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行都的考量（1）
上元节（元宵节）是宋朝最盛大的节日之一。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天，京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万盏花灯金碧相射，辉映夜空，如山叠锦绣。还有各种杂耍，舞狮子、踩高跷、敲大鼓、划旱船，以及各色艺人走上街头，尽逞显其能。
李清照曾描述上元节的白日：“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周邦彦写夜晚：“风销绛蜡，露浥红莲，灯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宝马雕车，盈盈暗香，火树银花，鞭炮齐鸣，恁是热闹。
而建炎四年（1130）的上元节格外凄清。
这一天，南宋朝廷为躲避金军围剿，漂泊在东海之上，海风呼啸，饥寒交加。士兵们拦截了一艘商船，宋高宗吩咐买下船上所有柑橘，这才一解饥渴之苦。入夜，士兵们在橘子皮中灌上油，点燃后放在海面上漂浮，像漆黑天幕里的繁星，勾起人们对昔日和平与繁华的记忆……
万点灯火在浩渺的大海上闪烁摇曳，构成一幅奇丽的幻境，引得岸上居民纷纷登高遥望。漂泊的皇族，好奇的民众，组成了历史上罕见的逃亡流寓图。这幅图是孤独的，但因为有了民众，又有几分温馨。
这番场景，恐怕会成为宋高宗一生最独特的记忆。
西北望长安
建炎四年（1130）四月，宋高宗赵构经明州（今浙江宁波）回到越州（今浙江绍兴），终于结束了四个多月的海上流亡生活。
三年前，金军攻陷汴京，掳走太上皇宋徽宗、皇帝宋钦宗以及宗亲大臣。作为皇九弟的赵构因在河北而侥幸逃脱，成为除徽宗年仅一岁的幼女外唯一没有北狩的皇室成员。江山残破，社稷无主，赵构被拥立登基，避难江南，是为宋高宗。金人既然与赵宋为敌，就要斩草除根，他们千里奔袭，势如排山倒海，要活捉宋高宗。宋高宗仓皇出逃，漂泊东海。金军主帅完颜宗弼追到海边，恰巧遇到飓风，只能望洋兴叹。听到金军撤退的消息，宋高宗长长地舒了口气，他有一种预感，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赵宋衣冠南渡，终将扎根江南。
宋高宗刚登陆越州，就收到前线捷报：金完颜宗弼率水军回师，三月初一到太湖时，宋统制官陈思恭埋伏在险要之地，袭击完颜宗弼后军，小胜而退；三月中旬，浙西制置使韩世忠率八千水师，将完颜宗弼十万大军围堵在江上湖泊黄天荡里，完颜宗弼苦挨四十多天，后在南人的指点下才侥幸逃脱。
这一战给宋高宗吃了一颗定心丸，也让金人意识到，短期内很难灭掉南宋。完颜宗弼最了解其中实情：“江南卑湿，我们连年征战，兵马困顿，粮草也不充沛，现在绝不是南下伐宋的时机。”[1]
大局初定，是该认真考虑复国的事了。
两宋与两汉不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虽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但若论血统根本轮不到他，他的江山是一刀一枪打下来的。而宋高宗的天下完全来自皇子、皇弟的身份，来自家族传承。从法理上讲，南宋还是徽、钦二宗那个“宋”，从没有亡过，只是丢失了北方的大片领土。所以，对于南宋君臣来说，重建国家不能叫“建国”，而叫“中兴”。法律上的都城还是汴京，现在皇帝安身的地方只能叫“行在”或者“行都”。
不管用什么名称，定都是当务之急，毕竟安身才能立命，“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然后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2]。
宋高宗与宰相吕颐浩商量：“越州不能久住，住时间长产生惰性，就不想走了，那可不行。”[3]当时南宋还拥有关中、四川、淮河以南大部，以及河北部分疆土，越州在两浙路东部，地理位置偏于一角，交通也不便利，不是“形胜”之地，并不适合作行都。
吕颐浩主张驻跸浙右。古人以西为右，浙右即两浙西路，包括杭州、平江、镇江、湖州、常州、严州（今浙江建德）、秀州（今浙江嘉兴）等地。
御史中丞赵鼎主张去荆襄一带，并精准地指出行都设于江陵府（今湖北荆州）。
对于应设都哪里，宋高宗举棋难定。建炎四年（1130）六月，专门下诏“侍从、台谏、诸将集议驻跸事宜”[4]。
然而，群臣各有主张，一直难有定论。
宋高宗即位是在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定都当然首先会考虑应天府。应天府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龙兴之地，又在南北之中，大运河过境，漕运方便，这些都是定都的优势。这里距汴京仅二百五十里，在这里定都，最终瞄准的还是汴京。名将宗泽、李纲等都曾劝赵构驻跸中原，领导抗金斗争，当时任武翼郎的岳飞上书“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5]。但定都汴京和应天府都不现实，这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北宋八十万大军尚且抵御不了金军，何况此时各路大军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宋高宗对这些建议束之高阁，还斥责岳飞小臣越职言事，将其革去军职。
