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年来的重大变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及社会流动影响较大的变革和发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社会分层标准的变化（由政治分层转向经济分层），现代社会流动渠道的建立和完善（教育系统的恢复和发展），新的流动机会的出现（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城市化高速发展），城乡生育水平的不同步变化等。

一 政治分层体系的衰落与二元体系的延续

改革开放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身份分层体系，建起了以职业、职位为核心的经济分层体系。在社会主义改造及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从革命战争年代演变而来的“阶级划分制度”：在农村，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是否参与剥削以及剥削的程度划分出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在城市，则依据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和职业特征，划分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城市贫民、摊贩等阶级成分。由此形成了中国城乡社会的政治与阶级结构（郑杭生、李路路，2004: 7）。这种阶级身份（家庭出身）在此后一波又一波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四清”“文化大革命”）中被复查和再确认，影响到个人的升学、就业、婚姻、医疗、住房、养老、迁移等各种资源和机会的获取。被划分到不同阶层的人改变身份的可能性很小，少数流动通道（如升学、当兵提干、招工）不仅常被政治运动打断，而且竞争激烈。因此，从政治身份和阶级上讲，改革前的中国仍是一个等级严格、社会流动水平相对较低、相对僵化的社会。当然，由于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及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是相对较小的。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思想，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新时期，发展和经济成就成为衡量各种制度和行为的主要标准，中国社会的分层从“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转变，并在“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等政治思想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被合理化（李强，2010: 69）。在政治上，通过平反和“摘帽”等措施，弱化并逐步取消政治身份在资源分配上的作用，结束了“依据政治标准判别人们阶级归属的泛政治化时代”（陆学艺，2004: 74～75）。政府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在宣传上树立典型，在政治上吸收经济、知识精英参政议政，甚至接纳新兴社会阶层成员为中共党员和干部等方式为新的经济分层标准提供合法性支持。“职业”成为奠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基础之一，个体主要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来获得各种报酬和待遇。

当然，上述转变是在政府主导下渐进展开的，保持了意识形态与管理体制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坚持了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因此社会分层标准同样存在相当的延续性。首先，由于党和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量、核心的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因此政治身份或政治表现仍是获得某些机会，特别是党政职务的条件，基于党员身份的机会分配仍然存在。其次，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各单位和行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仍受其与党和政府的亲疏关系的影响，不同性质的单位和行业中的相同职业的待遇和福利存在巨大差别，垄断行业及大型央企占据更高的市场地位。单位性质在改革前后都是标示个体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李春玲，2005: 102～106；边燕杰、张展新，2002）。最后，以户籍制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乡二元管理体系仍然延续，不同户籍身份的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保护和集体性消费资源（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存在量和质的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单位从事相同的工作，不同户籍身份和聘任形式的工作者依据自身“身份”和资历从单位及社会管理体系中获得的福利和待遇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个体在制度分配中所处的位置——体制内或体制外、体制内的核心或者体制内的边缘，影响了他拥有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李春玲，2005: 106）

二 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资源的配置

社会分层标准的转换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人才选拔标准及人才培养的方式在改革前后发生了变化。“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系统主要承担思想改造与培育“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政治教化功能。“文化大革命”之后，现代教育体系逐渐恢复和完善，虽然意识形态教育仍是其重要功能，但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为教育的主要功能。和其他地区一样，教育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其在阶层流动与阶层再生产中的功能逐渐恢复起来（郭丛斌，2008）。教育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其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中介作用（Blau & Duncan, 1967）以及相对于先赋地位的后至性所代表的公平性，也体现在各种流派的社会地位测量方法中（Treiman, 1976, 1986；赖特，2006；布迪厄，2015；格伦斯基，2005）。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变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恢复与变革影响着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制度恢复使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凡符合条件者，不管家庭出身如何，都具有了报考大学成为“干部”，进入“体制内”的机会。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考试分数是高考录取的唯一决定因素，一旦录取，国家会提供相应的助学金（陆学艺，2004: 79）。这从两个环节上削弱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第一，当时家庭投资于教育的渠道比较单一，教育市场化水平低，家庭条件难以成为影响考试成绩的重要因素；第二，有了国家助学金作为基础，家庭经济条件对被录取学生大学生活与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后高考和大学招生制度经历了不少调整和改革，不同阶层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有所变化（梁晨等，2013）。

