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全国进士总数考

有明一代，270余年间，一共产生了多少进士？历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各自不同，吴宣德曾对此作过综述：“如何炳棣先生（Mr.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明清社会史论》）统计为24594人；萧源锦《状元史话》统计为24610人；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为24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为24814人。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为24452人。”由此他认为，统计数据的不统一，“实在让人怀疑建立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上的论点的可信性”。但是，吴宣德本人对明代进士的统计数据同样不统一：他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作24878人，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中统计为24861人，在《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又作24790人。

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统计技术上可能存在的误差外，更在于我们对参考文献缺乏必要的考证：从上述学者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考证，有的甚至连数据的出处都没有注明。由此可见，有些学者在做统计时，还不够严谨，同时也反映出求得明代进士总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在进行《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课题《明登科录》的研究过程中，对相关科举文献进行了整理比照，得出了明代登科进士较为确切的数据。以下我们先对明代进士的榜数作一个探讨，进而再考证明代进士的总数。

一 明代进士的榜数

关于明代究竟开科取进士多少榜，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吴宣德认为，“整个明代，如果不包括南明小王朝，共举行了91届科举。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五年举行了乡试，但未举行会试，所以这两届无进士”，则取进士为89科。而多洛肯认为是88科，“其中洪武三十年有春夏两榜进士，应算一科殿试。另崇祯十五年（1642）为赐特用出身进士”。对于洪武三十年两榜，刘晓东认为：“洪武三十年，曾开两科，曰春、夏榜。春榜所取52人作废后方取夏榜61人，因此在实际录取人数中不能将其包括在内，科数也只能算作6科。”[注1]对于崇祯赐特用榜算不算进士，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注1]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104页。笔者按，其所谓“春榜所取52人作废后方取夏榜61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洪武三十年春榜并未作废，该榜只是状元陈等几人事后被处死，其余大多数进士并未受到影响。

这里存在一个标准问题，我们认为，必须以经殿试传胪作为确定进士科榜的标准。赵翼《陔余丛考》卷28《举人》条云：“今会试中式者，礼部放榜，但云会试中式举人，必俟殿试后，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谓之进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试者，但尚是中式举人，不得称进士。”那么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和崇祯十三年的赐特用出身榜。

洪武三十年春三月殿试，录取陈等51人，并依照惯例授予相应的官职。但由于所录取的进士都是南方人（实际还有四川李祥、蔡天祥2人），下第的北方举子便认为考官刘三吾等人存在舞弊行为，于是闹得不可开交。明太祖为了平衡北人心态，严厉处分了该科考官，状元陈亦被处死。然后于六月重开一榜，所取者韩克忠等全为北人（包括四川人冉通、张朝贵、马忠、王原、陈铿、张玺6人）。后来人们多把陈榜称为春榜，或者南榜；而韩克忠榜则为夏榜，或者北榜。有人以洪武三十年为春、夏两榜，也有人将二者并为一榜。时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模棱两可，如王直《进士题名记应制作》云：“明年改元正统，行在礼部会试如制，……盖自洪武辛亥至于今，凡二十科，其得人多矣。”则其将洪武三十年视为两科（洪武7科，建文1科，永乐8科，宣德3科，加正统1科正好20科）。然同出王直之手的《癸丑年会试录后序》又云：“宣德八年（1433）春，行在礼部会试天下所贡士，……自洪武庚戌诏下兴贤，今十八举矣。”却又把洪武三十年视为一科，前后自相矛盾。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文人的叙述，以故叶盛发出这样的慨叹：“今而登科一事，即洪武中事，已无能悉者。”

既然春夏榜都经过殿试传胪等程序，都有状元、榜眼、探花，都有二甲、三甲之分，就应该视为两科。否则，一科之中，岂不有两位状元、两位榜眼、两位探花？因此，我们采纳把洪武三十年分成两科的观点。

崇祯十三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为进士，同年夏四月，“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及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用”。后来史惇等人又“请援进士例，谒孔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帝如所请”。该科题名碑现存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内，名录见载于《碑录》和《索引》，但都被误作崇祯十五年榜。

