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柯口述

丁柯，1921年4月生，上海人。1937年在上海参加救亡歌咏活动。1938年冬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1939年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毕业后在浙西、苏北搞救亡工作。1941年在新四军一师三旅文工队负责创作组，并任《江海报》随军记者。1942年底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工队副队长，1944年调纵队机关报《战斗报》主编。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前锋报》总编辑。

上海解放之初参与创办《解放日报》，以后历任《解放日报》编委、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市委党刊《支部生活》总编辑、《民主与法制》社社长、总编辑。1990年离休。

我是上海川沙人，1921年4月出生的，跟党同龄。我家里是工人，住在上海临近苏州河的石库门里，那是个很穷的地方，也是中共地下党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邻居们大多倾向于进步，其中有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是共产党员，我受到他的启蒙，读了很多进步的书。

我中学时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上学。中华职业学校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1936年救亡空气很浓，大家没有心思读书了，我还没毕业就参加了学生救亡运动，十六岁参加了刘良模组织的歌咏队。刘良模不是共产党员，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但是他很进步，是中国音乐史上推广革命救亡歌咏运动的第一人。聂耳创作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就是由他推广到群众中去的。

那时很多搞抗日救亡的人首先接触救亡歌咏。记得我们一群学生曾在南市公共体育场高唱《毕业歌》：“……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大家唱得很激动，因为国亡无日，我们毕业了是做社会的栋梁，还是做普通的百姓，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中国人过去没有集体唱歌的习惯，是在抗日初期才形成风气的。那时候唱抗日歌曲的都是进步青年。可以这样说，我参加革命是由学唱救亡和革命歌曲开始的。

1938年，延安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的消息在上海传播，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上海进步青年最向往的就是延安了。我们通过地下党组织，决定去延安学习。我们一起去的共有九人；我是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七岁，还没有毕业就瞒着父母偷偷离开了家。

地下党的同志帮我们安排乘海轮“济南号”先到香港，到了香港碰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廖承志。他又介绍我们去陕北。我们冒着日机轰炸，经过广州到达汉口，已是1938年秋天了。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比较好的时候，国民党的部队和日本人在武汉大会战，形势很紧张。到了武汉我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那时，铁路被轰炸，去延安的路不通，于是董必武就劝我们说，不要去延安了，到皖南去吧。那时新四军刚成立，皖南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当时武汉已经快失陷了，八路军办事处搬到长沙，我们一行也跟着到了长沙。到长沙后，我们没法再往前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自费的，一路上已经把钱用光了。于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们参加了刘良模领导的救亡团体。

原来“八·一三”后，刘良模亲自带领着一支歌咏队，从上海经过南京、武汉，一路教唱救亡歌曲，也辗转到了长沙。我在上海时就崇拜刘良模，到了长沙又碰到了他，十分高兴。除了他是我的崇拜对象外，还因为他也是上海人。刘良模对我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一行就参加了他组织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这个团体不到三十人，主要是为军人服务，当时就是为国民党军人服务。我们教军民唱抗战歌曲，同时慰问、护理伤病员。

在刘良模的军人服务部我得到了基本的音乐教育，提高了音乐修养。我们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床要练声、练发音，然后由教练教唱新歌、练习指挥；下午或晚上就到军营和老百姓中间去演出。那时候宣传抗日，主要靠群众歌咏。我们到有数千名群众的露天场合去演唱，没有乐器伴奏，声部都能唱到两部、四部；没有扩音器，歌声也能嘹亮地传到四面八方。我们歌咏队也常常在现场教群众唱歌，我们唱一句，他们跟一句。因为抗日歌曲都是很昂扬的曲调，所以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教唱得最多的是聂耳、张曙、麦新、孟波、冼星海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松花江上》《毕业歌》《黄河怨》等，还有（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刘良模自己没有创作歌曲，但是他很会教唱歌。《抗战歌声》里收集的一二百首歌曲，都是他教过的。后来我在新四军里做新闻工作时，从国外电讯中得知刘先生到了美国。他曾教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唱《义勇军进行曲》，还灌制了唱片《起来》。最近有人采访我，我专门讲了刘良模这个人，题目就是“天下无人不识刘”，凡抗战的人士，没有不知道刘良模的。可惜解放后他成了政协委员，歌咏的事业就告一段落了。

