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紫口述

陈紫（1919—1999），原名陈先逸，字子述，广东惠阳人。1935年在北平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38年赴冀中游击区，同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1940年毕业后任“鲁艺”音乐工作团团员、音乐研究室研究生。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东北鲁艺音乐系教员、鲁艺文工团三团团委、四团演出科长、东北鲁艺歌剧团团委兼音乐系作曲教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队队长、中国歌剧院副院长、中国音协理事、创作委员会常委等。

主要作曲作品：《抗大大合唱》，舞剧《和平鸽》，电影音乐《上海姑娘》，歌剧《白毛女》（合作改写本）《刘胡兰》《春雷》等。

“九·一八”时，正值民族危亡，我是热心救国的青年，当时在北京，我参加救亡运动，非常活跃。尽管我参加这些严肃的政治活动，但我毕竟还是个充满活力、有血有肉的青年人。所以，我读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同时也没有忘记玩耍，也去溜冰，看美国电影，也跟女孩子交朋友。我喜欢唱歌，开始喜欢唱美国新片流行歌，跟瞎子老师学唱意大利歌，喜欢歌剧。大概知识分子就是这样，革命和享受同时并行。

到延安以后，我觉得透了一口气。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时间很短，不到一个月就算毕业了。因为在到延安之前，还在泾阳的抗大和晋察冀的抗大学习过，所以，实际上在延安抗大等于是补课。在延安抗大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步兵操典、游击战、统一战线政策等等。

我们在抗大只留下五十几人，我们班长是沙克。五十几个人中基本上都是干部，只掺杂我们几个学生。每天由罗瑞卿训话，具体讲了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毛主席也到抗大讲过话，他说：“现在抗大成立了，抗日战争好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培养出干部，有干部就有队伍，有了队伍就好打了。”在抗大期间还参加了修建飞机场的工作，那是1939年年初的事情。

在师范大学时，我到图书馆去借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可是看不懂。那时候到延安去，谈不上真正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虽然看了《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很懂。那时对革命多少带有一种幻想，或者带有狂热的性质。只有在延安抗大上课后，真正看了马克思、斯大林的东西，学了《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自己还看了恩格斯的《家族的起源》等，上了一些大课，加上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后，才有一些共产主义的观念。

抗大的生活非常俭朴，每月发一块钱的生活补助费。礼拜天放假，抗大学生到机关合作社花三毛钱买一碗红烧肉。一个大个子一块钱可以吃三碗红烧肉，再来一盒金谷牌香烟。到了“鲁艺”以后，生活补助费增到每月一块五。

在抗大没多久就毕业了，准备毕业时，我不愿意干打仗的事。教官觉得我是知识分子，想推荐我到参谋训练班。可这会儿我已经知道有鲁迅艺术文学院。一个礼拜天，我到延安城里，在街上碰到“鲁艺”一个学生。我记得他的名字叫游克，显然这不是他的原名。一般人到延安都改名了，我一到了游击区就改名了。最早家里给我起名叫陈先逸，我哥哥叫陈先瑞，我姐姐叫陈先达。而且父亲给儿子们还起了字，我哥哥字子玄，我的字叫子述，后来把“述”改做树木的“树”，这名字我上学时也用过。我到了延安解放区以后干脆“树”字不要了就叫陈紫了，把原来字里儿子的“子”改成紫色的“紫”了。“子树”改成“陈紫”。当时还开玩笑说，正好统一战线了，国民党是蓝的，共产党是红的。在蓝红两色之间，就是我这个紫色了。可以想象出我那时候还相当幼稚，这就是陈紫这个名字的来源。

