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领导沟通

（一）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解构与重构

1．什么是后现代？

“后现代”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甚至后现代本身就反对下定义这种追求字面意义和传统解释的行为，但它作为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和文化运动，已经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潮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势必将产生更大影响，以至于每一个跨过21世纪门槛踮起脚尖眺望未来的人，都不得不回过头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后现代，才能更好地理解未来。

后现代，post-modern，在“现代”前面加个前缀，显然是有别于“现代”而言的。后现代衍生出各种语意、符号、文本的丰富和多样，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构成一种蔚为大观的混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词汇，支撑起后现代的天地，它们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和后现代化（poet-modernization）。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也是歧义最大的社会思潮，理解这些词语并非容易的事，但为了说明领导沟通在当下具有的特殊意义，或本书的写作目的，我们绕不过去，还是与后现代来一次正面邂逅吧。

（1）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后现代是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它是个量的时间范畴，划为有起始的时间段，有人说是20世纪20—30年代，有人说是20世纪60—70年代。同时，它又是一个质的概念，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时间段，这个变化就是对“现代”的批判和反思。

（2）作为相对于“现代”的概念，后现代是对现代的解构和建构。作为社会学概念的“现代”，是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为肇始和以17—18世纪启蒙运动为标志，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反封建，反专制，反宗教愚昧，以科学和逻辑的普世价值，构建起一个庞大发达的现代社会，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国家等现代化的指标。但这种高官僚化、高技术化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像机器，在这个强大而又高效率的机器里，第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受制于大型工厂、国民经济、大型城市和民族国家等大型组织；第二，工业文明的强迫性迫使人适应机器去生活，最终使人面临被机械化的倾向，每个人都成了工业机器中可更换的原件；第三，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的欲望被看成人的内在本性，人是经济动物成为信条，人和物的关系成为首要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成为次要关系；第四，科学和理性并不一定导致进步，纳粹战争、广岛原子弹、冷战、“文革”都是人类社会处于一种支配性宏大叙事的咒语下产生的灾难。因此，反思和怀疑成为新的文化图景。

（3）后现代主义最早作为艺术领域的运动，认为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这样，字面意思和传统解释就要让位给作者意图和读者反映，后来成为反传统倾向的哲学思潮，现在已经裹挟文学、艺术、建筑、传播等各种文化生活，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轰炸。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后现代化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认为，后现代化的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

2．后现代解构什么？

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是一种彻底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用批判的手术刀，迅速地解构了现代社会。

（1）反对传统的主体性。主体性是哲学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解释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古代，人处在依赖的社会关系里，这就使得古希腊哲学得出了人、物同源同性的结论。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和自然、万物关系由平等转向了隶属，人成了世界的中心和主宰。商品经济的自由交换强化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平等性，个体从类中独立出来，个体的人被赋予了主体的内涵，人不再是一面镜子单纯地反映客观世界，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构建世界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提倡人的自由解放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人文主义。

后现代思想对这种主体—客体关系的新人文主义加以坚决摒弃。认为它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人与人的冲突、对抗，这种主体性的弘扬，并不能带来人的自由、解放，正如生产力发展后的科技繁盛和物质富足并没有给人带来幸福感却走向了它的反面一样，是没有出路的。

（2）反对理性至上。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是高于并独立于感性作为知识来源的一种哲学观念，这种观念的盛行，是启蒙运动背景下以反对宗教神学、封建专制为动因，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揭示世界的客观规律从而遵循规律追求幸福为目的。理性主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技术操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了社会的主导意识，并片面发展为手段的理性、纯粹工具性理性，完全否定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把理性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权力话语，并因此导致了民族国家成为法定的杀人机器，科技创新推动了批量屠杀的便利，大型机械使人异化为其中的一个零件，等级森严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严重扼杀了人的活力和创造性……理性取代了中世纪的上帝的地位，却成了新的上帝。

后现代通过对19世纪以来各种社会冲突、战争灾难和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的反思，发现理性主义并非如18世纪的思想家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人性挣脱了迷信等毫无根据的信仰枷锁，却又走进了集中营、世界大战、生态灾害、等级控制等极权主义的囚笼。所以，理性本身具有了超理性的非理性特点，背离了初衷。