其次，义务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使绝大多数新生劳动力具备了实现职业非农化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口的流动与城市化，支持了我国低端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如果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底层群众有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渠道的话，义务教育的普及则使更多农民子女获得了进入非农生产领域的基本素质。仅仅与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就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的人数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年轻的农民子女受教育水平快速提高。通过教育，他们不仅具有了跨地域迁移所具备的语言能力，更习得了现代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纪律与顺从精神。这种纪律和顺从在英国工业化时期是通过诸如教会教育、济贫法、习艺所、警察等社会规训机制实现的。

最后，教育市场化和教育资源供给结构对社会流动产生了较大影响。教育所具备的思想改造或社会化功能被淡化之后，日益被当作“商品生产”系统看待，教育系统改革也日益被提上日程。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思路引领了教育变革，从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开始，扩展到公立高校。教育资源和升学机会的分配公平性问题备受关注（雅科夫，2003）。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教育机构的增加，家庭投资于教育的渠道和形式也更加多样，将先赋资源转变为个人能力与文化资本、教育机会、学业表现以及最终的社会地位的机会的分配开始分化。教育系统的阶级再生产功能日益明显（李春玲，2010；刘精明，2000;2006a）。这种分化因为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的长期特征而进一步加剧。我国公共教育投资长期不足，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高培勇，1997；袁连生，2009），而且教育资源分配长期存在城乡不均、地区不均的情况（陆学艺，2004: 91；王磊，2002；吴春霞，2007）。这种资源配置格局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的发展与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居民以及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的教育发展处于不利地位。

三 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加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也是个人获得社会尊重和地位的重要依据。劳动就业机会及其配置规则的变化对个体影响很大，近四十年来相关变迁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首先，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对自身劳动力的处置权，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农业生产的组织模式与收成分配方式。新制度下，农民从集体生产参与者转变为自主家庭经营者。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取消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农民逐渐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自己的产品和劳动力，从而基本掌握了土地以及自身劳动力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这些都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与商品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农村副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就地非农化的就业机会。1990年代中期以前，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贡献者（蔡昉，2007b）。1979～1987年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年均人数从3150万增至8130万，年均增长11.5%，到1988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达到了22.3%。此后，虽然受国家宏观调控、分税制改革以及“政企分离”产权改革的影响，部分乡镇企业转为私营企业，但仍是农民实现职业非农化的主要依托。

加入WTO之后，我国外向型制造业发展更为迅猛，外资利用额及工业制成品出口额飞速提高，为农村劳动力异地非农化，以及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提供了经济基础。

再次，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为农民子女异地非农化提供了机会。我国劳动力规模大，开拓城市就业机会一直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城市就业压力曾成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崔禄春，1999；何云峰，2007）。改革发端之时，“回城知青”不仅用光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少有的就业机会，同时催生出大量体制外经济（王爱云，2009；张学兵，2008）。而此后的企业改革中，尽管经营管理体制及产权结构不断变化，企业自主性大大增强，但国有集体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增长有限。9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国有企业职工被迫下岗，1998～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约40%（转引自刘精明，2006b）; 1998～2008年国有企业在岗职工数减少4640万（《中国统计年鉴2004》：表5-10；《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4-8）。不过，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变化，新生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在人员雇用上更自主，为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机会。即使产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的企业，也因为削减成本开始招收福利待遇较差的临时工（有相当部分是农民工）。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体制外经济（包括外资经济）的发展才是提供非农就业岗位的主力。根据统计资料，城镇个体就业人数由1989年的648万增长到2009年的4244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由1990年的57万增加到2009年的5544万。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城镇非国有非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从1989年的777万增加到2009年的1.5亿。