那时候我们军装衣袖上都挂着牌子。游克的牌子上写着“鲁迅艺术学院”，蓝字白底，还有“八路”两字。当时八路还分两种，一种字大的八路是老八路，一种字小的是新八路。碰见游克，我一看他衣袖上鲁迅艺术学院的牌子，就问他：“你是鲁艺的？”他说：“我是才考进去。”我问：“还招吗？”他说：“还招呢。”我问：“什么系？”他说：“音乐系。”我问：“都考什么？”他说：“考点乐理，让你默写《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子，然后唱两个歌或者发发声。”我问：“文学系呢？”他说：“文学系要考的，最好要有作品能拿出来才行。”我就又问：“上了鲁艺是不是还有转系的？”他说：“有。”我想，不考文学系，考音乐系。因为我在北京时候，跟声乐老师专门学过一些基本的乐理，五线谱啊，我都会，唱过《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回去以后，我把《义勇军进行曲》从头到尾默写了一遍就要去考。但是要报名呀，我找了抗大的教育处。教育处的人问我：“你们班也就毕业了，你希望继续深造啊？”抗大毕业大多数人是分配到前线去当团、营、连级干部，最少也是排级干部。排长、连长、指导员那时已经是比较有文化了。他希望推荐我到参谋训练班去。我说：“我想考鲁艺。”他说：“考什么鲁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需要的是打仗的干部。你这样最好到参谋学校去，学些战略、战术思想，这样你可以继续深造，到鲁艺去干吗？唱歌跳舞有什么好！”他又说：“你要去参谋学校，给开介绍信，你去考。到鲁艺我不给开，跟我们不是一个系统。”我想：“啊，倒霉了。”

后来我想起我离开冀中时，我在冀中八路军青年团当干事，领导叫孙国梁，他也是北京学生地下党员（他解放以后当过北京市教育厅厅长），我们是好朋友。他在冀中时要介绍我入党，我说考虑考虑。1938年大量发展党员，他给我填张表就是党员了，我就没填，耽误了我一生。那时候觉得不入党也可以像鲁迅一样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在北京就很佩服鲁迅，不是到了延安以后毛主席推崇鲁迅我才喜欢鲁迅的。那时候填一张表马上就是党员了，连候补期都没有，要带着那个到延安去，后来整风也许不会产生那么多问题。本身在冀中北京学生就属于受嫌疑的，孙国梁让我入党，就是经过审查以后，认为没有嫌疑才让我入党的。我到延安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他有一个姑父在边区政府当秘书长，叫鲁佛民。[1]我一想有了，就跑到边区政府找鲁佛民。他一看是孙国梁介绍来的，就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啊？”我说：“我想考鲁艺，没有人介绍。”他说：“好吧，我介绍你。”他开了一个介绍信。

我到“鲁艺”去考，“鲁艺”一看就接纳了。考试还和上礼拜考的一样，还是默写《义勇军进行曲》。那时候杜矢甲、唐荣枚一听，就知道我的声音是受过训练的，又让我默写一首歌。在他招收的学生里面，我还是成绩好的，所以一下就考上了。然后我就又去找抗大，因为我的正式关系在抗大。校办公室同志还是劝我：“你还是算了，鲁艺也不一定能吸收。”我说：“我已经考上了。”他说：“你考上了？！”后来他也没办法，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这么着我从抗大转到了“鲁艺”。进了“鲁艺”音乐系我心里想，我先学音乐，等学完这一期我就再转到文学系。冯牧在抗大时和我一班，1939年我转到“鲁艺”音乐系后他还继续留在抗大，到1940年他也考上“鲁艺”文学系。我1939年元旦到的抗大，20多号我就到了“鲁艺”，在抗大大概也就三个礼拜，很短。可是要连上我在晋察冀的抗大和泾阳分校的学习，合起来也有好几个月了。

我们音乐系分四个班，一个班差不多十个人，共三四十人。在西山坡，四个窑洞，一个窑洞一个班。我记得二班班长是卢肃，我们班班长是汪鹏，曾经让白韦当过班长。我们四班有七名男学员，分别是：汪鹏，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跟俄罗斯人泡诺夫学小提琴，他跟曹禺是同学。汪鹏的年纪最大，比我们大五六岁以上，和我哥哥年纪差不多。谌亚选，他是学化学的，后来他到了自然科学院，他的俄文不错，年纪也比我们大几岁，后来到了音协。时乐濛，大概比我大两三岁。白韦，解放以后当了哈尔滨文化局局长。庄映，在总政写过歌剧《柯山红日》，后来作曲。罗浪，还有我。女学员有莎莱，写《纺棉花》的，是女高音，她是李群的姐姐。李群后来是李焕之的夫人。还有个女学员叫彦萍，这个人后来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们班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当时刘炽还没来，到了专修班他才来的。