（3）反对中心控制。由于理性主义强调权威与服从，现代社会就形成了各种控制中心，权力的、技术的、话语的、身份的，并容易导致伪装成各种面目的法西斯哲学基础的出现——对齐一性思维的迷恋。中心产生了二元对立，一方为中心，另一方就为边缘，中心的一方还会固化自己中心的地位，以制度的形式形成新的排他的暴力等级系统。因此，后现代主义通常认为中心的存在没有必要，它们倾向于去中心化，倾向于一种随机的、反形式的、表层性的游戏，倾向于多元的、分散的、无等级无固定意义的自由游戏。

后现代对现代的解构有很多，新的概念也层出不穷，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但反传统主体性、反理性主义和反中心控制是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催生其他思想的源头，是后现代解构之刃中最锋利的力量。

3．后现代建构什么？

后现代不仅在摧毁、解构和否定，后现代也蕴含着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内涵，否则，后现代就走向了否定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如果把后现代比喻成一个多声部合唱，那么，总有一些成分在合唱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呈现出较清晰的特征，虽然后现代反对对意义进行阐释，但为了可以顺畅地走进后现代建构的新世界里，我们还是循着这些特征，绘制一张属于后现代世界地图的主干道吧。这些主干道，最后可以引导我们到达每一个想去的角落。

（1）创新。“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最推崇的活动是创造性活动，最为推崇的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新的人。”后现代理解的创新和现代的创新有所不同，后现代的创新既尊重有序又尊重无序，反对以过度的有序和过度的无序来扼杀人的创造力。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创新并不是天才、艺术家等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天性”。后现代代表性人物大卫·雷·格里芬（D. R. Griffin）认为：“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最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认为：“哲学活动就是创造概念，伟大的哲学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新概念的创造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创造。生活的乐趣在于创造。”

（2）多元。后现代认为世界是复杂多变的而不是给定的，因此提倡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方法，一个人观察世界的角度越多，所获得的解释就越丰富，一个人越是向他人开放，和世界的连接点越多，人生就越丰富。要做到多元，就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比如对差异的宽容，对复杂多样、不协调甚至混乱的接受，就要摒弃“要么……要么……”的齐一思维，就要享受“既是……也是……”的双重码符的快乐，还有在无等级的基础上具备对他人的尊重。

（3）感性。出于对理性的批判，后现代无疑是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以至于后现代选择了和灵感、情感、欲望、本能等感性生活紧密联系的艺术界为肇始者。宣称启蒙价值观、基督伦理死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使西方文化丧失了中心，但在分裂和瓦解中，现代艺术开始用感知、记忆、想象、梦幻等寻找某种超越混沌的终极价值。后现代用感性实现对现实中一切界定的突破，以审美的、娱乐的、生态的、神秘的力量，滋养人性的丰赡，活出生命，活出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

（4）主体间性。后现代倡导对世界的关心和爱护，视个人和他人、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有机的、构成性的，改变现代人习惯统治与占有的心态，而推崇代替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愿望和生态主义的联合的快乐。后现代重建人与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不是世界的主人和征服者，而是自然的“托管人”，就如同农夫和土地一样，通过播种和收获形成一种共生的和谐。人也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永远处在和他人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交汇点，摒弃激进的自我主义，主张通过“主体间性”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主体间性这种本体论，改变了现代社会二元对立的主体论，建立了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体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的关系。

后现代建构的新世界，既是一种精神上的新世界，也是一种人的自由生活——审美生活的现实实现的新世界，它不仅炙手可热，声势浩大，而且思想新颖深刻，它提出的问题是和每个人生存与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是人类要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后现代带给我们无限的启示。

（二）后现代思想背景下的沟通转向

后现代以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向，其触须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作为现实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人际沟通，自然也输入了后现代的鲜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后现代性格。

1．利奥塔的叙事理论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是后现代话语体系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第一个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概念，被称为“后现代哲学之父”。