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人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士是两码事。依照明代的规定，会试正榜外还有副榜，副榜例授教职；岁贡生员经过廷试，也分别授以教职，这是在明代相沿已久的铨选惯例，也即所谓循资格。众所周知，崇祯皇帝对大臣的疑心非常之重，内阁辅臣和经略辽东的督抚一个个或者短期即卸任，或者下诏狱、处死。在崇祯的眼里，出身进士的大臣并无经国韬略，他认为这是历年以来铨官循资格太甚造成的弊端。他要打破当时唯进士是重的成例，特地将举人和贡生的初授官资格提高到进士的地步，这样既可以鼓励非进士出身的人才积极报国，又能对拥资格而自重的进士们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谈迁《国榷》云：“丙寅，谕吏部：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表明“赐特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

从文献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崇祯对其“赐进士”的直接记载，但即便有，我们也不应视其为进士。特赐进士的情况在明代前期就曾经有过。据焦竑《玉堂丛语》载：“孔谔，山东曲阜人，永乐中举乡试，上以圣裔，欲宠异之，特赐进士，官左春坊中允，赐宅一区，命教太子。”按，孔谔为永乐六年（1408）举人，永乐七年（1409）会试中副榜第一，时太宗北巡，太子监国，特赐其为进士，但该科进士题名中并未见载其名。又《弇山堂别集》载：“天顺七年（1463），贡院灾，会试举人死于火者九十人。事闻，俱赠进士出身。”但当年进士题名中亦不见载，也没有谁会真把他们当作进士看待。

时人对于崇祯十三年榜的态度也是如此。史惇请求援例立碑时，“阁臣张四知以为不可”，显然是因为他们不是进士。但阁臣的阻拦，反而刺激了崇祯“厌薄进士”的逆反心理，特旨批准。清初的盛子邺在《类姓登科考》中收入了几乎明代所有各科进士，就是不载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榜。清初各省通志中，亦唯江西、浙江两省选举表见载。而当事人自己的态度更具有说服力。出身该榜的雷縯祚历官佥事，曾上疏弹奏周延儒，内自称“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踪”，未尝说自己是进士出身。

总之，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榜不能视为进士。

小结：洪武三十年当作春、夏两科，而崇祯十三年只有一科，那么明代总计取进士89科。

二 明代的进士总数

明代进士数量的统计同样必须以殿试为准，不能参照会试中式人数。在一般情况下，会试中式举人都会参加本科殿试，但由于疾病或者丁忧等意外情况发生，有些举子不参加本科殿试，下科甚至后数科方始殿试。这种现象在永乐朝以后各科中几乎都存在，造成相当多的科次会、殿试人数不相吻合。未经殿试者不能得到进士的出身，其名分依然还是举人。据我们统计，明代过会试而未殿试者有56人，除崇祯十六年因明亡而未殿试的11人外，其余45人大多未及殿试便已身故了。如黄绾《东瀛王公启神道碑铭》载，王启的祖父王钦“举进士，未廷试卒”（卷46，第1932页），科年无考；《万历壬辰科进士履历》载，四川富顺范岷汇会试121名，未廷试卒。

系统记载明代各科进士数量的文献，有清《续文献通考》卷35《选举考·明登科总目》（以下简称《续文献通考》），李周望编《碑录》，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殿试部》（下称《古今图书集成》）。今人朱保炯等编《索引》是一种工具书，其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相当于对明代进士的分榜统计。明俞宪《登科考》、张朝瑞《贡举考》、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28《礼部·科目》（下称《国朝典汇》）等亦有记载，但限于编纂年代而收录不全。另外，《明实录》《登科录》、题名碑、各种序文等也有相关记载。笔者对以上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发现其中有部分科次的数据，各书所载不同，孰正孰误，需要进行细致的考证才能判断。

下文依照朝榜次序，对各书所载不一的科次以表格形式进行对比，然后考异，以求其真；诸书所载相同者不出考，仅作分榜列举。最后总结出明代进士的总数。

（1）洪武朝

考异：二十一年戊辰科会试中式99人，《国朝典汇》云：“二十一年戊辰，以编修苏伯衡、李叔荆主会试，取中式举人施显等九十九名。”殿试黜落2人，实际过殿试者97人，《明太祖实录》载“时廷对者九十七人，擢任亨泰为第一”一语不够准确，97人是最终录取的人数，非“廷对”人数。《贡举考》: “时廷对之士九十九人，赐任亨泰等九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录部本缺，闽本存。今除黜落二人，尚缺二人。”故各书所载名录均只有95人，《碑录》和《索引》据以为殿试人数，而未加考证。《古今图书集成》作83人则差之甚远，不可信。本科进士当作97人。