人就是这样，我本来很想学文学，但一开始上课，特别是听了冼星海给我们讲课，以及感受到他对我们学生的爱护后，我开始转变了。他给我们讲自己是在怎样贫苦的家境下学音乐的。他坐船到法国去留学没有买船票，偷偷上了轮船，跑到轮机舱给人家铲煤。在我们这一期，冼星海教作曲、指挥；向隅教和声；李焕之教普通乐理；唐荣枚教试唱练耳；杜矢甲教声乐。那时没有乐器，1940年以后，张振黻来了以后才专门有人学小提琴。他原来是上海老音专的，后来在上海工部局乐队拉大提琴。唐荣枚原来是在音专学声乐的，她声音很好。杜矢甲是唱男低音的，也是上海音专学声乐的。

除了莎莱，音乐系第三期还有黄准、杜翠远、李群等几位女学员。戏剧系还有两个女学员，一个叫柳岸，一个叫林白，她们当时也就是十五六岁。在这些女学员中黄准最小，顶多十五岁。后来这几个女孩子学完三期后，又进了四期。在延安“鲁艺”最突出的就是三期、四期两期学生。当时我觉得“鲁艺”还是有些人才的。

当时，吕骥是教务处的，属于院领导一层。他管的教务处里有天兰、郗天风，还有两人忘了名字，一共是四个人。四人都是近视眼，住在一个窑洞里，他们就在窑洞上写着：“四近视。”院长是沙可夫，他是留苏的，后来他跟戏剧系的岳瑟[2]结婚了。结婚那天全院会餐，实际上就是加了一个炖猪肉，平常是没有肉吃的。还有人调皮捣蛋地在广告牌上贴上用红纸写得挺大的字：“沙可夫，可夫也；醉妻之，岳瑟。”

当时安排我们住的窑洞不成样子，我们就重新用木头撑起来，重新刷过，墙壁打上窟窿，每人一个，可以放自己的东西。经过我们的修整，整个窑洞焕然一新。后来我们这些同学，一说起四班来就有一种自豪感。事实证明，四班的学员都是好样的，时乐濛、汪鹏、谌亚选、叶枫、罗浪还有我，我们六人非常团结，都是好朋友。我们吃饭用的家伙是每人一个饭缸子，一个勺子。每天早晨起来喝比较稠的小米粥，有时也是僧多粥少，去晚了常常喝不上粥。所以每人都拿一个比较大的盆，所谓碗实际上是一个瓦盆，而且后来我们吃得门槛越来越精——最先盛的不要盛一整碗，盛大半碗，赶快吃，把大半碗吃完，盛第二碗时再盛满了。

当时师生都住在西山坡，正西面一排窑洞里住着崔嵬、吕骥、丁里、王式廓、王曼硕等教员。李鹰航、李焕之他们留校当研究生后也教课。转过去就是音乐系的四个窑洞。在教员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就是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当时她住在向隅隔壁。那时候在我眼里，张曼筠就是老太太，其实她不过四十岁，因为身体不好，很弱，走路很慢。有时我到她那儿去聊聊天、谈谈话。她是民主人士，李公朴是民盟的，她在延安，李公朴在重庆。她跟我关系很好，我比她晚一辈，比她小十几岁。她的生活条件好一点，肉也可以买，有时她请我吃饭，就是红烧肉炖茄子，我觉得特别好吃。她人特别好，我觉得她那种文弱、善良，特别像我母亲，所以我喜欢到她那儿去。她也很喜欢我。在“鲁艺”时，张曼筠、安娥这两个老大姐和我关系都非常好。后来“鲁艺”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她没有搬到桥儿沟去，就没见着她了，但她的样子到现在我还记得，江浙口音。

西山坡下都是坟地，好像还有个石碑坊，延安好多这种东西。有人说杨家岭是杨六郎他们家的。我们的窑洞就沿着山坡底下。有时白天太阳好时，我们就躺在坟头上。两个坟头，头枕着一个坟头，脚放在另一个坟头上，晒太阳，看书，特别暖和。坟底下是空的，雨下多了底下就虚了，有时晚上回去一踩陷下去了，就说鬼拉腿了，吓得脸都发白了。