利奥塔深刻地洞悉了“元叙事”构成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所谓“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将人类历史过去与未来串在一起，对各种事物能够无所不包地进行说明、解释，并凌驾于次要的、微小的本土叙事，比如以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式的理性主义、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式的绝对精神，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在利奥塔看来，传统社会处在一种支配性叙事咒语之下，而在后现代社会，许多微观叙事拥挤在一起，这个叙事的狂欢节取代了某个元叙事的庞大单一的呈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学科不断分化，新学科不断产生，知识出现信息化和量化的趋势，曾经由“元叙事”统合的知识被碎片化，愈发呈现多样性和异质性，意义的普遍性体系消失了，微观叙事成为最具创造性的创造知识的方式。

利奥塔的叙事理论明确承认非物质的现实，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表述的世界，用微观叙事推翻元叙事的霸权，采用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防止元叙事对微观叙事进行压制。利奥塔的思想虽然晦涩难懂，但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打开了一个无中心、无深度的新世界的大门，这种后现代性的转向，无疑对沟通理论的新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奠定了整个后现代沟通理论的底色。

2．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德语Hans-Georg Gadamer）作为一位哲学家，用一生研究、实践“对话与理解”，也是用一生在解构西方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

语音中心主义是主体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表征，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语言是“在场”，文字是“不在场”，在场先于并优于不在场，因此语言比文字重要。而伽达默尔着重将语言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语言本身就是社会实践。他批判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死抱着说话主体的语言意义不放，忽视或否定听者作为新主体对原作的加工再创造并赋予新的意义。所以，基于对平等和多元的认同，后现代主义十分推崇对话。

伽达默尔认为，对话不是内心独白，而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过程，对话的本质并非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也非用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对话是建立起一种共同体。真正的对话蕴含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因此，对话是在平等的主体“我”和“你”之间发生的连接；向他人开放，倾听他人，尊重他人，宽容他人，是产生理解的必要条件；对话必须有问与答的结构，提问就是进行开放；进行一次对话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要求游戏者全身心地投入游戏中；对话的过程就是相互理解的过程，从彼此不同的视阈走向更大的视阈，达成共识。

阐释学属于哲学理论，但其中对于语言的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启发和影响了后世的哈贝马斯，更是对沟通学做出了直接的贡献，成为当代沟通学的奠基理论。

3．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今西方世界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哲学、社会科学流派，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就是其中的旗手性人物。哈贝马斯一生研究涉猎众多，建树丰硕，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交往理论作为哈贝马斯后期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行动理论的发展，成为后现代沟通理论的扛鼎力作。

哈贝马斯直面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日益频繁、科技作用越来越大的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技即意识形态”的命题，在科学理性时代，科技已经超越了生产力的单一职能，具备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职能，并且逐渐取代了哲学、宗教、政治、艺术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其危害是以一种非政治的形式对人进行潜移默化，在人们的价值体系里嵌入功利的代码，用精英文化统治大众文化，用专家理性控制日常生活，最终导致交往的物质利益化、人与人的不信任、不理解，造成人际的疏离。如何改变这种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哈贝马斯提出建立交往理性——人们普遍接受并乐意遵循的共同的社会规范，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理论理性表达真实性，实践理性表达真诚性，审美理性表达正确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学色彩，拟通过“理想的语言情境”的打造——对语言的理解来达到相互认同、合理行动的目的，并以此整合社会。但这一视角非常独特，加深了人们对沟通中语言问题的重视。同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重建交往理性以拯救理性，是建立在人们自觉遵守共同的道德律令基础上以实现交往和谐，因此也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但它强调交往是建立在理解、对话基础上然后取得意见一致，是平等、自由的主体间性解构。“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显为交往关系的总和。”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沟通研究的贡献，不仅提供的是工具理性，更具有价值理性。

后现代思想是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对于沟通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涉及，利奥塔的叙事理论、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应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它们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影响了沟通理论的新走向。

（三）用后现代精神重塑领导沟通

1959年，彼得·德鲁克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一书中第一个提到了后现代管理的概念。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捕捉到管理的变化，果敢地预言：“过去20年来，我们走过了某个未命名的里程碑，而在不知不觉当中挥别了‘现代’（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一个尚未命名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后现代。

