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代江西进士统计

在澄清了明代全国进士总数之后，此节主要分析明代江西进士的相关数据统计，包括：一、江西进士地理分布及其原因；二、江西进士的历时演变规律及其成因。为了方便行文和阅读，于此先列一明代府县与今市县地名对照表，见下：

一 明代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关于江西进士的统计，已经有数篇研究论文。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一文，对唐至清各朝江西进士进行了统计，其中明代江西进士为3008人，依据是康熙《西江志》卷49至52《科目》。谢宏维的《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专门论述明清时期的江西进士，认为明代江西进士有2728人，其主要依据是《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认为江西明代进士有3114人，依据是《索引》。据除专门论文外，上节所提到的如吴宣德、多洛肯等人的专著中，也对明代全国的进士进行了分省乃至分府县的统计，兹不赘述。

这些数字互不一致，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参考文献各异，或者参考《碑录》，或者参考《索引》，或者参考地方志，等等。在第一章和上节中我们讨论过，这些文献均非第一手文献，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是不能用为原始数据库的。从以上作者的论著中，不论是明代全国进士的总数，还是江西进士的总数，都看不到相关的考证。二、大多数作者分区统计的依据不明，即是依据进士的户籍（服役地），还是依据他们的乡贯（原籍）；对于户籍地与乡贯分离的进士（即所谓的“双籍进士”）该统计入哪个地区，更是一笔糊涂账。这里必须说到吴宣德的分区原则，他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文中，充分考虑到明代进士籍贯中存在的复杂情况，对统计的标准作了细致划分。文中《明代各政区进士分布总状况表》把双籍进士分成两个系统分别加以统计：一个依照户籍标准，一个依照乡贯标准。依照籍贯类型的不同，前者又分出“卫所”（在卫所服役者）和“籍贯异”（在州县地方服役者）两项，后者亦分出“乡贯”（乡贯为州县者）、“卫所籍贯异”（乡贯为卫所，但在异地卫所服役）和“卫所籍贯同”（乡贯为卫所，本地服役）三项。前者两项之和，等于后者三项之和。如此做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细致和严谨，是相当值得称道的。不过，他的统计，是“以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刻《历代进士题名录》（下称《历科进士题名录》）中的明代进士题名录为基本依据，并参照《索引》以及《四库全书》中各省《通志》的有关记载进行”。作者对这些文献的考证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但其据此统计出的明代进士总数为24878人，不但超出我们的考证结果（24595人）283人，而且也超出了他本人对明代进士总数考证的结论（24861人）17人。他统计出的江西进士依照户籍为2774人，依照乡贯为3023人，均与本书有一定差距。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进行明代进士的分区统计或者比较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好考证工作。第一是考证明代全国的进士总数，以之为分区比较的大背景，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二是对各进士的科次和籍贯加以考证，这是保证数据可信度的一个前提，这项工作需要分省或者分科次进行。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组的资料，对明代江西进士的各项信息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在此基础上建成的数据库，具有比较高的可信度。由于其他省份的进士考证工作尚未完成，故本书不做跨省的比较。

其次要确定分区的标准。有学者认为，“古人重视乡贯，而忽略户籍所在地”。本书以为，这种观点不适用于明代的官方规定，从科举录取的地域配额制中，我们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明代为了平衡国家资源在地方的分配，保证国家政治的稳定性，在科举考试中实行了配额制，各省乡试录取名额有多有少，会试录取还分南北中卷，由此造成各地考生的录取难易程度并不相等。南直隶、浙江、江西等省的考试竞争强度，是远远高于云南、贵州等其他省份的。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明代规定禁止考生冒籍应试，否则要处以重罚。入学、考试所依据的，都是户籍而非乡贯。本地服役自不消说，在外地服役的人员，均在服役地入学，占用当地的乡试录取名额。比如傅商弼，据《万历丙戌同年总录》，其本陕西梁州卫人，以戎籍隶河南嵩县，以嵩县学生登第；王嘉谟，本山东邹平县人，以豹韬卫官籍入顺天府学，后登第，等等。陆容《菽园杂记》载：“今天下卫所，凡与府州县同治一城者，官军子弟皆附其学。食廪岁贡，与民生同。军卫独治一城，无学可附者，皆立卫学。”即使是独立的卫学，也大多在驻地省乡试，除非另有特旨规定。比如辽东都指挥使司诸卫和德州卫的科举，在嘉靖朝经历了一次变动，据夏言《改便科举以顺人情疏》载，“今照辽东卫学，远去山东六千余里，乃使越过顺天而附于山东科举；德州左等卫学本是山东地方，而科举乃反附于顺天，事体人情通属未便”，为了便于考试管理，“今后德州左等卫儒学听山东提学官管辖，就山东布政司应试；辽东科举生儒，听辽东巡按御史考送顺天府乡试”。