后来长沙大火，刘良模留在长沙城里等我们，然后用华侨捐献的两辆汽车把我们先安全转运到广西桂林，然后再到浙江金华。金华靠近前线。到金华后，我们分成几个队，有的到国民党部队，有的到新四军中去教唱歌。刘良模是无党派人士，他希望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因为他对我比较欣赏，所以他就派了我和另外两个人到新四军部队去，准备在那里建立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分部。1938年临近年底的时候，我们带了两卡车的慰问品，主要是宋庆龄捐赠的服装、药品等物资去新四军军部。可是，新四军却拒绝接受。虽然他们对刘良模是尊重的，但有点“左倾”思想，不可能接受在新四军中建立一个无党派团体。我觉得很别扭，但我坚决要留下来。新四军领导说了，如果你们个人愿意参军，可以留在这里，否则你们就回去吧。我们三人商量后决定参加新四军了。其中一个叫吴承德的，是我的同学，后来他离开新四军，到一个左翼杂志《文萃》工作，被国民党杀了。

我被分配到皖南青弋江旁泾县中村的新四军教导总队，那是新四军最重要的干部培训机构，专门训练抗日青年和干部，后来新四军的主要骨干，大多是从教导总队出来的。我从教导总队毕业的时候大约有十一个中队，每队多的有一百多人，少的有五六十人，军事训练很严格。我在教导总队属于活跃分子。我有个有利条件，因为我是从刘良模的歌咏队来的，能教歌，会指挥；而当时部队连队时兴拉歌、唱歌，所以每次都由我来教歌，并指挥。新四军部队唱的歌与刘良模军人服务部教唱的差不多，都是抗战歌曲。后来北方八路军那边的歌也很快在皖南传开了。我们教唱的歌曲有《到敌人后方去》《太行山上》等。新四军与八路军有一点区别，就是新四军里学生兵多，文化程度相对要高些。《新四军军歌》的作者何士德，后来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沈西蒙、沈亚威，都是我在皖南教导队时的同学。

1939年我离开皖南，到浙西搞救亡工作；1940年又到苏北。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重新组建为七个师，我到了军部一师。我曾在一师三旅的文工队负责创作组，但时间不长，不到一年。我根据部队的任务写过一些歌曲，配合农村抢收也编过活报剧。我还在粟裕、陶勇的部队里当随军记者，主要为苏中四分区的报纸《江海报》采写战地通讯。

1942年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我经杭州湾去了浙东“三北地区”，即余姚、宁波、慈溪北部，还有上虞。当时三北地区是一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方不大，是最晚创建的一个根据地。新四军最后一个师级单位就是浙东游击纵队，我就在浙东纵队政工队工作。

浙东纵队政工队，实际上是个文工团，[1]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大部分是从苏北、苏中新四军过来的，那里有文工团和鲁迅艺术学校，不少人经过艺术学校的培训，有一定的文艺修养；另一部分是像我这样的，原来与文艺有过接触。文工队最多时大概有三十多人，但平常是二十来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进进出出的人不少。我们政工队是培养干部的基地，当部队需要文化教员或指导员，会从我们政工队抽调。解放战争时，浙东文工队改编到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文工团，是南方解放区最早演《白毛女》的。演唱白毛女的演员陈荣兰是我们文工队年纪最小的同志，建国后成为上海沪剧团的团长。

我当时任浙东文工队副队长，主管行政，也兼当指挥。正队长叫金虹，她嗓子非常好，在鲁艺时就是很出名的女高音。金虹能作曲，我能够写歌词，我们自己创作了不少歌曲。记得有一首歌曲叫《曹娥江水慢慢涨》。这些歌都收集在后来出版的《新四军歌曲集》中。文工队成立了音乐组、戏剧组和创作组。因为我们是沿着海边过来的，没有带乐器，从华中鲁艺来的音乐组组长徐德华就自己搞乐器，用木头制作小提琴，十分了不起。音乐组教唱并演唱过《到敌人后方去》《新四军军歌》《八路军军歌》《抗大校歌》，和讴歌打胜仗的《黄桥烧饼歌》（唱）：“黄桥烧饼黄又黄……”还教唱用当时苏北农村流行的古曲改编的鼓励农民参军的《苏北农村曲》。戏剧组的同志在部队行军中，就说快板；我们把许多在苏北演出过的剧目搬到了浙东。

