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资本研究的中国意义

从理论上阐述社会资本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下还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提供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并形成对政治生活主要方面的理论解释，既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必要补充，也是开展中国政治学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基础。

其次，对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的估价离不开特定国度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议题。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分析社会资本与政治体系的关系，从理论上阐明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对于本土化的中国政治研究也不无积极意义。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热衷于讨论公民社会建设，中国政府也致力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社会资本研究向我们揭示，人类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仅仅凭借个人力量无法得到解决，通过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民主程序也不容易得到改善。相反，社群和社区的自我调节，再配合国家和政府权威的调控倒可以产生良好效果。无疑，社会资本分析有助于确立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的长远战略。而且，假如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政治生活，中国的某些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第一，社会资本分析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所谓“超稳定结构”的性质和形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引起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的事实是：（1）统一的国家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这是世界历史上极为少见的；（2）在这二千多年中，国家制度保持很强的连续性。那么，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种高度的凝聚力？是什么机制造就和维持着这样强大的生命力？难道仅仅是强大的“政治专制”统治和超强的政治控制吗？最新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专制的控制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其政权的直接和最后的单元只到县一级。那么，如此凌驾于社会之上并超然于社会之外的国家机构对于广大的乡村社会是如何实现统治的？维持中国社会高度统一的机制除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要素之外，恐怕还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的要素。引入社会资本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社会资本分析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高度集权模式的形成。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人们希望对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的形成做出解释，进而期望对旨在改造这一模式的改革策略形成看法。许多研究都把这一体制的产生归结为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国际上的一些学者也往往从自己的感情立场出发，把它归之于共产体制的特有本质。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使这个问题具有了更加深远的历史延展性。这些研究认为，晚清开始，西方文化的渗入和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各种政治力量的互动结果摧毁了正在萌芽状态的新生的社会因素（市民社会），推动中国走上了“西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之后奋起直追的赶超心理驱使下，对传统的反复声讨，最终促成了一次次的“打碎旧世界”的革命运动和出台大大小小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改造方案和工程。现代化确实是一个革命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它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复杂的。现代化刺激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而产生的实际行为的结果，就是动摇和颠覆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国社会结构。今天，反思这个过程，引入社会资本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合理认识和客观评价中国传统社会以及现代化进程，也有助于解释全能主义和高度集权的国家建构和治理模式的产生，还有助于提出集权模式的改造方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使原有的社会资本流失或遭到破坏，从而使新生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不能在原有的权力界限内找到合理和恰当的社会根基，这就为国家权威体系直达社会最底层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state and civil society）关系的研究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和对立，坚持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国家的强控制往往与社会自治的相对不足相匹配。应当承认，这种结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但如果由此得出国家的退却（retreat）是社会发育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社会资本研究坚持认为，社会自治的程度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数量”，而社会自治的相关要素，又会成为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资本，影响国家权威的方式和效率；在社会资本的形成和投资方面，个人、企业、社会自组织和政府都能够而且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社会的健康发育并不是国家退却的自然结果，相反，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改善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事业，它的良性增长取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投资。肯定国家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样的分析显然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第三，社会资本分析有助于将中国政治的“关系”（relationship）研究纳入政治学主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一直被看做是一个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社会。中国社会中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关系”？一般认为，“人治”被视为传统中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而维持“人治”模式的最主要机制就是人际关系，这被认为是一种“潜规则”。今天，人际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至于总有人把它作为分析中国现实的方法和角度。应当承认，“关系”概念如同“单位”概念，被用来解释中国政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与国外多数研究重视社会关系积极功能的趋向正好相反，国内往往把运用关系和社会网络当做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代名词，新闻媒体也多从消极方面报道社会关系的作用。能否和如何将“关系”概念纳入正面的学术研究话语体系之中，换句话说，能否和如何将这种不被广泛认可的“关系”研究纳入到政治学研究领域，这是中国政治学应该考虑的问题。社会资本分析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论上的支持。通过政治的社会资本分析，可以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关系”找到一个合理的理论定位和解释。根据社会资本理论，我们可以把“关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存在方式，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非正式”的社会资本。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也许这种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它对政治生活可能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讲，它增强了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之内降低了个人或组织的社会交易成本；从消极的角度讲，它强化了团体的排外性，使制度主义者所坚守的原则和规则受到削弱，使正式的组织制度和规范难以得到严格实施，从而增加了社会总体的交易成本。

第四，社会资本分析有助于解释和评价近年来中国社会普遍推行的村民自治运动和自治组织的发展。有观点认为，实行村民自治是政府改变统治方式的权宜之计，是当政者释放民主压力的应对举措。这种认识和判断产生了相当影响，使许多学者不愿意积极关注这方面的各种尝试和努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显然会因为过于短视和表面化而缺乏深度。实际上，社会资本分析为村民自治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根据社会资本的理论，不论政府主观意图如何，村民自治运动和自治组织的发展，其客观后果都会促进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或许它可能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传统的村民治理结构和模式。

第五，社会资本分析有助于形成解释中国政治的更为完整的模式。以往，人们一般引用西方政治学关于国家与个人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习惯于从国家制度和公民意识和行为两个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出发分析政治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让我们更加关注“中观”层面的问题，即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群或社区组织在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把人们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关注点从两个极端性的层面引向一个中间地带，而从可行性的角度看，这也正是一个易于把握和操作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特色的家庭（家族）、单位、邻里关系、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同乡会、校友会等组织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更加明晰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