在我们第三期上课期间，张光年带队去榆林，路过延安碰到冼星海。他俩原本就认识，于是就让冼星海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由第三演剧队首演。我记得唱《黄河怨》的叫蒋旨暇，唱《黄河颂》的叫陈地，后来他没跟三队走就留在延安了。演完以后，冼星海好像不太满意，一个是人太少，一个是唱得不太好，他说：“蒋旨暇那么胖，圆圆的红红的脸，唱我要死了，人家怎么能信呢？”后来他跟我们说：“你们音乐系重新给我唱，要上百人的！”他说：“我还要写大合唱。”这样他创作了《生产大合唱》，塞克的词。基本上都是新写的，如后来流行的“二月里来好春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首；只有一首《拉犁歌》是以前写的。

延安那时一到开晚会还兴啦啦队，你唱一个歌，我唱一个歌。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看晚会也得拉他们唱歌。朱总司令就会唱一个歌：“我送哥哥当红军，当了红军打日本。哎哟哎哟，我的哥啊，我送哥哥当红军。”唱完了大家伙还拉他：“唱得好不好啊？”“好啊！”“再来一个要不要啊？”“要啊！”朱总司令说：“让主席唱吧。”主席上台说：“我不会唱歌，我给讲个故事吧。”主席讲了一个很短的故事，什么内容我也忘了，然后再去唱歌。

我们“鲁艺”组织了合唱队，每个礼拜都要去党校礼堂唱歌。在这以前就那么几首歌，唱到后来没人听。星海说：“这样不行，你们得重新组织一个合唱队。”当时我们先组织了一个十六人的小合唱队，都是挑的音乐系里声音比较好的学员，有我、时乐濛、庄映、白韦、莎莱、彦萍、汪鹏，还有叶枫，他年纪比我们都大一点。我当男高音声部长，沙莱是女高音声部长，彦萍是女低音声部长，叶枫是男低音声部长。

我们头一个唱的是黄自的“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后来又唱了李惟宁的《玉门出塞》，很抒情的。后来不让唱了，说《玉门出塞》歌词有问题。再后来我们唱难度大点的黄自的《旗正飘飘》。这时候我们演出的节目已经不是老歌了。冼星海听了说：“好，你们把这合唱队扩大。”我们就依照他的意思把合唱队扩大了，并演出了向隅的《打到东北去》、冼星海的《太行山上》，还有我们后来搞的《拉犁歌》《生产大合唱》等。演出以合唱队为骨干，把整个音乐系都带起来了。

后来由吕骥带了音乐系一批人到前方去，留下一批人到了专修班，同时又招了一批普通班的人。这时候，合唱队扩大到一百多人。我们在党校礼堂又重新演出《黄河大合唱》。这回与以往完全不同了，声势很大。欢迎美军观察组赫尔利少将来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一喊出来，把赫尔利吓了一大跳。《黄河大合唱》真是棒！后来冼星海又写了《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但都没有像《黄河大合唱》这么成功。《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冼星海写得最好。取得这样的成功，音乐固然很重要，词也很重要。《黄河大合唱》是光未然词，《生产大合唱》是塞克词。《黄河大合唱》本来还有一段朗诵，一共是八段朗诵，不是现在的七段。我记得头一次演出时，是光未然自己朗诵的，冼星海用三弦琴伴奏。[3]后来因为太长去掉了，演出时这段朗诵没有了。知道《黄河大合唱》里面还有一段长长朗诵诗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

5月份天气暖和了我们就去开荒。生荒地里的草都盘根错节结起来了，一锄头开下去就一个口。这边一锄头，那边再一锄头掀下去，然后再使劲开中间的，这样就能开起一大片来，开起来后还要使劲晃悠。刚开始时，没有一个人手上不打泡的。那时一个人也就能开二分生荒地，到后来开熟荒时，一个人能开二亩地。有一个战士一个人开了五亩地，赛过黄牛。男的开荒，女的就烧水、送饭，然后慰劳唱个歌。莎莱是很活跃的人物，她唱女高音，《黄河怨》就是她唱的。向隅写的《打到东北去》领唱也是莎莱，她的声音上得去。莎莱一天尽往研究室跑，那时候大家都没有结婚。李焕之是福建人，特别老实，在香港念书，说普通话很困难，所以平常很少说话。莎莱打了饭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说说笑笑，弄得李焕之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华君武给他画了一幅漫画。这都是莎莱调皮捣蛋弄的。

