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财政工作新发展

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式的苏维埃政权。这次革命不仅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它所创造的苏维埃运动模式。这种政权被中国人民称为“劳农政府”，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对其展示了高度的热情，并且积极地参与宣传。1918年，李大钊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十月革命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20]，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21]同年年末，李大钊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号”，这些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阵地。

1920年3月，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列宁表示，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获得成功，而必须走完我们走过的发展道路。开始革命愈容易，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就愈艰难。在工人水平较高、工业较发达、工人人数较多的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发展要较为缓慢[22]，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要做出一些调整。于是列宁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国家，向东方各国派遣了自己的代表，积极帮助各国进步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与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了联系，着手建立共产党，遵循了两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赞同俄国式的暴力革命。[23]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中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阶级的社会区分；承认苏维埃的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4]见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让中国共产党也十分有信心在中国将苏维埃政权变为现实，这就是中国的劳动群众改变命运的机会。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工人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1922—1923年，大大小小的罢工就有数百次，参与罢工的也有几十万人。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都提供了帮助，在初期和中期积极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但是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影响了其指导方针，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期待过高，寄希望于蒋介石、汪精卫，误认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时，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思想源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为“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待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就要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再由无产阶级战胜它。

1927年，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进行土地革命、掌握革命武装和政权的重要性。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长达十年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苏维埃革命之路。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汉口秘密召开，会议上结束了陈独秀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分析了国民党右派集团背叛革命以后的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任务。瞿秋白指出：农民要求暴动，各地武装力量仍然很多。我们必须点燃这条火线，用军队发展土地革命。[25]

八七会议后不久，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先后在湖北、广东、江西爆发。还有1927年10月的陕北清涧起义；同年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的直隶玉田起义；同年11月1日确山刘店起义等。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地区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的情况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些起义失败是因为事先准备不好，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有些起义失败是因为领导人不关心强敌的实际情况，主观上犯了错误，最后遭受失败；只有少数起义条件比较成熟，领导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相对正确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1928年，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党内的盲动主义。八七会议后，中国苏维埃革命逐步走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1929年，国民党新军阀开始了混战，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巩固和扩大了苏维埃割据区域（简称“苏区”）。1930年，全国基本形成了五大苏区：赣南闽西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洪湖湘鄂西苏区。五大苏区的基本形成，让全国范围内的工农武装割据都发展起来。然而，仍有人对建立农村根据地、革命重心在农村等提出质疑，为此，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篇文章，他认为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巩固和扩大，“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26]。此后，随着革命经验的丰富，毛泽东进一步完善了上述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开始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8月，在湘、鄂、赣三省苏区建立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然而此时，蒋介石开始对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后，苏区形成了新的割据局面，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为接下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31年11月7日，在赣南偏僻的山坳小城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叶坪村的谢家祠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后面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欢声雷动，还有来自各大苏区的工农代表、红军各军队等代表610人，都聚集到这里。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会议程是：毛泽东、项英、张鼎丞、王稼祥、邓广仁等人作报告，制定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9日，代表大会正式开始。会议报告了各处的贺信，向前线工农红军、全国工农群众通电，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12日到18日，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日，大会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央行政机关，下设九部一局。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的产生，宣告了苏区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也是新中国的雏形。[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