三十年春陈榜，殿试录取51人，《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十年三月癸丑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时廷对者五十一人。”据《国朝典汇》云：“（洪武）三十年丁丑二月会试，……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则会试中式亦只51人，前科并无未廷对者，而《续文献通考》云“廷试宋琮等五十二人”,《登科考》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作53人，都超过会试录取人数，显误。

其余科次各书所载一致：四年辛亥吴伯宗榜120人，十八年乙丑丁显榜472人，二十四年辛未（1391）许观榜31人，二十七年甲戌（1394）张信榜100人，三十年丁丑夏韩克忠榜61人。合任亨泰榜、陈榜，洪武朝共取进士932人。

（2）建文朝

本朝进士各书所载一致：二年庚辰胡靖榜110人。

（3）永乐朝

考异：甲申科会试录取472人，有2人当年未廷试，故诸名录均作470人。王直《送吴侍郎致仕序》称：“永乐之初，太宗皇帝仍用科目取士。明年甲申，会试礼部者数千人，中者凡四百七十二人，公在高选，而予亦幸得焉。”又《赠龚君归省序》同样说：“当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设科取天下士，……中选者得四百七十二人。”王直即该科进士，所云当确。黄佐《翰林记》亦云：“永乐二年，侍读学士解缙、侍读黄淮为考试官，取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洪武乙丑例也。”据《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载二甲2名刘永清，会试389名，即是永乐二年未廷试者之一。《续文献通考》和《国朝典汇》均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本科进士当为470人。

其余各科各书所载一致：四年丙戌林环榜219人，九年辛卯萧时中榜84人，十年壬辰马铎榜106人，十三年乙未陈循榜351人，十六年戊戌（1418）李骐榜250人，十九年辛丑（1421）曾鹤龄榜201人，二十二年甲辰（1424）邢宽榜148人。合曾棨榜，永乐朝共取进士1829人。

（4）宣德

宣德朝进士各书所载一致：二年丁未（1427）马愉榜101人，五年庚戌（1430）林震榜100人，八年癸丑曹鼐榜99人。合计共取进士300人。

（5）正统朝

正统朝进士各书所载一致：元年丙辰周旋榜100人，四年己未施槃榜99人，七年壬戌刘俨榜149人，十年乙丑（1445）商辂榜150人，十三年戊辰彭时榜150人。合计共取进士648人。

（6）景泰朝

考异：孙贤榜当为349人，《明英宗实录》载：“（景泰五年三月）甲寅，帝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孙贤等三百四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陈循《题名记》亦云：“景泰五年春三月朔，……进是岁会试所取天下贡士三百四十九人于廷，以俟皇上临轩亲策。”题名碑刻一甲3名，二甲129名，三甲217名，合计349名，与《登科考》等书同。

《碑录》三甲题作213名，漏载牛宜、俞纪、沈黼和沈譓等4人，以故总数仅345人,《索引》据碑刻作了更正。《续文献通考》可能是依据《碑录》，亦误。

各书所载一致者：二年辛未柯潜榜201人。合孙贤榜，景泰朝共取进士550人。

（7）天顺朝

天顺朝进士各书所载一致：元年丁丑黎淳榜294人，四年庚辰王一夔榜156人，八年甲申（1464）彭教榜247人。天顺朝共取进士697人。

（8）成化朝

考异：本科殿试录取250人，《明宪宗实录》载：“（成化八年三月）癸丑，……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商辂《题名记》亦云：“成化八年三月十五日，皇上临轩策试礼部所贡士，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成化八年进士登科录》《登科考》《贡举考》所载名录与之相符：一甲3名，二甲78名，三甲169名，合计250人。

《碑录》三甲题作170名，较他书多出1人，但其三甲160名，张抚下空缺2人（第347页）。《索引》补第161名为薛真，仍记空缺1人（第2467页），且榜末又据地方志补缺2人：金迪、翟廷蕙（第2468页），则《索引》实有252人，不可信，前文已作考证，兹不赘述。