排除了中原，建都候选地集中在三个区域：关中、京湖、江南。
一年前，大臣张浚提出经营川陕，认为应把长安作为都城，监登闻检院汪若海也认为“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必在川陕。”[6]这里的“秦”即关中，犹如蛇之头部，最为重要。宋朝之前，西周、秦、西汉、隋、唐都是从关中得天下，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关中是全国的要领，是汉人的“郡望”，抓住了关中，就可以撼动天下。
如果可能，谁不愿定都长安呢？宋高宗颇为心动，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为移跸关中做准备。
不过，定都关中只是追忆历史的幻想，并不适合当下的形势。整个宋朝，江南鱼米之乡，钱粮充沛，最为富裕，而关中战争频繁，农业生产滞后，经济相形见绌，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宋朝的物资输送主要靠水路漕运，从江南到关中，来回万里，运金钱、布帛这些轻物资尚可，运粮食、器械就太难了！即便从四川运粮到关中，要翻越秦岭，也殊非易事。况且盗匪横行，金军觊觎，风险极大。
吕颐浩为宋高宗算了这笔经济账，而张浚又传来消息，关中粮食只能供给一万人！宋高宗一下子泄了气：这些粮食怎么能养活庞大的军队？！行在如果设在关中，吃喝难题不好解决。
御史中丞张守想得更全面一些，他上书极言其不可：
五军将士，禁卫班直扈从，久劳人思息肩，一旦复为万里之行，跋涉险远，必生肘腋之变。……东南今为国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远适，则奸雄必生窥伺之意，则是举根本之地而弃之。[7]
张守说出了一个宋高宗不愿想、不敢想的问题：将士们长途跋涉，容易发生兵变！将士们从中原跟着圣驾到了江南，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金人在后面如豺狼虎豹似的追赶着。即便如此，建炎三年（1129）三月，侍卫军将领苗傅、刘正彦还是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幸亏二人见识短浅，驻守长江防线的张浚、张俊、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驱兵救驾，时任宰相朱胜非在朝中斡旋，才平息了叛乱。现在好不容易江南有所安稳，如若又要远涉险阻，将士难免怨声载道，谁能保证不会再发生一次“苗刘之变”呢？！
宋高宗对“苗刘之变”心有余悸。军队不稳，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乱世生匪盗，君臣被金人搜山检海，自顾不暇，境内盗贼、匪寇蜂拥而起，趁机打家劫舍、奸杀抢掠，无恶不作。张守的第二层意思就是，朝廷这时候离开，江南的局势怕难以收拾。
没有了江南，就失去了税收和经济来源。所以江南为国家根本之地，绝不能丢。
上述这两条理由，击中了赵构和流亡朝廷的要害，看来移跸关中不可取。
正犹豫未定之际，形势突变，关中也被金军占领了。
秋冬之际，江南没有那么濡湿，水浅河窄，适合骑兵作战，北方游牧民族一般会选择在秋冬南下劫掠，所谓“沙场秋点兵”是也。事实上，自靖康元年金军围攻汴京，每年秋冬都要对南方进行一次扫荡。张浚在关中经营川陕，他担心建炎四年秋冬金军对江南再来一次搜山检海，为了减轻朝廷的压力，决定在陕西开展“秋季攻势”，牵制金军。
是年七月，张浚发布檄文，公开对金宣战。金主听到陕西战报，下令驻扎在南方的重兵向陕西进发，一路由完颜宗弼率领，一路由完颜娄室指挥。
九月，张浚将陕西所有军马，共永兴军路、环庆路、熙河路、秦凤路、泾原路五路大军号称四十万士卒、七万匹战马集结在耀州富平地区，由熙河路经略使刘锡协调指挥，迎战金军。吴玠等几位将领反对这种一战定乾坤的赌博式作战，张浚却以纾困江南为由，一意孤行。
九月二十四日，金军骑兵如山呼海啸般杀向宋营。宋军各路军马仓促应战，各自迎敌，统一指挥失灵。宋环庆路赵哲部行动缓慢，军容不整，赵哲又擅自离阵，士兵信心动摇，败象显露。众军见状，乱哄哄喊道：“赵经略跑了。”[8]喊得人心惶惶，各路无心再战，宋军大溃，金军攻占了陕西大部。
宋军被迫全线扼守秦岭，防止金军一鼓作气进击四川。
陕西丢失，驻跸关中的议论自然偃旗息鼓。
天下之腰膂
川陕方案流产，但张浚还有“备选方案”。他去经营川陕时，把长安作为今后行都之所，建议皇帝先驻跸鄂州（今湖北武汉），留当时最有作战能力的韩世忠镇守江淮，形成川陕、京湖、江淮三大地缘板块首尾相应、声援相接的格局。
南宋所谓京湖是京西南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的统称，京西南路包括邓州、襄阳一带，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及其周边，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北、湖南。
