体文化脐带”[37]。韩国是列国相互征伐和军事斗争的必争之地，它尤其是秦对东方列国展开厮杀的前沿哨地，实乃“天下之咽喉”[38]，不过它又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者。韩国历来君权不振、国力孱弱，在列国纷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参见表1-2：

表1-2 战国中后期韩国在对外军事斗争中的败绩

续表

从上表可知，战国中后期韩国总是败北，损兵割地，国势最轻，国力最弱，在列国纷争中“最先危”[39]，尤其在韩非子所生活的年代此种败弱迹象更加明显、败北次数更加频繁——这也反映出战国末期战事更加残酷的政治现实。韩国国势极弱、处境艰难、生存空间狭小，这深深地影响了韩非子对治道的思考。韩非子一再主张将国家之治乱必须寄托于“内政”，并一再提醒国君应当“自恃”，显然与他对韩国历来窘迫形势的反思甚有关系。韩昭侯（前362—前333）曾任用申不害实行变法，虽取得一定成效，致使“诸侯不来侵伐”[40]，但这场变法并未改变韩国的贫弱局面。韩宣王（前332—前312）、韩襄王（前311—前296）时期，韩国国君的治国理念与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矛盾，国家具体制度的实施与舆论是非的导向相互抵牾，国家依然贫弱。当时的韩国，在政策上奖励建功立业，并给有功者以官爵高位，在观念上却鄙视功业；在政策上奖励农耕，在观念上却轻视和贬低追求农事者；在政策上招贤纳士，在观念上却赞扬轻视世务者；在法度实施上严惩离法之人，在观念上却赞扬犯禁者的勇敢。[41]同时，官僚系统内贿赂之风开始蔓延。韩非子在《说林上》《难一》《内储说下》等篇记载了韩国重臣倚外逼主的情形，并对官僚系统中结党营私和卖官鬻爵不无批判，这说明左右近习壅蔽君主，权贵重臣每每独断朝纲，韩国政局危机重重。然而，韩国君主却未充分认识到朝臣弄权的严重危害性。韩襄王晚期出现了太子权位之争的事件，襄王的太子婴死，公子咎和公子蚬虱为争夺权位而产生争执，经过曲折斗争最终公子咎继位，是为韩釐王。[42]正是身处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心地带，韩非子比其他诸子更加看重君主独擅权位的重要性。韩非子尽管“数以书谏韩王”[43]，但他的建议始终未受韩国君主重视，这也说明在韩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和吏治清明的耿介之士往往受到排挤。

韩非子天然地处于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这样就可以切身感受到政治高层权力运作的微妙和复杂，洞悉权力场中人性的极度阴暗面，观察或听闻权贵重臣以各种手段壅蔽君主甚至发生“上下一日百战”的残酷政治现实，体察臣僚之间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的各类宦术，进而认识到在“争于气力”的时代君主有效控制官僚系统和民众从而将举国之力悉数抟聚到富国强兵上的重要性。韩非子学说因而显现出双重品格——“既有一个政治上失败的贵族公子对现实政治关系近距离观察的尖锐性，又有一个理论上成功的深刻思想家在危机面前欲以虎狼药治痼疾的峻急性。”[44]于是，韩非子的治道学说亦具有双重性——为了有效地控制臣民、控制国家进而一统天下，君主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运用一切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君主又必须学会自我控制，这样既可以尽可能地防止群臣壅蔽，也可以更加长远地实现作为整个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君主意志。

三晋独特的文化氛围对韩非子治道学说的形成亦不无影响。晋自建国以来“戎狄之民实环之”[45]，晋国往往通过战争、结盟和通婚等方式与少数民族频繁接触。与中原诸国相比，晋国对血缘亲情较为淡漠，形成了以“无亲”[46]而轻视礼乐为重要特征的三晋文化。与此相应，晋国崇尚功利，为了争夺利益，晋臣之间每每发生纠纷甚至于兵戎相见。同时三晋颇为重视功业，讲求论功行赏，注重“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功庸以称之”[47]。三晋地区商业相对繁荣，这使人们的“契约”观念较重。晋国曾有四次“大蒐礼”，大蒐礼是由狩猎演变而来的一种军礼，具有军事演练和军事动员的意义。在大蒐礼上往往举行建置和变更军事、选任将帅与执政、颁行法律、处罚违法者和济贫选贤等重大事项。[48]具有军事和法制双重气息的大蒐礼，对三晋的尚法观念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频繁的战争又促进了以法治军、以法治国以及上下守法的传统，比如前513年晋国执政赵鞅“铸刑书于鼎”以及魏国李悝“著《法经》”，就是在这一崇法氛围之中发生的。总之，逐利、尚法和重战的三晋文化是韩非子构建治道学说的重要土壤。

