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童年(8)

娜嘉是一个富家女，极其聪明；体态优美，有艺术天赋，尤其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但从童年起，她就表现出很固执，动辄易怒：“她非常看重得到爱，要求大家、她的父母、她的姐妹、她的仆人狂热地爱她，而她一旦得到一点爱，就变得这样苛求，这样专横，很快使别人远离而去；她极其敏感，她的堂表兄弟想改变她的性格，他们的嘲笑使她产生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在她身上扎根。”此外，被爱的需要使她产生不长大的念头，希望始终是个被人宠爱、能要求一切的小姑娘，一句话，这种需要使她一想到在长大，便感到恐惧……青春期过早地到来，羞耻心加上担心长大，使情况大大恶化了：既然男人喜欢肥胖的女人，我就想始终保持极瘦。对阴毛和胸脯发育的害怕，增加了先前的恐惧。从十一岁起，由于她穿短裙，觉得大家在注视她；她穿上了长裙，又对自己的脚和臀部感到害臊。月经出现使她变得半疯；当阴毛开始长出来时，她深信自己是世上唯一有这种怪东西的人，直到二十岁，她坚持要脱毛，“让这种野蛮人的装饰消失”。胸脯的发育加剧这些困扰，因为她始终害怕肥胖，她并不憎恨别人肥胖，但她认为，对她而言，这是一个缺陷。“我并不看重要漂亮，但是，如果我发胖了，这会使我太难为情了，会使我恐惧，如果我不幸发胖，我再也不敢让人看到。”于是，她开始想方设法不发胖，她小心翼翼，用誓言约束自己，祈求、赌咒，她发誓重新五至十次念一篇祈祷，单脚跳五次。“如果我在同一首曲子中四次弹到一个音符，我就同意发胖，再也得不到任何人的爱。”她终于决定不吃饭。“我既不想发胖和长大，也不想长得像一个女人，因为我想始终是个小姑娘。”她庄严地决定不再进食；她向母亲的恳求让步，打破这个誓愿，于是人们看到她几小时跪在那里，书写誓言，又撕掉。她十八岁时，她的母亲猝然去世，她强迫自己节食：两碗清汤，一个鸡蛋黄，一匙醋，一杯茶，再掺上一整只柠檬的汁，这就是她一整天所吸收的东西。她饿得发慌。“有几次，我好几小时都在想食物，我饿得心发慌，我咽口水，我咬手帕，我满地滚，我多么想吃东西。”但她抵抗住诱惑。尽管她很漂亮，却认为自己的脸虚胖，长满了水疱；医生说没有看到，她就说他什么也不懂，他不善于“看出在皮肤和肉之间的水疱”。她最终与家人分开，躲在一个小公寓里，只接待看守和医生，她从来不出门，也好不容易才接待她父亲的拜访，有一天他对她说，她面色很好，引起她旧病复发，她担心有一张胖脸、脸色鲜艳、肌肉鼓出。她几乎总是生活在黑暗中，她不能忍受被人看见，甚至希望隐形。

父母的态度往往助长向女孩灌输对自己外貌的羞耻心，有个女人说：[56]

我要忍受家里人不断评头论足引起的、对自己身体的自卑感……我的母亲过分虚荣，总是特别希望看到我仪表漂亮，她总是有一大堆细小的地方让女裁缝注意，要掩盖我的缺点：塌肩，臀部太大、太平坦，乳房太丰满，等等。我有几年头颈鼓胀，她不允许我露出颈部……由于我的脚在青春期很丑，别人因我的走路姿势而评点我，我感到特别难受……在这一切当中，肯定有真实的成分，但他们使我非常不幸，尤其像backfisch[57]，我有时那样胆怯，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遇到一个人，我的第一个想法总是“我怎样才能藏起我的脚呢”。

这种羞耻心导致女孩行动笨拙，动辄脸红；脸红使她愈发胆怯，成为嫌恶的对象。例如[58]，施特克尔叙述一个女人，“她少女时，脸红到病态的程度，红得很厉害，以致在一年中，她借口牙痛，在脸上缠上绷带”。