其余科次各书所载一致：二年丙戌罗伦榜353人，五年己丑（1469）张昇榜247人，十一年乙未（1475）谢迁榜300人，十四年戊戌（1478）曾彦榜350人，十七年辛丑（1481）王华榜298人，二十年甲辰（1484）李旻榜300人，二十三年丁未（1487）费宏榜351人。合吴宽榜，成化朝共取进士2449人。

（9）弘治

弘治朝进士各书所载一致：三年庚戌钱福榜298人，六年癸丑（1493）毛澄榜298人，九年丙辰朱希周榜298人，十二年己未伦文叙榜300人，十五年壬戌康海榜297人，十八年乙丑顾鼎臣榜303人。

（10）正德朝

正德朝进士各书所载一致：三年戊辰（1508）吕柟榜349人，六年辛未杨慎榜349人，九年甲戌（1514）唐皋榜396人，十二年丁丑（1517）舒芬榜349人，十六年辛巳（1521）杨维聪榜330人。

（11）嘉靖朝

考异：二十三年甲辰科殿试录取317人，《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丁巳，赐进士秦鸣雷等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因科场案发，新进士中5人削籍为民，《明世宗实录》卷289云：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刑科给事中王交、王尧日论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编修彭凤、欧阳、署员外郎高节朋私通贿，大坏制科，大学士翟銮以内阁首臣，二子汝俭、汝孝既联中乡试，又连中会试，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勋乃汝俭等师，焦清与汝俭结姻，又同受业。四人者会试俱一号，汝俭、汝孝、奇勋皆彭凤所取。……及沈坤之取中陆炜、高节之取中彭谦、汪一中，皆以纳贿故，乞明正其辜，……遂勒銮并汝俭、汝孝、奇勋、清及凤、俱为民，汝璧等俱下镇抚司逮问。已法司会鞫，谓汝璧、鸣夏、应麟虽各阿取辅臣之子，然实非贿故，坤之取炜、节之取一中亦然。独彭谦实以校尉张岳贿节五百金而中，……谦为民，坤、一中、炜存留供职。

《贡举考》则言之甚简：“以辅臣翟銮二子俱登科，为言官论劾，榜内削籍者五人。”以故翟汝俭、翟汝孝、崔奇勋、焦清和彭谦5人姓名均不见载于各进士名录中。我们认为，此5人既已经殿试传胪，并授以官职，就应当计入进士总数，因此本科进士当为317人。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载一甲3人，二甲题为93人，三甲题为216名，合计312人。若补上除名的翟汝俭等5人，则与《明世宗实录》所云317人相合。

国子监立有本科题名碑，一甲3名，二甲93名，三甲仅199人（尚有数行脱字），且无《题名记》，但首列制诰一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嘉靖二十三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秦鸣雷等二百九十四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故兹诰示。”立碑时间无考，但可肯定不是当年所立，其所云294人之数既与碑刻名单相悖，亦与他书所载不符，不可信。

《碑录》三甲题为226名，实际仅216名，且三甲第68名至71名李临阳、吴朝凤、康迪吉、陈淮四人，重见于二甲第90至93名（第749—765页），其实当作万寀、王学、张鍊（《碑录》补遗置三甲最后一名）、张侃，则全榜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登科考》《贡举考》一致。《索引》未纠正《碑录》的错误，且又据碑补缺2人（孙萃蘧、马成），据地方志补缺6人（张侃、彭谦、崇宗尧、翟汝孝、翟汝俭、万寀），则总数增加到321人，当误。孙萃蘧、马成、崇宗尧3人不见载于他书，当是误收。《续文献通考》作322人，当是误以为《明世宗实录》所云317人不含除名者，又重加5人。《索引》可能受其影响，欲补全322之数，则又以讹传讹。

三十二年癸丑科各书均作403人，唯《续文献通考》作401人，当是笔误。徐阶《赐进士题名记》云：“我皇上御极之三十二年癸丑春三月……赐陈谨等四百三人及第出身有差。”各书名录一甲3名，二甲105名，三甲295名，合计403名。

其余科次各书所载一致：二年癸未姚涞榜410人，五年丙戌（1526）龚用卿榜301人，八年己丑（1529）罗洪先榜323人，十一年壬辰林大钦榜316人，十四年乙未（1535）韩应龙榜325人，十七年戊戌（1538）茅瓒榜320人，二十年辛丑（1541）沈坤榜298人，二十六年丁未李春芳榜301人，二十九年庚戌唐汝楫榜320人，三十五年丙辰诸大绶榜296人，三十八年己未丁士美榜303人，四十一年壬戌徐时行榜299人，四十四年乙丑范应期榜394人。