林纬毅指出：“韩非所关切的是战国末年这个大时代里，以他韩国公子的身份与固有的爱国热忱，从韩国特有的国情出发，要为祖国提出一套治国、富国、强兵，使国家得以生存的法治思想。”[49]贵族出身的韩非子确实有为韩国着想的一面，但作为思想家的韩非子并不拘泥于此。韩非子实际上是立足韩国来思考“天下”问题的，他是心怀天下的。这也是《韩非子》中频繁出现“天下”的重要原因。梁启超指出先秦思想家均有一种超越具体国家界限的“纯世界主义”[50]关怀，法家亦不例外。作为思想家的韩非子，他始终以其独特的方式试图对春秋战国乱世如何“为治”做出理论回应，他在思考如何为这一乱世的君王们设计一套简便高效的治理之道。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由宗法封建政治向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过渡的时代。出于军事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周代封建制度维系着周的天下体系，周天子与诸侯之间既保持宗族的类血缘关系，也保持着基于相互间承诺与约定的主从关系，周天子尽管名义上拥有天下的最高统治权，但实际上权力经过层层下移而掌控于诸侯和卿大夫那里，形成一种“阶梯式的权力模式”[51]。尽管西周末年“周室衰……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52]，诸侯国内亦出现“尾大不掉”[53]以及“政在大夫”和“陪臣执国命”[54]的局面，宗法封建秩序受到冲击，但春秋时代仍然是一个由“礼”统摄一切的“人文的世纪”[55]。春秋时代的社会观念由周初的彝·敬转变为礼·敬，此时的“礼”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礼崩乐坏”只是对周天子而言，对诸侯和卿大夫而言这是一个礼乐制度大发展的时期。礼既是诸侯的治国之大经，又是诸侯国间外交的行为规范。战国却与春秋时代形成鲜明对照，适如顾炎武所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56]正是由于春秋战国间这一近乎裂变式的反差，王夫之认为战国乃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57]。对于战国时代的总体特征，司马迁指出：“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58]刘向则认为：“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59]战国时代的新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春秋时代作为宗族家长的国君君临天下却不治民，战国时代国君则由“共同体之长转变为家父长制的专制君主”[60]。列国国君通过变法扫除宗法贵族对君主集权的障碍，去除包括贵族和国人在内的一切中间阶层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因素，逐渐完全掌控国家机器，形成了“君主—吏民”的二级统治模式，成为“全国的唯一主人”[61]。尤其是战国时代君主完全掌握了制订法令制度的权力，君主权力的专断性甚为鲜明，君主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其二，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国君逐渐掌控了官僚系统。与世卿世禄制不同，君主官僚制度下的官吏，“任之即官，去之即民”[62]，政治权力因而向国君大幅度地集中。庞大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官僚队伍成为君主全面支配举国民众和征伐列国的具体执行者。

其三，战国时代国君通过“国—郡—县—乡”这一行政系统“层层控制着整个国家”[63]，将所有臣民悉数纳入支配范围。尽管国家权力是否能够彻底地直接支配基层民众，尚待研究，但是君权的支配力度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则是不争的事实。郡县长官的人事任免和一切权责均直接源于君主，从理论上讲郡县长官只能绝对忠诚君主，君主因而对全国范围内的一切人事皆有控制权限。

其四，战国时代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形态由西周春秋时期“虚构王土”下的多级占有制变为“普遍的真正的土地国有制”，其目的在于将民众从宗族组织中解脱出来，增加“农战”的预备人员，又使民众少有迁徙从而便于控制。[64]通过国家授田制、户籍制使所有社会成员一一在册，使编户齐民成为国家各类徭役赋役的最大承担者，君主因而可以彻底掌握并随时随地征用一切人力资源。

其五，春秋末期以降“赐爵”逐渐代替“赐命”，成为君主强化对官吏和编户齐民控制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商鞅变法时爵制中最低的四等爵主要授予对象为平民，卿大夫爵位与官位每每合一，同时授爵以军功大小为主要依据，故而国家对编户齐民的控制变得更加严苛了。[65]战国时期各国已普遍推行赐爵制，至战国末期军功爵制已然发展到了“泛滥的程度”[66]。

其六，通过实行亦兵亦农的常备军制度、什伍制度，战国时代国君逐渐加强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这一时期亦成为“上古时代各国兵力最为强盛、军制最为健全的时期”[67]。同时，列国间的相互征伐由春秋时代的贵族式战争演变为灭国绝祀的吞并战争，实力和利益成为邦交间的唯一法则，一切礼义诚信均被摒弃，“富国强兵”“广土众民”进而“并兼天下”成为列国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其七，在这一“海内争于战功”[68]的时代，士人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治道设计，他们奔走于列国间，或为“求道”“务治”，或为“显名”“封侯”[69]，列国国君亦通过重士、尊士和养士来招揽治国之才，以求“尊主广地强兵之计”[70]。同时，战国时代形成了利益至上的世风民情，甚至于“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71]，列国国君及卿大夫们热衷攻城略地和广土众民等，“利益”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势”“实力”，成为战国时代所有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各种名目的利害得失成为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

战国时代国家控制了国内近乎一切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对外则试图以武力吞并他国，初步形成了“政治权力支配社会”[72]的政治社会现状。这是韩非子构建其治道学说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