我在教导队时曾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所以带文工队也要求军事化。浙东对敌斗争非常艰苦，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山里行军。行军时，文工队员背着由幕布折起的行李，连被子也不要了。我们文工队行军打仗都与部队一起，部队出操上课，我们就排练；部队出发时，我们就成了部队群众纪律的检查队、执法队，到老百姓家查看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到每一家去看留下了什么问题，如损坏了老百姓的东西就赔偿。当时我们面对的敌人很复杂，有日本鬼子、伪军、国民党部队，还有土匪队伍。碰到战斗，我们的文工队员就到战斗前沿去，向敌军喊话。有个从上海刚参加部队的小青年，一到前线很激动，喊话时被打死了。战斗结束时，我们就动员老百姓运送伤病员；人员不够，文工队的男同志就成了担架队队员。

逢到部队有两三天休整，文工队就干起了老本行，准备搭台演戏了。先找一块较平整的场地，有时选在刚收割完的稻田里，有时选在山坡边的平地上，一般可容纳好几百人。舞台就地制作。浙江人用稻桶脱粒，稻桶是木制的，一个巨大的盛器，方方的，很高很重，两个小青年才能抬动一个。我们就到农家去一家家借空稻桶，把几十个稻桶集中在空场地上，再把它们底朝天拼起来，厚厚的桶底便成了一个简陋的演出台，然后借用当地民居的门板和竹席子铺在“舞台”上，用粗大的竹子撑起条幕和前后幕布，还把竹竿子绑在舞台四周。如果演出的地方条件好一点，我们就向老百姓借汽灯，在汽灯上罩上红红绿绿的透明纸，用来打舞台灯光。如果借不到汽灯，我们就动员老百姓，用竹篾点起火把，向着舞台方向照明。

游击战士最快乐的晚上，就是看文工队演戏。演出的场面是很壮观的，四面八方都是举着火把的老百姓，每人端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板凳上，战士们坐在行李包上，兴高采烈的。政委、司令、参谋长也都高兴地来看我们演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位置，就挤在士兵中间，也坐在背包上。首长谭启龙、张文碧等是老红军出身，常讲自己是“土包子”，文化不高。但他们平时对我们文工队非常关心，演出结束还特别批条为我们加夜宵。那时生活艰苦，夜宵是一碗冷饭加一点青菜，就是浙江人说的“咸泡饭”，但文工队员已非常满足。

演出的节目有切合实际即兴编的，比如刚打完胜仗，就即兴编一个说唱，大多是鼓励参战的内容。我们还演出全部的《黄河大合唱》。我们表演的节目中有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小戏叫《红鼻子参军》，主角是一对夫妻，男的长个红鼻子（演出时往演员鼻上涂上红彩，为的是在舞台上有喜剧效果），思想比较落后，吊儿郎当，信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不愿意参军，看到新四军到村里就躲了。他妻子参加过识字班，思想比较进步，就鼓励丈夫当新四军的兵，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扮演妻子的演员教育丈夫用的是浙江流行的“的笃调”。《红鼻子参军》是我们的保留节目，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演，不演的话，老百姓在台下会大声喊“红鼻子！红鼻子！”扮演红鼻子的是演技精湛的戏剧组副组长袁云范，后来人家不叫他名字，都叫他“红鼻子”了。

“皖南事变”后有从上饶集中营突围出来的同志，辗转来到浙江，向我们讲述国民党怎么残酷，共产党人怎么威武不屈。我就根据上饶集中营的事实写了一个剧本《铁窗风云》。戏中有个角色是女特务，她千方百计勾引共产党人。这个剧是向部队战士进行革命气节教育的。