1．在变革的边缘，时代需要价值引领

后现代管理概念的提出已过去半个世纪了，这半个世纪来，社会的发展中最活跃、影响最深刻的因素莫过于科技了。这半个世纪的以信息技术为引擎的科技飞速进步，它几乎重塑了整个人类生活，长成一个巨无霸。并且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往前迭代递进。1965年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预言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已被正面突破，达到了每12个月增加一倍。美国发明家、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把这种人类的加速发展称作加速回报定律（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规律，是因为一个更加发达的社会，能够继续发展的能力也更强，发展的速度也更快——这本就是更加发达的一个标准。19世纪的人们比15世纪的人们懂得多得多，所以19世纪的人发展的速度自然比15世纪的人更快。超级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搜索引擎、物联网、云计算，一个全球性的综合网络已经形成。只需一个移动终端，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满足各种需要。克隆技术、基因图谱等生命科学造成了不小的伦理之争，新能源技术使人们看到了摆脱能源危机的希望，纳米技术可能引发相关领域的产业革命……科技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结构、民主进程，科技对其影响无所不包。谁掌握了科技，谁就“赢者通吃”，无论是产业体系还是军事竞争，都出现了中心——外围的格局，强者越强，弱者恒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以来崇尚的科学理性，不但没有被摒弃、削弱，反而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同样出现了理性主义综合征——科技法西斯主义的盛行。领土之争由地球发展到太空，能源之战、货币之战、信息之战都用上了高科技的手段。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也盛行话语霸权、信息控制和多数人的暴力，人们渴望科技带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幸福这些终极价值在宏观层面似乎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如果说现代社会将人的社会关系捆绑在城市、工厂、国家等一些大型组织，21世纪的今天，人的社会关系可能从城市、工厂、国家这类大型组织中抽身出来，但人又嵌入了互联网这个全球性的更大型的非人格化的群体。科技对人的异化，比之200年前似乎是加剧了。按照加速回报定律，库兹韦尔认为人类在21世纪的进步将是20世纪的1000倍。2030年的世界可能就能把我们吓傻了，而2050年的世界会变得面目全非。

与科技发展同步的是，总有一批人保持着对科技的清醒状态。2016年3月15日，当人工智能AlphaGo以4∶1的比分战胜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关于人机大战的讨论铺天盖地，其中很有价值的是比尔·盖茨、马斯克、霍金等，让人们警惕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创新和人工智能安全的赛跑，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竞争。当我们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希望我们能够慢慢来，并且要格外小心。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不管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来把这件事情做对。

这一切和领导沟通有什么关系？似乎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领导沟通是领导活动中发生的一个行为，科技发明是科学研究和应用，一个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个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的确，从微观层面看是不太相关，可是，我们退后一步，从历史的视角考量人类的发展，是不是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领导三要素理论告诉我们，领导者、追随者、情境三个要素构成了领导这一统一的整体，三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领导的变化。当领导情境切入21世纪的背景之下，当科技的力量对社会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改造，领导绝不能独立方外之地独善其身。三要素中的领导者和追随者也是时代的人，他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也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对社会背景的判断是对领导情境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

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的现状并不是宣告后现代主义的失败，反而是彰显了后现代主义的救赎功能。这个世界何去何从？如何给科技这头“野马”安上辔头，避免工具性的理性主义再次走向“疯狂”，人类需要一种价值引领。如果说学术探讨更多的是审视、分析和批判，本身就是理性的行为，是相对感性而言的人的认识阶段或认识状态，那么它也一定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合一。自启蒙运动以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就出现了分离，造成了现代性的悲剧。现在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和高扬，显得尤为迫切。价值理性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它关注世界对人的意义，专注人的幸福，它和后现代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

数学家、计算机专家、科幻小说作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说：“我们正站在变革的边缘，而这次变革将和人类的出现一样，意义重大。”