会试录取的南、北、中分卷，依据的也是户籍地原则。各科《会试录》等所载考生籍贯，反映的都是考生的户籍所在地。我们对《万历十四年会试录》和该科《同年序齿录》中的考生籍贯作了一个比较，依照其户籍和原籍分别加以统计。该科会试共录取350人，依照户籍，北卷录取125人，占总数35.7%；南卷195人，占总数55.7%；中卷30人，占总数8.6%。这个比例与“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的分卷取士原则基本吻合。如果依照原籍统计则不然，北卷为115人，占总数32.8%；南卷206人，占总数58.9%；中卷29，占总数8.3%，与分卷原则偏差较大。其他各科也是大体如此，限于篇幅，不一一赘举。有学者以为，“所谓南、北、中卷的比例在录取时并没有真正实行，或者是只在短时期内曾经实行”，应该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原因在于他的明代进士分布表仅据《碑录》和《索引》，而且对分区依据的籍贯原则把握不当，“在京及各省卫所军籍进士未记”，自然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我们如果要做进士的分区排名榜，就应该按照户籍地而非乡贯的标准。如此做出的比较，方有可比性。再者，从原籍出发的统计，存在太多的不可知性。比如，有些考生是本代（即自己）到户籍地服役，所受的教育和户籍地未必有关，而与其乡贯的关系密切；有些考生自祖辈起，已在当地生活了几代，他们就与乡贯没有多大关系；还有些考生的祖上屡经迁徙，其原籍也不好确定，或者就没有记载，无从考证。《会试录》《登科录》在记载考生籍贯时，户籍是必须记录的，而乡贯或载或漏，无伤大雅。总之，依照户籍给考生分区，是一个既可靠又便于操作的标准。

但是，乡贯（原籍）的考察又是必不可少的。仅凭排名榜来说明各地科举、教育的水平，未免过于简单化，进士的原籍分布也可资旁证。除了科举研究外，原籍对于人物本身的研究，对于地方文化史的研究，等等，均有比较重要的价值。有学者提出用“双籍”进士来考察明代移民史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但如果对进士的原籍不做考证，或者考证不准确的话，自然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我们赞同吴宣德对进士统计时划分两个系统的原则。

以下是我们从考证中得出的两组数据：一、依照户籍统计，明代江西进士总数为2719人（包括原籍在外省的13人）；二、依照乡贯统计（减去原籍在外省的13人），则总数为3067人，其中于外省中式者361人。详见以下两表（分科统计明细表见正文末附）：

1．明代江西进士分朝分府县统计表（户籍地在江西者）

2．明代江西进士中的双籍流动表

明代全国有15个直省，以进士总数24595人均分，每省应该有1639名进士；按照百分比，各省的平均水平应该是6.7%。从考籍的角度看，江西的2719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出1080人，在明代全国进士总数中占的比例为11%；从原籍的角度看，江西的3067人较全国平均多出1428人，占全国总数的12.5%。这个水平是相当高的。

从上表1中，我们可以按照进士的数量，给明代江西各府列一个排名榜：

吉安府和南昌府是明代江西录取进士最多的两个府，二者相加1443人，超过了全省的一半！在进士迁出地的统计中，吉安府和南昌府同样高居榜首，合计占到全省的58%。就是放到全国范围内，吉安府和南昌府都是最为重要的进士输出地之一。

从分县统计看，总数排名前10的依次是：南昌县218人，安福县199人，丰城县191人，泰和县170人，吉水县161人，临川县123人，庐陵县102人，进贤县91人，新建县76人，贵溪县72人。合计1403人，也超过了全省的一半。以上10县中，属吉安府的有4个，南昌府4个，抚州府1个，广信府1个，基本上代表了各府在全省的地位。

从明代江西一甲进士的分布看，其地域差异更为明显：吉安府35人（2人占籍外省），南昌府6人，抚州府3人，广信府3人，临江府3人（1人占籍外省），饶州府2人，建昌府1人，九江府1人，瑞州府1人，袁州府1人，赣州府1人，合计57人。其中，明代江西共出状元17人，12人来自吉安府，2人来自南昌府，其余来自抚州府、广信府、建昌府各1人。状元最多的县是吉水县，共5人（见下表）。吉安府的一甲进士占全省的66%，状元占70.6%，在江西科举中可谓独占鳌头！

为什么吉安府、南昌府会成为江西出产进士最多的地区？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为什么江西能在明代全国排在前列的问题。前人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试归纳如下：