有时，在可以称之为前青春期，即月经出现前的时期，女孩还没有厌恶自己的身体；她对变成女人很骄傲，满意地窥测胸部的成熟，用手帕垫在胸衣里面，在年长女子周围自炫；她还没有明白在她身上产生的现象的意义。初潮向她揭示了这意义，羞耻感出现了。如果羞耻感已经存在，从这时起就会确定和加剧。所有的叙述是一致的：不论孩子是不是事先得知，这件事在她看来总是令人厌恶的和屈辱的。她的母亲常常忽略了事先提醒她；有人指出过[59]，母亲更愿意向她们的女儿透露怀孕、分娩，甚至性关系的秘密，而不是月经的秘密；这是因为她们也害怕这种女性奴役，这种害怕反映了男性古老的神秘恐惧，她们又转移到后代。当女孩发现内裤有可疑的血迹时，以为患了腹泻、致命大出血、一种可耻的疾病。根据一八九六年哈夫洛克·蔼理士所做的一项调查，在美国中学的一百二十五名女生中，有三十六名在初潮时对此一无所知，有三十九名只有模糊的了解；就是说，她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处在无知之中。在海伦妮·多伊奇看来，一九四六年时情况几乎没有改变。哈夫洛克·蔼理士援引了一个少女的例子，她投入圣旺地区的塞纳河，因为她自以为染上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疾病”。施特克尔在《给母亲的信》中，还叙述了一个企图自杀的女孩的故事，她在月经中看到玷污她心灵的下流行为的迹象和惩罚。少女害怕是很自然的，因为她觉得生命离她而去。根据克莱恩和英国精神分析学派的调查，在女孩看来，血表明内部器官受伤。即使听取了慎重的劝告，她可以避免过于强烈的焦虑，却仍然感到羞耻和肮脏，她跑到盥洗室，尽量洗涤或者藏起弄脏的内裤。在柯莱特·奥德里的《在回忆看来》这本书中，可以找到这种体验的典型例子：

在这种激动的中心，是突如其来而封闭的悲剧。一天晚上，我在脱衣服时，以为自己生病了，这使我害怕，我小心翼翼，什么也不说，希望第二天会过去……四个星期以后，疼痛又出现了，更加强烈。我悄悄地把短裤扔到浴室门背后放脏衣服的篮子里。天气非常热，走廊里的菱形地砖在我的光脚下是温热的。当我回到床上时，妈妈打开了我的房门，她给我解释这件事。我记不起那一刻她的话对我产生的效果，当她轻声说话时，卡奇突然把头伸进来。看到这张好奇的圆脸，使我激动起来。我朝她嚷嚷，叫她走开，她害怕地消失了。我恳求妈妈去打她，因为她进来之前没有敲门……妈妈的平静，她有点高兴和内行的神态，终于使我失去理智。她走了以后，我陷入到茫茫黑夜中。

突然，我想起两件事：几个月前，卡奇、妈妈和我，我们散步回来，遇到了普里瓦的老医生，他有着雪白的大胡子，像个樵夫一样爽直，他望着我说：“夫人，您的女儿，她长大了。”我莫名其妙地立马憎恨他。不久，妈妈回到巴黎后，在五斗橱里整理一叠新的卫生巾。卡奇问：“这是什么？”妈妈摆出那副大人的自然神态，透露一部分，却保留大部分秘密：“这是稍后给柯莱特的。”我一言不发，提不出任何问题，憎恨我的母亲。

这一整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不可能。我会醒过来的。妈妈搞错了，这会过去的，再也不会复返……第二天，我悄悄地起了变化，弄脏了内裤，我必须面对其他人。我仇恨地望着妹妹，因为她还不知道，因为她不知不觉地突然拥有对我的压倒性优势。然后，我开始憎恨男人，他们永远也不会经历这个，却知道这个。最后，我也憎恨女人这样平静地接受下来。我有把握，如果她们知道我身上发生的事，都会幸灾乐祸地这样想：“这下轮到你了。”当我看到一个女人时，我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那又是一个。全世界都骗了我。我走路不便，又不敢跑。大地、太阳晒热的绿树、食物，都仿佛发出一种可疑的气味……月经过去了，我违反理智地重新希望不会再来。一个月后，必须向事实让步，最终承认事情不妙了，这回是目瞪口呆了。此后，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以前”。我的余生只是一个“以后”。

对大多数少女来说，事情都以同样方式发生。她们之中的许多人害怕将她们的秘密告诉周围的人。有个女友告诉过我，她没有了母亲，和父亲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生活在一起，在别人发现她来月经之前，她藏起弄脏的内裤，在恐惧和羞耻中度过了三个月。甚至农妇，由于她们知道动物生活粗俗的一面，可以说有抵抗力了，但由于在农村中月经仍然有禁忌的性质，她们也怀着恐惧感到这种诅咒，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农妇，她整个冬天在冰冷的溪水里偷偷地洗她的内裤，甚至湿漉漉地又穿在身上，掩盖她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可以举出上百个相同的例子。甚至承认这惊人的不幸也不是一种解脱。无疑，很少有母亲粗暴地打女儿的耳光，说道：“笨蛋！你太年轻了。”但不止一个母亲表现出恶劣情绪；大多数母亲不给孩子足够的指点，孩子对第一次月经带来的新情况忧心忡忡，她寻思，将来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料不到的痛苦；或者她设想，今后，一个男人在场或者与之接触，她就会怀孕，她对男性感到真正的恐惧。即使人们以明智的解释使她免除这些焦虑，也不能使她轻易地获得心境平静。以前，女孩会有点自欺地把自己设想为没有性别的存在，也有可能不这样想自己；她甚至会梦想，有天早上她醒来时变成男人；现在，母亲和阿姨、婶婶带着恭维的神情窃窃私语：“眼下这是个大姑娘了。”女人群体获得胜利，她属于她们。她无可挽回地列入女人的一边。她也许会为此而骄傲，她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她的生存就要发生激变。例如，蒂德·莫尼埃[60]叙述道：