2．互联网时代的领导力特质

有趣的是，新技术在将世界推向不可知的未来时，新技术又迅速地瓦解了现代社会建立起来的规则，提供了一种变革的可能，特别是和每一个普通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互联网。网民成为现代人特有的社会身份，互联网思维成为现代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网联网+”赋予了整个社会生活前所未有的后现代气质。“互联网+”是嗅觉，是快速反应。硅谷的成功并不在于发明了什么，而在于以魔鬼般的嗅觉让新技术“迅速传播”。否则我们不是被对手打败了，而是被时代打败了。“互联网+”不仅是技术，更是文化与体制。硅谷为什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英国？出现在美国西海岸而不是东海岸？因为美国比英国更提倡开放、平等，因为西海岸比东海岸更追求自由、梦想，硅谷的多元、自由，独特的反现存体制的情绪，以及一种要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这些都给创新提供了成长的温床。“互联网+”不仅是信息、数据，更是思维。多元互联性、创造性、超越性、开放性、共享性、虚拟化、数字化、碎片化、娱乐化、触觉和视觉的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免费玩法、互动、私人订制、资源连接……与其说这些词汇在描绘互联网思维，不如说在描绘互联网时代的领导力特质，新技术将传统的领导力格式化了，重新读写了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和后现代精神如此地息息相通，一脉相承，成为一种新领导观。

2002年美国学者苏珊·阿农齐奥首次提出了“E领导”概念，并且说了一句至理名言：“至为重要的是，E领导不是以技术为本，而是以人为本。”这种人本思想揭示出信息时代技术和人的关系，技术塑造环境和人，人推动技术发展，两者互为因果，并且在特定的领导活动中，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需求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被重视。

3．领导沟通的后现代品质

领导观被后现代精神改写了，与这种新领导观相伴随的就是领导行为的改变。领导沟通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行为改变。

（1）权力微细化，沟通水平化

关于权力，传统理念一直认为权力是一种控制关系，是指权力主体凭借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使权力客体服从自己的一种社会力量。也就是说，权力是指一定的法律、法令、意志、威望和影响力。这种权力观，强调的是权力同质性、集中性、总体性。米歇尔·福柯一直关注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他反对传统的权力观，指出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是一种关系，像“鱼和水”一样，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循环和运转之中，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福柯认为：“权力”不是“物”，拥有它就可以统治、控制其他人的物，而是一种在场域内起作用的网络。在行使过程中，场域内的各种因子构成相互交错的复杂的关系，形成结构性的活动，每个活动因子在这个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流动着，像“鱼”和“水”一样，既是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是行使权力的角色。福柯认为，现代权力呈现毛细血管状的，它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作用于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末端。承认了权力的微细特征，就等于排斥了关于权力的那些宏大叙事。无论是规训的权力，还是生物权力，对于福柯来说，都在我们的身体之中，而不在我们的头脑之中。

领导活动是一个依赖于权力展开的活动，不管这个权力是依托职位的硬权力还是依托个人的软权力，领导者都必须拥有其中至少一种，再凭借权力产生控制力和影响力。领导活动中的沟通行为，是在权力光环笼罩下进行的。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当权力被分解，被微细化，由权力带来的“等级制度”就失去了合法地位，领导沟通就很难再凭借职位权力的优势施加影响，自上而下的垂直体系过时了，代之以无等级的、水平式的沟通方式兴起。领导活动不再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命令和服从、决策和执行的关系，领导者只是活动或项目的发起人，追随者是这个活动或项目的响应者，因为大家地位平等，互相尊重，为了产生不为晋升期望、政治压力或工作保障等因素影响的自发的新式凝聚力，说服式的领导沟通就显得史无前例地重要，它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技巧性工具，而且已经变成组织提炼“溶胶”（一种凝聚力的新比喻）时必需的加热器。

（2）信息便捷化，沟通个性化

计算机技术不仅只是和计算机有关，还关乎我们的生存，主要是因为网络的兴起和发展。网络通过计算机和光纤的联结，构建了信息与信息、人与人的联系的系统，网络一方面巩固了信息技术的地位，另一方面将人的沟通发展到一个万分便捷的状态，电子邮件、网聊、网购、网游、微博、微信、群、社区、语音、视频、电子政务……便捷就降低了沟通的成本，便捷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才能实现个性化的需求满足，因此更受欢迎。

