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民利益至上的财政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忠实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历史。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凭着对人民最深沉的爱，对民生财政的强烈使命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根据地民生财政的奇迹，吸引各阶层的先进青年投奔到革命队伍中。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状况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此后，先后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东江起义、琼崖起义、赣西南起义、赣东北起义、万安起义、湘鄂西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黄麻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华起义，中华大地遍地烽火，无数工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武装斗争。起义部队开始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向统治的薄弱地带转移，并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根据地政权。

在这些根据地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把自己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理念和目标赋予实施。红军在各地发动群众，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很不够的，是不可能改变人民贫困状态的。只有让农民获得土地，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才能真正实现民生幸福。毛泽东最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颁布《土地法》，按照人口，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同时在财政支出上大力支持经济发展，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人民收入，改善民生。首先在各根据地兴办了一批公营经济；其次扶持合作社经济；最后通过免费发种子、分配耕牛农具、免收农业税、发放农业贷款，并兴办中小型水利工程，帮助个体农民发展生产。1932年，江西广昌县工农民主政府投资在新安兴建一座水利工程。[12]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大力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如创办红军教导队、列宁小学、养老院、救济委员会等。[13]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封锁，造成食盐、布匹、西药奇缺，苏区政府打破封锁，从白区运来必需品，如食盐、布匹，先分配给人民。[14]

这些财政支出和建设都是在国民党不断武装“围剿”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这些革命根据地都处在相当贫困的地区。正是由于坚定的信念，才始终把民生财政放在重要的位置，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政权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质。在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根据地政府还从各方面减少农民的税收负担，如建立起征点、累进税制等制度及各种税收减免政策。财政收入除了收税，还可以印票子，但是在货币发行上，毛泽东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这是“必须充分注意”的。[15]那么如何弥补收支缺口，就是坚持节省的原则。红军的给养和经费供给都是实行最低标准的、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度。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行政费也都从严控制，当时在长冈乡流传着一首民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毛泽东提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16]

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问题，苏维埃政府都处在全国比较落后的地方，且实行着便利于广大民众的税收政策，但财政却做得很好。而国民党政府占据着全国广大的区域，大量地搜刮民脂民膏，为什么反而弄到财政破产？这正是因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与财政的使用同国民党有根本的不同。毛泽东指出，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关心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拥护。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17]在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理念下，生产发展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1934年也是大丰收。[18]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发挥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优势，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于是广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组织带领人民群众抗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此，抗战初期，党就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开展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政治民主，废除反动法律，改善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提出使边区人民丰衣足食的目标。[19]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国共产党不是想办法多拿老百姓的，而是从自身想办法，努力节省，自力更生，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行政费用在1937年占14%，1938年占20.9%[20]，1943年只占1%[21]了。不仅不多拿老百姓的，还要尽最大努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入的13.58%，1942年降到11.14%，1943年降至不足9%。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发动和组织下，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有组织的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奇迹。在抗战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财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22]。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问题是怎样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呢？他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首先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推翻旧的经济政治制度。[23]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他多次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4]。“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实行。”[25]“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26]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积极发展解放区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放区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减租和生产运动。由于长期的封建剥削和战争破坏，整个解放区的经济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支援战争，解放区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是壮大解放区的实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关键。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开始向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转变。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的热潮。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在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形势下，大批青壮年农民加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行动，广泛建立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的人力和物力源泉。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民兴财的财经工作实践，为新中国的财经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开了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