开完荒后我们又回来学习。这时“鲁艺”又有了变动，分一批人上前线，留下一批人继续学习。吕骥要带很大一部分人，包括音乐系、美术系、戏剧系和文学系的一部分人到前方去。我是属于上前线的。原因我当时不清楚，有人说什么也要我上前线。后来才知道，因为在河北出了个“熊大正事件”。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熊大正，就是我们刚到冀中时的那个供给部部长。我们刚到那里时，他对我们挺照顾的。他当时经常派人去天津卢林银行去买炸药，把黄色炸药搁在箱子里头，一层肥皂条底下是一层炸药。有一个叫李晓初的“托派”[4]，就因为熊大正派人去天津的事，就说熊大正是日本特务。北京学生除了我和冯牧离开冀中没有被捕外，我姐姐、吴畏、黄秀都被捕了。那时候正整这个事，冀中的情况延安会知道。我来时就有嫌疑，所以有人认为我在延安不合适，必须到前线去，名义上是说知识分子需要到前线去锻炼。

可我千辛万苦，走了三个多月才上了延安抗大，后来又自己考进“鲁艺”。刚刚学习了两个多月，就又开荒生产了。好不容易生产完了，准备好好学习了，又让我到前线去！我不愿意去。当时我找到杜矢甲，我知道，他认为我声音很好，唐荣枚也很喜欢我。我后来不唱歌了就是因为男高音往上唱不上去，我就喜欢上作曲了。据说杜矢甲为我的去留问题几乎和别人吵翻了。当时有人很坚决反对我留下。最后杜矢甲找到沙可夫，对他说我这个学生非常有前途，不能还没学成就让我走了，这样太可惜了。沙可夫也是知识分子，后来他出面说话，就把我留下了。结果，我成了应该去前方，但被留下的唯一的人。杜矢甲在延安是有名的怪人之一，我很感念他。我最终能够留下，主要是靠了他和唐荣枚他们的帮助。

分开以后，我们四个班走了一大半人，留下的还有二十几个人，从靠南边的窑洞搬到北边一排向阳的窑洞来了。当时分成高级和普通两个班，我们就从“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变成高级班了。我记得我们高级班几个人在窑洞门口唱歌，星海给我们指挥，还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我、莎莱和星海，背景是窑洞。

普通班有七八十人，高级班有二十几人。这时李伯钊的剧团解散了，刘炽来了。我们进了高级班又学习了一两个月。星海给我们讲他的经历讲得比较多，这时我才真正地、逐渐地对音乐摸着点门。一方面我对文学的兴趣一直没有减弱，一方面跟着冼星海，我搞音乐的志向坚定了，这是他教诲的结果。其实他也没教我们什么技术，他就是讲他怎么创作，怎么追求音乐，他在法国怎么艰苦、怎么穷困，回国以后又怎么参加了工作，包括他说他写《救国军歌》时，写好以后怎么马上到群众中去亲自教唱，讲他怎么过黄河，包括他写《黄河大合唱》，写他的《第一民族交响乐》《第二民族交响乐》。那时我们组织小合唱团，唱黄自的《旗正飘飘》。当时我们认为那是中国人写得最好的合唱了。

就是在星海的影响下，在他的创作经验以及他个人经历的启发下，我对作曲有了一些想法，一些思考。这些东西对我后来进行作曲，有着很大的影响。后来我作曲时，如果脑子里没有明确的形象就写不好，一定要写也能写，但写出来肯定是不太好的。只要我脑子里有形象、有情景的，我能捕捉到的、体验到的，我能投入进去的，一般都能写好。这些都是受了星海的影响。星海说到了作曲的根本。简而言之，还是王国维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说心里有感慨，有想法，有说法，有不平，有话要说，有内容，有自己的冲动，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当然这个东西还是得有生活根据的，这个生活根据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我们跟着星海学习，他的创作精神，他对创作的态度，他对创作的追求、执着，他对民族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都对我们影响很大。星海很热情，是个毫无城府的天真之人。他和我们学生打成一片，到了高级班以后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接近，很随便，爱开玩笑。我们高级班聚会，他和我们一块儿出出节目，说说笑话，说说广东话，让我翻译。