一、吉安府和南昌府是当时江西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为科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各府粮额数可以反映出它们的经济水平，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绘制的《明天顺年间各府州粮额数》一表，南昌府应征税粮50万石，吉安府44万石，居于全省第一、二位；而全省总数为258.1万石，二府分别占到总数的19.4%和17%，合计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南昌府和吉安府的粮额数在全国也居于前列，仅次于苏州、松江、常州、嘉兴等少数几个重赋之地。

二、南昌府和吉安府是当时江西人口最多的地区，为科举提供了充分的人力资源。曹树基分析过洪武二十六年（1393）分府人口密度，江西人口最多的是吉安府，172.8万；其次为抚州府，120.5万；再次是南昌府，113.1万。吉安府与南昌府人口之和（285.9万），占到全省总数（812.1万）的35.2%。尽管后来人口数量增加，但这个比例大体保持了不变。王直在《送张太守考绩序》中夸赞“吉安之为望郡旧矣，贡赋之殷，人民之众不论也”。

三、南昌府和吉安府是当时江西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地区，前人为科举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南昌府历朝都是江西首府，其文化氛围自不待言。吉安府自宋以后，文化名人辈出，给后人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风气，在明代继续得以发扬。“吉安为江南邹鲁邦也，家治诗书，人蹈仁义，既久而风俗不能无少迁易”。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当地民间的教育取得相当高的水平，杨士奇曾将吉安与周边地区的风俗和文化状况进行了对比，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吉安府民间文化水平之高：

吾尝窃谓，吾郡之俗所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务义修礼尚气节，虽至贫不肯弃诗书不习，至贱者能诵《孝经》《论语》，晓知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富贵者遇逢掖士，必敬礼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贱，后虽贵盛，人固不愿与齿，而彼亦不敢以其贵盛加人。吾乡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尝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间，又涉淮道舒而东，上下数千余里，或行数日，不闻弦诵声；观其人之所务，朴者事渔稼，智者趍贾贩以逐什一之利。率资大势厚者为雄长，不务乎诗书礼义，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

从各地拥有书院的数量上看，明代吉安府为数最多，有书院88处；南昌其次，42处。二府合计130处，约占明代江西总数（326处）的40%。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民间对教育的重视，吉安府在明代成为进士大府，实属必然。

四、人多田少，造成生存压力巨大，迫使人们走向科举。尤其是吉安府，陈循对此作过分析：“臣原籍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盖因地狭人多，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赀，为工则耻卑其门地，是以世代务习经史，父子叔侄、兄弟姻亲，自相为师友，……其心初皆望由科举出仕，……”

总之，上述各种条件综合在一起，促成了吉安和南昌二府成为江西进士的输出大户。其他各府中，抚州、饶州、广信等府的进士总数虽不如上述二府突出，但也取得不错的成绩。以上5府的进士，合计约占全省总数的80%，构成明代江西进士的主体。不过，这一状况是从整体上说的，具体到各朝各科，还需要作具体分析。

二 明代江西进士的历时分布规律及其成因

明代江西进士在各府县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同样，在各朝各科的历时分布，也并非一成不变。详细数字可以参见书末附表，于此只讨论历时分布中表现出来的规律，并对其原因作一探讨。

下面是依据江西进士（户籍）在明代88科（洪武三十年夏榜无南方进士，故不统计入内）进士总数中所占比例制作的一个演变图表：

此表有一条曲线和两条直线，曲线为明代各科江西进士在全国中所占比重的演变趋势；两条直线分别是江西进士总数在全国进士总数中所占比重（11.1%），和全国各直省的平均数（6.7%）。

此表比较直观地反映了明代江西进士的发展趋势。天顺元年科显然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数值（除洪武二十四年科外）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和全省平均水平。天顺元年开始，江西进士的比重急剧下降，天顺四年科仅为9%，已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之后基本都维持在全省平均线以下，正德十二年以后更是在全国平均线上下挣扎，至崇祯十六年科达到谷底4.3%，低于全国平均值2.4个百分点。有明一代，合计时长274年，江西进士只在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居于全国前列，而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江西举子们似乎只在为平均值而奋斗。

明初的89年间，是江西科举的辉煌时期。这段时间，江西共产生进士938名，是同期全国进士总数（4369）的21.5%，换言之，全国每5个进士中就有1个是江西人。从单个朝代来说，永乐朝（1403—1424）是江西进士的鼎盛时期，此时江西进士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为27%，全国每4个进士就有1个多来自江西。景泰五年榜是这一盛况的尾声，该榜江西进士还占到全国的17.2%。

