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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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现代化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经历了三次重大历史转折。每一次重大转折,都基于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经历实践探索、思想碰撞、深刻反思、逐步定型的过程,从而确定新的战略任务,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中国正处于第三次历史转折时期

第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这一时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1949年9月30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宣言。,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阶段。第二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这一时期,通过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让人民“活跃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1987年5月12日的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战略,初步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

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三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战略方针,遵循社会规律,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让社会更加“和谐起来”郑必坚:《牢牢把握党的十八大主题》,《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3日。,开启以社会建设推动全面现代化的新阶段。应当看到,从全党、全国的理论认识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来看,这一过程目前还没有完成。

关于对当前现代化建设所处阶段的总体判断,中共中央有过很多表述。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历史起点上”;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认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2年,十八大报告又使用了“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条件下”等提法。学界也提出很多说法,如“中国改革正面临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转折阶段”汪玉凯:《中国改革面临战略转折》,《同舟共进》2007年第7期。。今天的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钱理群:《“农村发展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动》,《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提出,“中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基于当前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一般内容大体有六方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从乡村为主到城市为主、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到民主开放社会、从同质性强到异质性强的社会转变。参见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应该还要加上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现代化社会结构。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和现代化实现程度做出的判断,表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发展战略转变的特征。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百年进程已经走过六十余年。如果说第一个三十年进程是国家(政治)建设的艰辛探索,第二个三十年进程是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那么,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则是第三个三十年中国发展的主题沈原从转型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沈原:《又一个三十年——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建设》,《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实践要求昭示:社会建设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中国现代化过程展现的阶段发展特征和战略转折特征,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世情、国情、社情交织形成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新中国现代化第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即需要巩固新生政权;第二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需要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三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则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这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这一主要矛盾,具体地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协调。

第一,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社会问题相对突出。在社会领域,出现了邓小平晚年曾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64页。,有些问题甚至非常突出。如违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冲突导致的群体事件占绝大多数,社会影响突出,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立案数是改革前的十倍多本报告数据除有说明的外,一般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应政府部门网站,后文不再赘述。。对于这些问题,十六大以来党的各次会议都做了实事求是的概括。

第二,经济总量扩张迅速,发展成果共享不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没有随经济发展同步得到相应满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79倍。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速: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是1978年的5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是44倍;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中,全国民生、社会事业投入不到30%,其中教育经费投入长期低于4%,研发(R&D)投入至今不到2%,医疗卫生费用居民个人分摊比例高(2009年占37.5%,高出政府投入10个百分点、社会投入2.4个百分点),居民养老覆盖率仅28%数据源于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107/20/t20110720_22551793.shtml。。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1年的49.2%,影响了最终消费,导致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

第三,经济活力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仍受抑制。市场经济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各种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激发经济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要素的劳动人口按照市场规律加速向城市流动和聚集,但是,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在社会管理、社区建设上受到流动和居住限制。作为一种后果,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的同时经济活力也受到了抑制。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如候鸟般流动,加上其他人口流动等,每年有半个中国在流动。但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比较传统、落后;户籍管理仍沿袭封闭社会旧制;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安身立命之处,与城市职工“同岗不同工”“同工不同酬”,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导致刑事犯罪突出、社会治安较差:近几年的刑事案件中,70%以上的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案发生在城市和城乡接合部,7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是流动人员,其中70%以上是农民工,而受害人70%以上也是农民工。同时,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居住,但行政区划和建制基本没变:一个城市街道办事处只有几十个公职人员,却要管理十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个社区有几千人,甚至多达数万人,但社区公共服务和管理人员的编制却很少,很难实施有效管理。这也是社会管理混乱、刑事犯罪增多、治安状况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经济组织化水平较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偏低。企业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企业的数量、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参与度,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民营企业数量激增。截至2012年9月,民营经济总量占比超过全国的60%,民营企业数量超出1000万户数据来源:2012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报告》, 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203/c34948-20414890.html。。同样,社会组织的数量、社会事务参与度也反映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发展、社会活力水平。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发展缓慢,登记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社会企业)2012年仅为45.75万个。与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50个以上社会组织、发展中国家每万人10个以上社会组织相比较,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仅为每万人3.5个,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当。并且,社会组织本身也存在服务能力不够、治理结构不合理、运行不规范等问题。

第五,经济结构日益现代化,社会结构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经济结构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产值结构1985年从“二一三”转向“二三一”(2011年农业总产值已经低于10%),二、三产业产值已占主体;1997年的就业结构为,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50.1%,已是就业主体;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其标准是:人均GDP在1006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1007~3975美元是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976~12275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2276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发达国家的初级阶段水平,如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仅为25%(1951年美国中产阶层达到45%〔美〕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第84页。); 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1∶1,结构性差距缩小困难;城市人口虽首次超出农村人口,达到50.1%,但40%多的农村人口生产不到10%的国民生产总值,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倒挂”。而且,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和农民工体制问题交织,造成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相当突出。本课题组曾经研究得出目前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约15年”的结论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3页。,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的状况。

第六,市场经济规则日渐成熟,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建立。市场经济讲求平等、自由竞争,也追求民主开放和法制经济。但由于传统礼俗社会的名分、等级规范不断嬗变或解构,现代法理社会规范始终难以成型,市场经济领域盛行潜规则、不义取财、道德滑坡等现象,以至于法治松弛、腐败严重、人性沦丧等,不少地方群众对政府和官员的诚信评价满意度较低,“仇官”“骂官”现象已在坊间流传。

第七,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尚未破题。经过30多年的产权、国有企业、股份制、金融和财税制度、外汇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但是,原有的社会体制很多还未触动,至少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宏观层面看,存在“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的格局,很多领域仍然沿袭政府“单打一”,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过多承担社会事务,压力大、任务重、成本高,管得多,也管不好,该管的没管好,还人为制造了许多新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一方独大,钳制了“社会”(公民社会)自身的发育壮大。从中观层面看,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事业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依然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

关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中共中央早在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就提出来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基于发展过程中的“五个不协调”,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要求,其中就包括“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八大继续重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认为,这不单纯是经济发展领域的问题,更应当将其理解为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不平衡,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社会阶层资源机会配置、社会利益关系的不平衡;不协调,是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可持续,是不触及社会体制的经济改革,不顾及社会发展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当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使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要紧抓的大事情。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总之,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好,除了我们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外,主要还是因为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的障碍,严重影响着我国现代化大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