在这个系统中，实现信息的交换要有两个条件：其一，人要熟练运用信息技术的工具为目的服务；其二，更重要的是要具备网络时代的思维——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分布性（非集中性）、超限性（无限性），网络思维培养得越纯粹，才能越充分享受网络世界中的自由和美好。如果说网络技术是网络世界的通行证，那么网络思维就是网络世界的身份证。还抱着三维空间观和强调职权进行管理的人，无法真正成为网络世界的公民。

领导行为的选择是根植于特定的领导情境和领导理念的，当网络化交往使组织与人、人与人的联结更自由、平等和开放时，必然要引发领导沟通方式的更新。在新型领导沟通中，每一个不同渠道、载体的选择都要求被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话语权都具有同等价值，每一个个人偏好都具有合理性。人们更接受和喜欢针对性强的个性化沟通，广泛号召、全场动员、大会报告这类一言堂式的沟通方式将越来越失去市场，点对点的即时互动、全民发声的“弹幕式”扫射、自创自编的网络切口等形式越来越被接受。我的沟通我做主。

（3）管理心本化，沟通人性化

范式（paradigm）作为方法论引入管理学的研究中，将管理学界一直以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三阶段论（见张德、吴剑平《文化管理——对科学管理的超越》,2008年）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它为人们重新寻找认识纷繁复杂的管理世界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实现了对盘根错节、各执一词的管理理论和学派超越时间序列和学派限制的一个整体性的把握。经验管理因为缺少系统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指导而被剔除出来，科学管理范式（物本）、人本管理范式（人本）、文化管理范式（心本）“新三阶段论”被提出并受到学术共同体的拥戴。这三种管理范式的区分，有时间连续谱的因素，但单纯的时间因素已不足支撑其演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范式区别于模式就在于范式更强调精神工具的作用，体现一种世界观和信仰，范式的转换往往伴随着精神世界的革命。人性问题就是贯穿科学管理范式、人本管理范式、文化管理范式始终的价值聚焦，在不同的范式中既有特殊面貌地呈现，又在三个范式中表现出一种传承和发展，成为管理世界中形成秩序又打破平衡并联结三范式的轴线。

在三大管理范式中，我们发现，人的内在驱动，即人性的需要，贯穿始终且对管理产生决定影响，成为管理做出诸种反应的基本刺激。物是相对于人而存在的，没有人，物就失去了意义，物的管理也需要通过对人的管理来实现。组织更加是人的组织。人赋予了物和组织以灵性和意义，只有人，才是管理世界的“主”，只有以人为中心，才能真正地把握住管理的主律。管理所有的要素，无不是从人这一原点出发，又以人为媒介，最后实现对人的满足和完善。在整个管理世界中，人的内在驱动就是构成管理反应最基本的条件，或者说，管理内在的逻辑，就是寻求对人性的遵从。管理起源于人集合成群体和组织后的有意识地对有效协作的追求，这是人性对安全感、归属感的需要和对秩序的享受，管理创新推动管理发展并走向成熟形成范式，这是人性中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作用。人性的原始驱动仿佛是那根撬动“管理地球”的杠杆，没有人性的原始驱动，管理就失去了本的存在。

长期以来，管理研究集中于“如何管理”而沉溺于工具理性，却忽视了对“为何管理”的思考和回答，导致管理的价值理性缺失。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原本强调的是科学与人性的统一，“科学管理的实质是一次企业或机构中人们的一次完全的思想（心理或精神）革命……在科学管理上，劳资双方要发生的大革命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的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把注意力转到增加盈余的数量上，使盈余增加到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科学管理。可惜科学管理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继承、传播和实践科学管理时，却仅仅把科学管理当成了一个效率至上的工具，片面接受了效率的概念，割裂了效率结果和产生机制之间的关系，没有理解泰勒的思想精髓，从而导致管理实践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目中无人”的弯路，或者在科学和人性之间徘徊，导致物本管理成为科学管理的代表。

