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民子女分化流动的制度背景

对农民子女社会分化、流动的研究必须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需要特别注意这一时期的重大变革、发展及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尤其是职业结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发展对农民及其子女的经济地位改善、职业分化与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及市场主义发展逻辑与城乡管理体制的延续对农民子女社会地位及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这一时期何种改革最为关键，不同的学者、学科做出的判断不一样。谢宇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内的变革“在世界历史长期进程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经济产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持续增长；第二，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第三，中国无疑已经完成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谢宇，2016）。这种判断与谢宇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关注密切相关。黄宗智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甚至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他不仅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也强调了资源约束和国家治理结构下，人民创造性带来的发展和机遇（黄宗智，2005, 2009a, 2009b, 2010a, 2010b）。其他学者或从产权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角度，或从城市化与市场化等变迁角度来概括或解释看到的剧烈变迁。要从宏观层面上判定何种变革更为关键和重要显然是困难的。这里只能武断地将本研究认为重要的变化列举出来。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下变化和发展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巨大。第一，社会分层标准由政治标准转向经济标准，改变了社会激励体系和资源分配机制；第二，教育体制及劳动就业制度的持续改革，使社会流动的渠道和人力配置规则发生相应变化；第三，农村和城市相继发生的产权制度改革与体制外经济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体系，并改变了经济生产的组织方式；第四，资本全球化与城市化使世界经济体系与分配链条在空间上被重新组合，第三世界的普通劳动者日益处于不利位置；第五，生育水平的群体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为社会流动机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人口基础。这几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在持续的中央权威指导下进行的，且背后有着相对一致的发展主义逻辑。

在上述变革和发展基础上，我国职业结构日趋高级化，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的机会大大增加，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和不均衡性，统一的公民社会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都尚未形成，城乡分割、体制分割仍然存在，不同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公民与劳动者享受着不同层次的社会保护与福利，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受到限制。本章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大致梳理，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结构中农民子女的分化与地位获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