（12）隆庆朝

考异：《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和《贡举考》名录完全一致，一甲3人、二甲77人、三甲323人，合计403人。《碑录》题记亦作403人，但三甲空缺2人；《索引》同，但榜末又据地方志补缺7人，则名单共有408人。其实《索引》有5人重出：

二甲王鏻与三甲王之臣为重出。《索引》王鏻作直隶休宁民籍（第332页），王之臣同（第189页）。乾隆《江南通志》举人表载王之臣不载王鏻（第510册，第793页下），而进士表载王鏻不载王之臣（第510册，第623页下）。《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隆庆二年进士会试录》《贡举考》等不载王鏻。又《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载王之臣“兄鑛、弟铭”，则王鏻应当是王之臣的又一名。二甲许子良和三甲许亘为重出。《索引》许亘和许子良均作浙江仁和民籍,《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和《隆庆二年会试录》《贡举考》均不载许亘。这两处错误来源于《碑录》，《索引》未加考证。

补缺的7人中，除张镗、穆炜、陈文衡、黄龙（当作黄一龙）外，楼懋中、徐秋鹗和张汝济均为重出。

楼懋中即叶懋中。《索引》叶懋中籍贯作“直隶江都（浙江义乌）”，而楼懋中作“直隶江都”，甲次不详。《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三甲224名为叶懋中，直隶扬州府江都县民籍，浙江义乌县人，不载楼懋中。

徐秋鹗即徐鸣鹗。《索引》徐秋鹗作“直隶青阳”，甲次不详，而徐鸣鹗作“广西柳州（直隶青阳）”。《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徐秋鹗三甲106名，贯广西柳州卫官籍，直隶青阳县人，不载徐鸣鹗。

张汝济是三甲153名司汝霖之更名。《索引》司汝霖作“湖广荆州右卫”，而张汝济作湖广江陵人，甲次不详。《类姓登科考》卷2（第516页上）云：“张汝济，榜姓司，名汝霖，湖广江陵县人，三甲，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袁宗道《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汝济墓志铭》对其家世言之甚详：“公姓张氏，始从养父司月泉公姓，讳汝霖；后复其本姓，改讳汝济，字泽民，傅野其别号也。世为山东汶上人，自五世祖浩礼贾开河里，……吾郡司月泉公镗部运开河，与游甚欢。时月泉公年四十矣，尚无子，而公甫四岁，无母，遂请于公父，携归子之。公以是为吾郡人。”按袁宗道乃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人。可知张汝济本山东汶上县人，过继给荆州右卫籍的司镗为后，登第后复姓更名以归其宗。

综上所述，该科总数当为403人。

各书记载一致者：五年辛未（1571）张元忭榜396人。合罗万化榜，隆庆朝共取进士799人。

（13）万历朝

考异：万历十四年殿试者351人，《明神宗实录》载：“（万历十四年三月）癸丑，赐进士唐文献等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题名碑漏载6人，《碑录》予以补正：“是科……查《登科录》则275名高岩下尚有六人，……共二百八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万历丙戌科同年总录》亦载刘讷等人，其中曹代萧为三甲280名，张国纪为三甲281名，可证《碑录》所考正确。

为何题名碑会漏载6人？可能与其立碑时间相关。是科题名碑未载立碑年月，但署名工部监督主事王振奇立。按，王振奇，江西安福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可知万历十四年榜未当年立碑。又万历八年题名碑亦署名工部监督主事王振奇立，立碑时间为天启三年（1623）四月，则十四年题名碑亦可能为天启三年补立，与登科时间相去达37年之久！这应该是造成题名碑漏刻进士的一个客观原因。《续文献通考》所据当为题名碑，同误。

二十六年戊戌榜则相反，题名碑作292人不误，而《碑录》《索引》考证误增4人。此科题名碑二甲作57名，但《碑录》（第1088页）注云：“是科碑刻……查《登科录》则三十一名潘阳春下，尚有四人：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时……共六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索引》据此亦存之。但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时重见于万历二十年榜二甲24至27名，姓名籍贯几乎完全一致：黄炜，四川南充民籍；李作舟，四川合州民籍；穆深，山东历城；杨逢时，湖广荆州卫远安守御千户所军籍，湖广江陵人（二十六年榜之杨逢时作湖广江陵军籍）。《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履历便览》（下称《万二十六履历》）不载此4人，且自潘阳春以下至曹志遇，依次排名为31至57，未见有58至61名者。