人本管理范式重理论轻实践，虽然它的很多流派的研究结论都产生于行为科学的社会实验中（其中一部分来自对动物的实验），但反过来作为现实行为的管理应用，在需求冲动方面完全没有形成不可或缺的刚性必需，在使用范围方面也缺少普遍意义的规模效应，在生产力提高方面较少具有冲击性的现实成果，因而，人本管理范式中的人性管理未形成大众化的社会效应，更多停留在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中。

物本管理提供的“发展=经济”是一种残缺的发展观，“现代化=物质文明”是一种狭隘的偏见，缺乏对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一定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人本管理范式耽于关注人的本能、特质和心理，而几乎不去思考和寻求意义、价值。这种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人性是低级的人性，是不完整的人性。无论是科学管理范式还是人本管理范式，都不能为“现代社会综合征”提供管理解药。

文化管理范式是继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之后的一场管理学范式的“文化革命”。文化管理范式将视野从“谋生”这一定性思维上跳开，它用价值观、信念、道德、情感帮助人去寻找意义，解释经验，生成行为，文化管理范式中的物，是人的行为的一种实体化需求，是为人的精神服务的。文化管理范式认为组织不仅是人的集合体和经济单位，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它不仅要面对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问题，同时还要面对政治、法律、道德、心理、社会问题。自从组织诞生那天起，就在塑造一种文化，即这个组织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人和人、如何看待人和世界的关系，这种假设决定着组织的寿命。文化管理范式中的“人”不仅是物质的创造者，人际关系的联结者，人具有人之为人的意义，是作为主体的人、人本的人，是整体意义上的人，是自由的、自主地全面发展的人。这不是一幅理想的图画，而是通过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行为准则来一步步实现的。所以，文化管理直指人性，直指人性中最深层的精神世界，直指人心，“心本”成为文化管理范式的代表。人学即心学。

既然人性在三大范式中是“通约”的，领导沟通就得基于人性的内在驱动而展开。既然心本管理是对“现代综合征”开出的一贴解药，领导沟通就得出于真心、了解人心、贴近人性、打动人心、走进人心、拥抱趋势、拥抱未来。

（四）道术结合，知行合一

领导沟通本身亦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领导沟通蕴含着价值判断、思维模式、理论归因等抽象因素的提炼，需要后现代精神塑造价值理性。这些形而上的因素探究的是“为什么要进行领导沟通”的答案，同时，回答完“为什么”的问题，解决“怎么办”就更需要接地气的方案了，领导沟通也需要工具理性转化为现实世界的实际生产力。

领导沟通真正有效地实施和运用，是依靠领导沟通能力。

领导沟通能力和其他领导能力一样，除天赋之外，主要通过后天的培养和开发来提升。根据成人学习理论，沟通能力的提升不属于信息的学习（了解性的学习），应属于质变的学习（改变性的学习）。领导沟通能力是基于情境的学习，而且是微观的领导情境，具体又直接，可以借鉴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原理，将复杂的领导活动简单化，抽取出关键行为进行强化训练，建立起经验性的反应，达到技巧层面的收获。同时，沟通能力不仅是一种沟通的技巧，说服力也需要催生意识和无意识共同作用才能发生智慧，还要利用情绪和情感的积极作用激活创造力。建构主义认为认知过程是建构性质的，有效的学习不是简单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知识的意义，这种建构是无法由他人来代替的。因此，领导沟通能力开发需要呈现一种整体性的设计，从广阔的建构空间出发，方能让受训者调动积累，针对具体情境采用适当的策略。

领导沟通是社会科学范畴的研究，需要系统地思考，整体的架构，需要理论渊源和流派的梳理，概念的解释和含义的界定，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和趋势分析。没有思辨，领导沟通就会因缺乏理论性而失去高度，沦为江湖膏药。而领导沟通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知道，更需要做到。没有应用，领导沟通永远纸上谈兵，不堪一击。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提倡道术结合，知行合一，本着这个理念，从后现代思想入手，提倡领导沟通的后现代性，是本书的立意，也是本书不同于其他管理沟通、领导沟通书籍之所在。同时，本书又从“术”的层面介绍了许多领导沟通的方法、技巧，旨在让读者“阅后产生新行为”。

心无限，沟通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