高级班时间很短，也就三个月。中间还要参加开荒、锄草、种小米、秋收。在这中间组织过二百人的《黄河大合唱》，包括普通班、戏曲学院、总政歌舞团[5]、郑律成他们（后来他们也跟“鲁艺”合并了），还有“青艺”，二百多人一下把《黄河大合唱》的气势唱出来了。当时乐器不够，就拿煤油桶当低音二胡，拿茶缸子当沙槌，把钢勺子放在缸子里表示水声，我们想办法克服了很多困难。高级班结束后，樊清璋、乔东君、石林毕业后离开延安到国统区去了。

印度大夫柯棣华到达延安时，我们给他开晚会。他很感激，把他带来的很多唱片、手摇唱机（德国货）、唱针都送给“鲁艺”了。因为我懂点外文，吕骥把它分给了我。

“鲁艺”要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去。桥儿沟意大利教堂离城约十里地，途中经过一个飞机场。我们搬到桥儿沟一看，那时教堂还没怎么破坏，相当有气派，还有许多地下室、仓库，院子里有石窑洞，后山还有土窑洞。1942年时还有人去做礼拜，意大利神甫穿着法衣，袖子绣着金，还有仪仗、银器，很神气。我们去看热闹，蜡烛点起来，挂着圣母像，修女都出来了。搬到桥儿沟以后，整个学习环境不一样了，有院子，有围墙，跟整个北门外下面就是栅栏、坟地的情景大不一样了。我们还弄了一片广场，搭了篮球架，弄上排球网还能打排球呢，真有点和平环境的感觉了。那时我们都住在里头，有一个小套院，两排窑洞，这边住音乐系的人，那边住戏剧系的人。

我们是1939年8、9月份搬去的，天气还热，晚上有时大家睡不着觉，都坐在院子里说故事。刚搬去的时候跳蚤多得很，用稻草点起火来，一点火跳蚤都跳起来，反正石窑洞不怕火。烧过两三次以后，跳蚤少多了，要不然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插一句，从抗大到桥儿沟时我还没有棉被呢！星海他们都搬到东山坡去了，上面有几间平房，院部办公的，图书馆也在那儿。东山坡一排窑洞过去就是延安保小。

“皖南事变”以后，生活是越来越苦了。1940年生活条件还好一点，1941年就特别困难了。“皖南事变”以前我们还发过好几个月的钱，每月一块五。“皖南事变”以后没有了。我们搬到桥儿沟以后边区被封锁了。这时候在北门外我们还演过《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军民进行曲》《农村曲》，还有李焕之写的反映日本人厌战题材的短歌剧《异国之秋》，王震之写的《今天》，由姚时晓导演的。

秋收以后正式学习又开始了。到了桥儿沟开了几门课，包括和声学、指挥课、音乐欣赏课。大概从11月开始学到下年4月整整半年时间，没有受什么打搅，4月份毕业。这在战争年代里算是比较正规的学习了，这在战争环境中是很宝贵的。前边半年主要是生产，这半年学习比较集中。我在这后半年中开始进行创作了。以前我都不是有意识地创作，对民族化、民族风格没有多大了解，只追求新颖，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观念和意识上没有真正起什么变化。当然那时候，我还是很有活力的，对音乐的幻想很多。

星海特别强调说，除了要学和声学以外还要学对位法。他说对位法对写交响乐非常重要。他曾经说过舒伯特交响乐写得很好，但就是因为他对对位法并不是特别精通，他的交响乐里头运用对位法的手法就比较少，因此他的交响乐不够丰富，立体化不够。贝多芬以及后来的音乐家包括印象派的音乐家，他们都是用多元素来组合的，因此，使得结构有立体的感觉。我们虽然没有学对位法，但是我们有对位法的书，按照对位法的练习做了，再加上我听了瞿维他们弹的二声部、三声部以及巴赫等人的一些东西，我理解了对位法的精髓在哪里，这也是我在音乐系一年当中特别是在后半年里学到的。