自天顺朝起，这一盛况就不再有了。天顺元年科，江西进士在全国总数中的比重一落至11.5%；以后的一百八十年里，江西进士的比例持续平缓下降；直至崇祯朝，更是降为6.7%这个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明初的鼎盛而言，天顺以后可谓是一蹶不振！

再从明代江西的一甲进士的历时分布看。明代江西共产生状元17人，榜眼18人，探花22人，以上合计57人，他们在明代各朝的分布见下图：

包揽同科一甲三名的江西进士出现过2次，建文二年榜和永乐二年榜；同科有两位江西进士考中一甲的情况，共出现过8次，其中7次出现在弘治六年以前；一甲无江西进士的科次共44科，其中有32科出现在弘治六年以后。这一规律与明代江西进士总数的历时分布规律基本一致，只是转折点的到来比后者晚三十几年而已。

如何来看待这种历时变化？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明初江西进士鼎盛的原因，然后从这些要素的变迁中找到这一剧变的根子。

江西进士在明初的鼎盛，似乎不能用经济的原因加以阐释。江西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是朱、陈两家的主战场，历经了多年的拉锯战，朱元璋才最后控制了江西。在此期间，江西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此后又成为重赋之地，饱受苦难。《国榷》卷4“洪武四年五月”条：“乙卯，免江西田租。诏曰：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据，狼驱蚕食，赀财一空。归附之后，供给繁重，已九年矣。……其免今年秋粮。”方志远在《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一文中引用了一则碑文，可与之相互照应：“自元季张士诚据苏、松、嘉、湖，陈友谅据南昌、袁、瑞，与明太祖苦战于江东西，横敛以给军，终明之世，故籍未改。特命永除数郡浮粮，著为令典。”这说明，江西和南直隶、浙江一样，既遭受了元末战争的破坏，入明又被科以惩罚性的重赋。但在明初时期，江西在科举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胜南直隶和浙江两省。

何柄棣曾指出：“最不易解释的现象是明初百年之中，科第以江西省为最盛，江西省中尤以吉安一府为最。此期间吉安一府两度包办三名一甲进士，更是空前绝后的纪录。……目前只能粗略地揣测这一现象或与宋代江西人文之盛不无关系。”用前代“人文之盛”来解释明初江西的科举盛况，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作者没有用实证来说明。

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

先说前代的文化积累。“国初文运，江西独盛”，这自然与宋代江西人文之盛不无关系。自宋代以来，江西就成为全国儒学的中心地区之一。王安石、欧阳修、杨万里、朱熹、陆九渊等人在政治、文学和思想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为江西士人培育起相当自信的主流意识。这一意识在江西流传广泛，历时久远，以故江西民间多有饱学之士。尽管元代科举无常，使得江西人的才能发挥受到压制，但家学相传，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明初。据《国榷》载，洪武三年（1370）, “征天下学识笃行之士，应诏送至尚书，考最得十八人：……永丰丁节，……万安夏瓒，……龙泉刘谷、赵晖，……分宜刘沂，永新欧阳子韶，泰和王子启，安福欧阳楚芳，庐陵胡伯清，吉水胡子祺，……皆拜监察御史”, 18人中就有10人是江西人，可见江西人才积累之厚重。自此，江西积累日久的人才潜力喷薄而发，在明初迅速占据了全国的主导地位。

从政治的角度看，明初自永乐设立内阁以来，至洪熙、宣德和景泰四朝的八十余年间，共有宰辅23人，其中江西人多达8人（胡广、解缙、杨士奇、金幼孜、胡俨、陈循、彭时和萧镃），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从担任首辅的情况看，从解缙始至陈循止，53年中（1403—1456）只有12年首辅为非江西人。尤其是杨士奇，自永乐二十二年入阁，至正统九年（1444）卒止，期间担任首辅的时间长达20年之久，历侍四朝。从这个角度讲，江西人在明初长期处在国家权力的中心地带，这对江西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具有相当重要的激励作用。

从文学的角度看，就是台阁体在明初百年的盛行。宋代江西文学盛况空前，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自无庸赘言。这一盛况延续至明初，江西人由于在内阁地位突出，进而影响了明初的文学，台阁体得以形成并统治了当时的文坛。台阁体是“以江西地域文学传统为内核的一个文学流派”，也就是说，江西文学主宰了明初的文风走向，成为时人学习的典范。朱国祯《涌幢小品》卷7《京尹黜卷》: “昆山张和往试南京，时少保邝忠愍公为京尹，……命题以试。和文先成，公读之良久，曰：‘文体略似西江。汝当是冒籍者。’和曰：‘吾祖以来家昆山，不闻冒籍，尝从西江人学耳。’西江人者，谓翰林尹凤岐也。”按尹凤岐，江西吉水人，永乐十六年进士。从中可见，江西文学在当时形成了比较突出的特征，并对科举考试的衡文标准产生了重要影响。江西士子自幼受到其熏陶，在考试中写出合乎衡文标准的答卷，相对更为容易些。