最后，劳动合同制的建立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等的废除对农民子女的社会流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的统分统配制度逐步取消，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渠道与最终的职业位置间的联系变得间接和灵活。高校毕业生获得了就业选择的机会，与此同时，家庭背景对就业过程的影响也更为多样，对就业结果的影响更为直接。另一方面，经过劳动合同制改革，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大大降低（蔡昉，2007b）。大量农村劳动力获得了进入城市工作的机会，1997～2004年，外出劳动力每年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4.9%（蔡昉，2007b）。而且国家和政府逐渐改变了流动人口是“盲流”的错误认识。流动人口为输出地带来了大量的劳务收入、新的技术、观念，甚至进行创业尝试，成为输出地政府努力开发的重要资源。对于流入地来说，他们为当地的企业及居民生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工厂进行低价竞争、订单承接、规模扩张提供了基础。

当然，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也不能忽视公共投资的作用。30多年来，国家投资建设了大量公共项目，如电站、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这些工程及其带动的产业创造的非农就业岗位不计其数。除公共工程外，地方政府对城市及城市土地的经营（如市政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同样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仅这些工程和项目提供的建筑工岗位就十分庞大，并且主要由农民工承担。但应该看到，上述非农就业机会绝大多数都是通过体制外单位提供的。即使是公共财政投资的公共工程，政府与公共财政也很少为这些工作机会提供有效的保障与社会福利。用潘毅等劳工研究者的话说，国家在农民工的集体性消费领域是缺位的（任焰、潘毅，2008）。在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中，政府的亲资本行为十分明显，基于这些制度的劳工保护与权益维护做得相当不到位（潘毅等，2010；沈原等，2009）。

四 生育水平的城乡差异与人口城镇化

国内外有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及分层和流动的研究基本上忽略了不同阶层生育水平差异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中国城乡及地区生育水平差异是理解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以及人口迁移与社会流动的重要背景。不同阶层生育水平的差异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布劳-邓肯关于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中有充分分析（Blau &Duncan, 1967: 361-392）。阶层间生育水平的差异使得各阶层的人口再生产速度出现分化，高收入阶层生育率相对较低，在职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下，会给社会中下阶层的子女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岗位空缺。人口学家常常在人口逆淘汰的论题下讨论相关问题（杜君健，2014；辜胜阻等，2002；李建新，2010；尹银等，2013；翟振武，2007；翟振武等，2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城市以及体制内职工的生育水平首先得到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继续波动下降到1990年的2.3, 1992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达到1.57。此后的历次调查都不断重复显示出很低的生育率水平（郭志刚，2010b）。在这种人口转变过程中，城市以及体制内家庭的生育水平最先下降，而且下降幅度更大。基于1997年和2001年全国生育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地区的PTFR（时期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61逐渐下降到2001年的1.64，而与此同时，城镇地区的PTFR则从1.60下降到1.05（巫锡炜，2010）。在此种生育格局下，城市土著居民（甚至户籍居民）的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与农民子女构成就业竞争关系的城市居民后代规模有限，农民子女成为支撑人口城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柱（郭志刚、李丁，2010），这有利于农民子女的非农化与市民化。

不过，非农化与市民化的机会并非对所有的农民及其子女平等开放。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迁移具有鲜明的教育-年龄模式。城市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调控城市人口，常常会挑选那些资源更丰富、素质更高的人，设定诸如年龄、学历之类的限制。年轻人口更容易迁移并且首先迁移，这不仅与年轻人口的劳动能力有关，更与年轻人口尚未生育小孩，所承担的人口再生产任务相对较轻有关。而国家在其集体性消费领域的缺位实际上压制了他们的生育水平（郭志刚，2010a），这从长远来看也会影响不同队列的职业代际流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