把星海送到苏联学习以后，吕骥被调回来担任音乐部部长。1940年第三期毕业以后，“鲁艺”的建制也改成为音乐部、文学部、美术部、戏剧部四个部了，再加上院总支和院部。戏剧部包括有剧团，美术部还有个美术工场，文学部有文学研究室。“鲁艺”的院长沙可夫后来调到前方去了。第三期毕业后，任命周扬为“鲁艺”院长。周扬一直是边区教育厅长兼任“鲁艺”院长，成立延安大学后，他兼延安大学的副校长。音乐系改为音乐部后，包括了音工团（后来叫研究室），还有教研室。总政文工团郑律成、李丽莲也到了“鲁艺”，进了音工团。唐荣枚、杜矢甲、向隅也编到音工团。他们是教员组，我们留校的学生到了音工团为音工团团员。后来音工团变成研究室，我们成了研究生；教员们成了研究员，他们继续任教。向隅先任音乐系主任，后任研究室主任。吕骥任部长。

我们毕业后就不住在大房子里了，大房子让给第四期音乐系了。原来我们第一、二、三期的学生很多都是大后方来的，有的是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也有的是从阎锡山那里跑过来的。1940年阎锡山进行反共，发生了所谓“新旧军事变”。新军是薄一波领导的，跟阎锡山合作，共同抗日。旧军就是阎锡山手下的。后来他们认为新军共产党的势力太大，要消灭新军，引发了“新旧军事变”。原来瞿维、李尼、马可他们在新军办了一个艺术学院。“新旧军事变”以后，瞿维、寄明、马可、李尼他们在那边待不住了，才从新军过了黄河回到延安来留下当教员。这时星海还没走呢，写了《牺盟大合唱》，写完后他就去了苏联。

刘炽毕业后，曾到内蒙写过一个小歌剧。那时候刘炽的才华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星海也没有特别欣赏他，因此毕业以后把他分到总务处去了。总务处成立一个俱乐部，他担任俱乐部主任。他天天跑到我们研究室来。吕骥从前方回来，他向吕骥要求回到音工团来。吕骥同意后，他才回到音工团。当时关鹤童任我们音工团的支部书记，他也是我们的同学，曾任过班长。

1939年11月重新正式学习时，我记得好像还是四个班。我在第二班，不是原来的四班了，二班班长是薄平，她是王实味的妻子，后来她离开延安回老家去了。延安兴过礼拜六，一般人都过集体生活，到了礼拜六，结了婚的两口子，公家专门腾出房子让他们过夫妻生活。我记得那时王实味在马列学院学习，每到礼拜六下午，薄平就背着被子回马列学院，从桥儿沟差不多走将近十里到城里，再从城里到小砭沟马列学院，差不多又是七八里，走将近20里，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早晨再从那里回“鲁艺”来。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从北京到河北一下沾上了嫌疑，我姐姐被关了8个月的监狱，后来中央派许建国去审查把她放出来，他们又合并到烽火剧社，后来到了战斗剧社。她大概是1941年到延安，这时她才告诉我。我才知道延安这批学生有特务嫌疑，在那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嫌疑。

那时毛主席批评“关门提高”。从1940年以后，演了很多外国戏，包括塞克排的《钦差大臣》《铁甲列车》《前线》。《前线》的主题是反对报社记者“客里空”弄虚作假。后来“客里空”成了流行术语了。

当时延安成立五省联防军，贺龙是司令，萧劲光是政治部主任，政委是关向应，叶帅是参谋长。那时候，延安好像有一种和平观点，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同志关系特别好。我、时乐濛、庄映、叶枫我们四人住在一间房子，中间有一堵墙分开，但是有个门是连着的。我和时乐濛一间房子，叶枫、庄映住一间房子。时乐濛收集破布、稻草打草鞋，到新市场卖了，给我扯了一块紫红色的被面，絮了棉被，从那时候我才有了棉被。在此之前我一直盖着大衣，两条腿伸在两个袖筒里，再用带子一系，然后把棉袄脱下来再盖在上身，就这样在延安过了差不多一年多。这种友谊和感情真是令人难忘的。

（陈紫女儿陈芃芃提供口述录音，陆华整理。摘自《在延安唱〈黄河大合唱〉》，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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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佛民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

[2]岳瑟是“鲁艺”文学系学员。

[3]弹奏三弦琴为《黄河之水天上来》朗诵伴奏的是李鹰航。

[4]李晓初被错划为“托派”，并被秘密处决。

[5]当时在延安没有戏曲学院和总政歌舞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