再从会试考试官的角度来看。会试是士子科举生涯最为关键的一步，得中与否，取决于考试官。朝廷对考试官的选拔，首先考虑的是其文学修养。从考试官的籍贯，也能间接地看出该地文学水平在当时的影响。我们依据《贡举考》所载诸科考试官的籍贯，统计出如下数据：自洪武至景泰共会试26科，除去洪武二十四年等科缺载考试官外，合计考试官40人次，江西人为19人次，浙江5人次，南直隶5人次，河南2人次，湖广2人次，山东2人次，福建1人次，四川1人次，北直隶1人次，内李叔荆与白信蹈2人籍贯无考。江西人担任会试考试官人次的比例，接近总数的一半，也几乎是浙江、南直隶二者之和的两倍。考试官对衡文标准的把握，有其各自的内在法则，在文风的把握上，必然会体现出一定的派别特征。江西籍考生在会试中，由于文风的契合，较他省士子更容易获得考试官的青睐。

上述几点因素综合在一起，决定了江西科举必定盛极于明初，江西进士在明初八十几年里，能取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样，江西进士数量在天顺以后的下滑，根源亦在于上述政治和文化优势的丧失。

天顺朝以后至崇祯末（1457—1644）的187年间，共有宰辅136人，其中江西籍的只有13人，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只有夏言、严嵩等少数几人出任首辅，但他们的影响，远远不及明初的杨士奇等；其余数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没有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在江西人淡出政治中心后，以台阁体为代表的江西文学也迅速衰微，淹没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大潮中。同样以《贡举考》记载的会试考官为例，自天顺元年至万历十一年的43科，共有会试考试官86人次，其中排在前3位的是：南直隶24人次，浙江14人次，江西13人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西文学已经落在了南直隶和浙江之后。

有意思的是，江西双籍进士在天顺朝以后出现了上升趋势，下图为原籍江西而占籍外省中式的进士（总数362人）在各朝的分布：

与上面江西进士在全国进士总数中的比重演变相反，原籍江西占籍外省的进士在天顺之后呈整体上升趋势，在万历朝达到顶点（89人）。由此可以间接地看出，江西迁出人口在经营数代之后，原有文化底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得他们逐渐在占籍地脱颖而出。

具体到各府，它们在江西进士总数中所占比重，在各朝的分布也有变化。吉安、南昌、抚州、饶州和广信等5府进士数量在全省居于前列，其中又以吉安和南昌2府最为重要，故以下重点描述吉安和南昌在江西进士中所占比重的演变趋势。下面是根据它们在各朝所占比重绘制的一个示意图：

吉安府是明代江西出产进士最多的地区，在总数上占据全省的30%。这一比重也历经了由升到降的过程，其转折点在正德末嘉靖初。正德之前，吉安府进士在全省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0%以上，正统前后达到顶点，最多时（正统七年榜）占到全省的56%。然而嘉靖朝以后，其比重一落至20%上下，尽管这一数字不能算低，但已经落到了南昌府之后。崇祯朝达到最低，仅为13%，排位降至第三。

南昌府在总数上次于吉安府，正德之前其比重大体稳定在20%以下，仅在建文朝一科突然发力，蹿升至全省首位，达到40%，这也是南昌府在整个明代的顶峰数值。与吉安府相同的是，其转折点也在正嘉之际，但是转变的结果相反。南昌府自嘉靖以后一跃成为全省进士最多的地区，其鼎盛时期出现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当然其成绩与鼎盛时期的吉安府不可同日而语。

从进士人数上比较，吉安府在嘉靖八年以前基本能保持在每科10人以上（除少数几科外），之后则大体降至每科5人以下。吉安府的进士数量变化，与江西进士总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吉安府进士决定了江西进士在全国的地位。南昌府进士数量呈鞍形发展趋势，景泰以前是一个高峰，中间经历了一个低潮，至嘉靖、万历时期又出现一个高峰，单科进士数与前一高峰期大体持平（10人以上）。见下图：

抚州府是全省第三大进士产地，不过其总数远逊于吉安、南昌二府，占全省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0%左右，但总体呈上升趋势。饶州府的历时分布相对比较稳定，也在10%上下波动。广信府则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分布，弘治、正德间一度跃居第二，仅次于吉安府，也算是小小的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