朝廷坐镇襄阳、鄂州或者潭州（今湖南长沙），主要从地缘政治考虑。南宋统治区域，京湖居中，长江、汉水通达各地，便于调度，掌控全局。
以襄阳为例，西有武当山，东有大洪山，两山相夹，形成一条南北长二百里的狭长通道，襄阳正位于通道的北口，相当于这条通道的关隘。水路方面，汉水从襄阳西境而入，环绕北、东两面调头南下，上游是汉中平原，下游过江陵通鄂州，直达江南。扼守住襄阳，就能锁汉水而控荆豫，是连接中原、荆湖、汉中、江东的十字路口。中原有之，可以浮汉入江，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实“天下之腰膂”[9]。
每逢天下骚动，襄阳都是关注的焦点。三国时期诸葛亮“隆中对”规划两条线路伐魏，其中一条就是从荆州夺襄阳而得洛阳。[10]后来，关羽从荆州北伐，围攻襄阳以及附属的樊城，利用汉水暴涨的时机水淹七军，逼降于禁，擒获庞德，威震华夏。可惜被东吴偷袭江陵，抄了后路，功败垂成。[11]
东晋太元三年（378），前秦伐东晋，以襄阳为突破口，攻占襄阳后浮舟东下，与东晋会战淮南。
南宋灭亡，始于襄阳之战。蒙古围困襄阳用了六年，而从襄阳出发迫降京城临安，只用了一年又四个月。襄阳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个人，川陕是头部的话，襄阳一带就是心脏。以襄阳、邓州为行都，自有道理。
但这个方案很早就被剔除了，原因跟汴京、应天府差不多。襄阳向北，一马平川，更利于骑兵作战，防守不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驻跸襄阳、邓州实在危险。宋金战争的事实验证了这一点，建炎二年（1128）金人焚烧邓州，在这里为驻跸准备的大量物资尽被劫掠。
鄂州也位于战争前沿，不利于迅速撤退。
如果从退守的角度考虑，当然还可以考虑江陵甚至长沙。武当山、大洪山在北面形成天然屏障，向南有湖南、两广作为纵深，便于腾挪。因此，赵鼎认为，荆襄左顾川陕，右视湖湘，下瞰京洛。如果以公安为行阙，屯重兵于襄阳作为屏障，可以通过江汉将江浙的粮食运到川陕，将来兵出川陕，进取中原。
驻跸京湖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很方便地从广西、湖南获取军事资源。广西、湖南相对偏远，这里生活着大量峒蛮原生居民，秦汉以来，一直是羁縻地区，有自己独立的武装，民风彪悍，作战潜力大，如果能将他们纳入军事体系，无疑是强大的国防力量。
宋高宗曾就定都之事询问武将意见，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御营都统制辛企宗支持京湖方案，建议高宗自岳州、鄂州幸长沙。而韩世忠坚决反对：
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12]
皇帝广纳言论，诸将各自发表意见，本属正常，但赵构从中窥到玄机，背后向吕颐浩发牢骚说，张俊、辛企宗让驻跸湖南，是他们贪生怕死，为了逃避金军啊！金军所依仗的是骑兵，浙西水道纵横，才是限制骑兵的最好地形。赵构认为，如果人心动摇，逃到哪里都是敌国，即使四川、两广也难以避敌。
在这一点上，赵构把形势看得透彻：同样是京湖地区，如果把都城建在襄阳、邓州，那是积极进取之态，可以出南阳、向洛阳，收复中原。若要向长沙，那是为了留后路，时刻准备向两广、四川逃亡。
张俊、辛企宗这样的武将，缺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尽管如此，支持京湖的声音依然很大，宰相吕颐浩、御史中丞赵鼎、起居郎胡寅这些皇帝身边的近臣，都曾是京湖方案的推动者。赵构把京湖方案当作一个选项认真对待。建炎四年（1130）六月，任命谢潜为荆南镇抚使，其中心位置就是江陵，诏其筹备巡幸事务，并且在婺州（今浙江金华）、信州（今江西上饶）、饶州（今江西鄱阳）、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夔州（今重庆奉节）储备粮食、准备船只。而这条道，正是从江南通往荆南然后进入川蜀的线路。
但朝廷最终还是放弃了京湖方案，连象征性地巡幸一次都没有。从道理上讲，正如赵构所言，无论驻跸江陵还是长沙，都是退守之势，若论退守，江南本身就利守不利攻，再行移跸确实意义不大。
赵构不愿移跸京湖，还有一个原因，京湖匪寇蜂起，是当时最乱的地区之一。据《续资治通鉴》：“时江北、荆湖诸路盗益起，大者至数万人，据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盗所不能至者，则以土豪、溃将或摄官守之，皆羁縻而已。”[13]一是盗寇，二是土豪这些地方武装，三是从前线溃退的军队，他们名义上归顺南宋，实际上占地为王、据地为质，根本不听朝廷号令。
张用、曹成、马友、李宏四人曾是河北、中原一带的乡兵，金人围汴京时，他们各自拉起队伍勤王，结义为异姓兄弟。北宋灭亡后，作为抗金力量中的一支，他们受开封留守宗泽调遣。
宗泽死后，杜充继任，各地收编的义军屯驻在开封周围，拱卫京城，其中张用屯城南，王善屯城东，岳飞、桑仲、李宝等屯城西。杜充生性残忍，专断好杀，对义军猜忌、排斥。张用部队最盛，是杜充重点抑制的对象。