我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在假期中成了“大姑娘”，另一些人读中学时已经是大姑娘了，于是一个接一个到院子的洗手间去，她们像女王接待臣民一样，坐在她们的王座上，而我们去“看血”。

但女孩很快会失望，因为她发现，她没有获得任何特权，生活一如既往。唯一的新东西，就是每月重复的不洁之事；有些女孩知道了注定要忍受这个命运时，哭泣好几个小时；进一步加剧她们反抗的是，这种可耻的污点男人是知道的，可她们至少希望，女性屈辱的处境面对他们裹上神秘的面纱。但是不，父亲、兄弟、堂表兄弟，男人都知道，甚至有时开玩笑。正是在这时，女孩身上产生对自己过于肉感的身体的厌恶，而且加剧了。第一次突袭过去以后，月经的不快并没有随之消失，每次，少女面对从体内升起的淡淡的臭味—沼泽地、枯萎的紫罗兰的气味—面对不那么红的血，比小时候刮伤流出的鲜血更加可疑，重新感到同样的厌恶。她日夜都要想着换月经带，注意自己的内裤、床单，解决千百个实际而又令人生厌的小问题；在节约的家庭中，月经带每个月都换洗，重新放到叠好的手帕中间；必须把这些从自己体内排出的脏东西交给负责洗涤的人手中：洗衣妇、仆人、母亲、姐姐。药房里出售的这类卫生纸放在“茶花”、“火绒草”一类写着花名的匣子里，用后扔掉；但在旅行中、度假中和远足中，摆脱卫生纸就没有那么方便，厕所的马桶尤其禁用。《精神分析日记》[61]中的小女主人公描绘她对卫生纸的恐惧，甚至面对她的姐妹，来月经时她也只同意在黑暗中脱衣服。这妨碍人的、讨厌的东西，在剧烈运动时会脱落；比起在街上丢掉短裤是更糟的屈辱，这种可怕的前景有时导致精神衰弱症。出于自然的恶作剧，不适和痛苦往往只在出血之后才开始，而出血的开头可能被忽略；少女往往月经来得不规律，她们担心在散步时、在街上和朋友家里突然来月经；她们担心—像德·谢弗勒兹夫人[62]那样—弄脏衣服和坐椅；这种可能性使有些女孩处在持久的焦虑中。少女越是对女性的缺点感到厌恶，就越是不得不警惕地想到这一点，以免因意外事件或者吐露秘密而承受这奇耻大辱。

下面是李普曼医生[63]在对青少年性问题的调查中，对此所获得的一系列回答：

十六岁我第一次感到不适时，一天早上，发现来了月经，我十分害怕。说实话，我知道这会发生，但我是这样羞耻，睡了整整半天，对所有问题我都这样回答：我不能起床。

我还不到十二岁，便第一次感到不适，我惊呆了。我恐惧万分，由于我母亲只简单地告诉我，每月都要来的，我把这看做十分下流的事，我拒绝承认，男人不会有这种事。

这次冒险经历使我母亲决定对我进行性启蒙，同时没有忘记解释月经。当时我第二次感到失望，因为我一感到不适，便兴高采烈地跑到我母亲房里，她还在睡觉，我把她叫醒，大声说：“妈妈，我有了！”她只回答了我一句：“你就为这事把我叫醒呀！”不管怎样，我把这事看做我一生中真正的大变动。

因此，当我第一次感到不适，证实出血过了几分钟还没有终止时，我感到极其恐惧。然而，我一点也没有对别人透露，连对母亲也只字不提。我刚过十五岁。我至多只有一点痛。只有一次我痛得非常厉害，昏了过去，我躺在房间的地板上差不多有三小时之久。但是，我对此没有再多说什么。

当我身上第一次出现不适时，我差不多是十三岁。我班上的同学和我，我们已经谈起过这件事，轮到我变成一个大姑娘，我感到非常骄傲。我非常庄重地向体育老师解释，我不可能上课，因为我感到不适。

并不是我母亲给我启蒙的。她在十九岁时才来月经，生怕因弄脏了内裤而受责骂，把内裤埋在田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