新四军抗战时期的政治工作之一是瓦解敌军。浙东地区国民党散兵游勇很多，有三个出名的“胡子”，就是土匪——田胡子、张胡子、艾胡子，各拥兵几千，武器装备比我们好。他们不抗日，却经常跟我们捣蛋。1942年时我们打掉了艾胡子，剩下的两个“胡子”在四明山跟我们斗了好多年。后来张胡子迫于形势，主动向我们示好，听说我们的文工队很出名，就要求我们到他的部队驻地去演出三天。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视我们文工队为宝贝，怕我们落入虎口，考虑再三才同意。首长们非常担心我们被俘虏，在两军的边界部署了兵力，还关照我们警惕性要高一点，演出内容不要刺激对方，并同我们商讨唱哪些歌，演哪些戏。

那次由我带队，步行60多里到了曹娥江畔张胡子的部队驻地。张胡子部队有两千多人，平时没有什么文艺活动。这个张胡子很矛盾，想跟我们拉关系，又怕共产党去赤化。我们去之前他下了命令，叫士兵们看演出时不要鼓掌，还让连长、排长坐在前排控制局面。第一天演出时，我们先唱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和《救国军歌》，当我们一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士兵们激动得不顾一切地鼓掌，坐在前排的长官再压制也没用，现场群情激昂。然后我们演出《红鼻子参军》和《农村曲》，有歌有舞，这些戏都是讲打鬼子，没有讲国民党反共和不抗日。第二天演出时，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都涌来了，他们不能进入现场，就密密麻麻地围在场地四周，有的还爬到山上去看。这时潜伏在张胡子部队的敌工人员通知我们，驻守在天台山的国民党反动派已派特务队到这里来了，对我们有危险。于是原定三天的演出只好提前结束。我们在第二晚加演了几首抗战歌曲，鞠躬向大家告别，当晚就离开了。

我们回到部队驻地梁弄镇时，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司令何克希、参谋长刘亨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临时到纵队来的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张凯以及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同志们都到村口来迎接我们，说我们打了胜仗回来了。当时还请镇上照相馆老板给我们拍摄了一张集体照，几位首长坐在我们中间。这张照片现在成为浙江各地抗日纪念馆陈列的珍贵照片。

我们浙东部队开始是隐蔽的，1944年新四军军部命令下来，才正式命名为浙东纵队。纵队成立需要有队歌，于是我执笔写了队歌《钢铁的纵队》。二十多年前，我们文工队的老同志在杭州聚会，回忆起过去战斗的岁月，大家情绪激昂，齐声唱起了《钢铁的纵队》这首歌曲。他们纷纷对我说：“这首歌就是你丁队长写的。”可惜现在这些“歌唱家”大都不在了！

后来，我去主编浙东纵队的机关报《战斗报》，还是做文化宣传工作。那时，浙东的新四军没有照相机，所有的图片宣传都靠木刻。浙江盛产竹子，木刻家就地取材，用竹根当木刻材料。那时木刻在文化宣传中很起作用。浙东有三个出名的木刻家张克、白艾和洛井为《战斗报》工作。洛井的笔名是六井，《战斗报》的报头字体、插画都是由他刻的。有一次，我在《战斗报》写了一篇纪念马克思的文章，他凭自己读书时的印象，马上就刻了一幅马克思的大胡子像，以代替照片。张克刻写得一手好字，搞木刻也很在行，负责刻写、油印。《战斗报》从1943年创刊，一直出版到1945年10月，影响很大。

在舟山我们曾打了一场非常著名的大鱼山岛战斗，与日本鬼子的海陆空军作战。我采访了一个突围出来的战士，写了报道。后来我们出了一本连环画《血战大鱼岛》，我编写文字，洛井作木刻画，而且还套了色。几年前，宁波新四军研究会找到了这本木刻连环画原版书，照着原样重印了一版，现在放在纪念馆里。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曾为大鱼山岛战斗写了《海防大队之歌》。

长期以来，对新四军浙东地区的文化活动宣传得太少了，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文化的军队，我们党的文艺很大一部分是军的文艺，军队文艺工作的功绩在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但宣传得不够。现在很多文艺作品很肤浅，似乎没有爱情就不行。殊不知战争年代的人间爱情是最动人的，有很多的故事，如果创作者懂得我们那个年代，他们创作的内容会很丰富，就不需要去胡编乱造了。

（刘建一、李丹阳2011年6月19日采访于上海，朱慰慈、李丹阳整理；整理稿经丁柯审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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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柯在口述中常把浙东游击纵队政工队说成浙东纵队文工队，不统一。——采访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