建炎三年（1129）正月十六，杜充派城西的部队突袭张用、王善，挑起义军内讧。尽管岳飞反对，但军令如山，不得不执行。张用、王善不能抵御，引兵南下，沿途抢掠为生，成为流寇。后来王善投降了金军，张用在京西路一带作乱，建炎四年被知鄂州李允文招安。曹成、李宏、马友等遭遇跟张用差不多，也被李允文招安，屯驻在荆湖一带。
宋高宗深知，这些人靠不住。如果行在设在京湖，他们将是重大隐患。而赵构信任的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均布防在江淮一带。
不仅贼寇横行，地方军阀也包藏祸心。知鄂州李允文受张浚赏识才领兵驻防，其野心很大，依仗张用、曹成这些匪军，拥寇自重，不服从朝廷调遣，拒绝朝廷委任的官员，在江面上拦截四川等地上贡朝廷的物资，私刑杀害弹劾他的岳州（今湖南岳阳）守臣袁植，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李允文还指使、放纵张用、曹成等部属到湖南抢劫，将京湖地区搞得乌烟瘴气。
宋高宗在越州立足未稳，李允文就上书请求圣驾巡幸鄂州。这样的军阀，无异于汉末之董卓，赵构怎能放心？自然予以回绝。
大多数朝臣也不愿意离开江南。江南富庶，相对稳定，谁愿意放弃繁华锦绣之地，而栖身于偏远蛮荒之土呢？当年赵匡胤想把都城从开封迁到较为险要的洛阳，就因为洛阳漕运不便、经济凋敝、不如汴京繁华而阻力重重，不了了之。
江南还是税赋所在，失去江南，朝廷的存在还有多少意义？！张守和韩世忠都说到了要害：东南今为国家根本，根本之地不能丢！只有把控住国家财赋来源之地，新朝才有立国的可能。
道理越辩越明，南宋君臣越来越倾向于将都城设在江南一带。
注释
[1][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绍兴四年六月”条，中华书局，1957年，第3013页。至是，诸将会议，宗翰坚执以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恐无成功。”
[2][宋]李纲：《李纲全集》卷七十八《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王瑞明点校，岳麓书社，2004年，第793页。
[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二“建炎四年三月乙丑”条，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25页。上曰：“……朕以谓会稽只可暂驻，若稍久，则人怀安而不乐屡迁。”
[4][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十六《高宗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5]同上书，卷三百六十五《岳飞》，第1679页。
[6][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五“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条，中华书局，1957年，第2763页。
[7][宋]张守：《毘陵集》卷七，载《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影印古籍。
[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七“建炎四年九月癸丑”条，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12页。敌更薄环庆军，他路军无与援者。会哲擅离所部，将士望见尘起，惊遁，军遂大溃。哲旗牌未及卷，众呼曰：“环庆赵经略先走！”
[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第3484页。“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
[10][晋]陈寿：《三国志·蜀志》卷三十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2页。（诸葛）亮答曰：“……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11]关羽围攻襄阳，事见[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一、卷九、卷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页、63页、127页；《三国志·蜀志》卷三十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12]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条，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32页。
[13][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七“建炎四年五月甲辰”条，中华书局，1957年，第28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