可见，《碑录》是误将万历二十年榜的4人窜入万历二十六年榜，《索引》以讹传讹。故本科人数当从题名碑作292人。《续文献通考》不误。

其余科次各书所载一致：二年甲戌（1574）孙继皋榜299人，五年丁丑沈懋学榜301人，八年庚辰张懋修榜302人，十一年癸未朱国祚榜341人，十七年己丑焦竑榜347人，二十年壬辰翁正春榜304人，二十三年乙未（1595）朱之蕃榜304人，二十九年辛丑（1601）张以诚榜301人，三十二年甲辰杨守勤榜308人，三十五年丁未（1607）黄士俊榜298人，三十八年庚戌（1610）韩敬榜302人，四十一年癸丑周延儒榜344人，四十四年丙辰钱士升榜344人，四十七年己未（1619）庄际昌榜345人。合唐文献榜、赵秉忠榜，万历朝共取进士5083人。

（14）天启朝

天启朝进士各书所载一致：二年壬戌文震孟榜409人，五年乙丑（1625）余煌榜300人。合计709人。

（15）崇祯朝

考异：十六年癸未科殿试，《续文献通考》等均题作395人，然《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以下简称《履历》）只载391人，当有脱漏。

《碑录》总数题作395人，但名单中二甲78名中脱漏5人，实有73人；三甲题作314名，然数其名单则有316人，据《索引》考证，有3人重出（李安世、顾咸建、李震成）。则《碑录》实际只有389人，尚缺6人。《索引》据《履历》补缺钱尔登、王曰俞2人，又据地方志补缺3人（杨若梓、张元锡、张铃），仍缺1人。

按，该科有两王曰俞，《碑录》漏载其一，《索引》本已补出，却于正文中又误为一人：“曰俞，直隶常熟〇（山西阳城）。”即直隶常熟籍，山西阳城人。查《履历》，常熟王曰俞字中怙，湖广籍，庚戌年正月十七日生；阳城王曰俞字纺世，己未年五月二十日生。显然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索引》想当然地误为一人，大谬。《类姓登科考》卷2（第502页下）亦载：“王曰俞，南直常熟人，三甲。……王曰俞，山西阳城人，三甲，同榜同姓名。”

其余科次各书所载一致：元年戊辰（1628）刘若宰榜353人，四年辛未（1631）陈于泰榜349人，七年甲戌刘理顺榜302人，十年丁丑（1637）刘同升榜301人，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296人。合杨廷鉴榜，崇祯朝共取进士1996人。

小结：明代89科共录取进士24595人。

三 结语

在完成以上考证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审视，找到其问题的所在。吴宣德是国内第一个对明代进士数量进行细致统计的学者，并制作出《明代历届科举进士人数表》，开创之功，难以抹杀。但是，该表有几科数据存在问题，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如永乐二年作472人（实470），永乐二十二年作150人（实148），正统七年150人（实149），天顺四年150（实156），嘉靖二十年300（实298）。二是对引用资料的错误未加考证，如嘉靖二十三年作328（实317），是引用浙江古籍出版社十通本《续文献通考》的数据（四库本《续文献通考》作322人，同样是错误的）；嘉靖三十二年作401（实403）人，以及万历十四年作345（实351），均只参考《续文献通考》。三是抄录的疏忽，如万历四十七年作344（实345），不见他书记载，当是笔误。以上种种，导致总数有3人的偏差；另外，对“崇祯十五年”榜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考证，算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吴宣德最后统计得出24861人，比本书多出266人，如果除去以上情况，则其数据与本书完全一致。但他在其他文章里为什么又会出现不同的数据呢？据我们分析，是因为统计方法发生了改变。《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和《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两篇文章均涉及进士的分区统计，必须依照每个进士的籍贯分别累加，部分科次（比如洪武十八年），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其缺漏之人难以补全，所以据此统计出的进士总数和实际总数肯定会有出入。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既没有考证的过程，又未明言其数据的准确出处，我们难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