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创作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

文学创作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学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新时期”最突出的表现有：呼应全社会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以文学理论建设表现全社会解放思想的主流趋势，以各种流派的文艺作品表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等。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改革主要落实在国内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领域，而新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恰好铺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画卷，反映了改革大潮中呈现出的蓬勃景象，极具现实性与时代性。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学就已经开始自觉践行讲话精神，将现实主义奉为创作圭臬。“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创作界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几乎所有隶属“红色经典”的作品都以此为主导思想。新时期到来之后，固然文坛中各种文学流派林立，但现实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作家对现实的认知和思考也更为全面和透辟，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与方法重新得到重视并焕发活力。

尤其是改革文学，有必要展开具体分析。改革文学是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精神及工作部署应运而生的，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贴合得最为紧密。“文革”结束后，中国重新焕发活力，农村与城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发展变化为作家提供了极好的写作素材，改革文学涉及改革的各个领域，较为突出的是政治领域、农业领域和工业领域等。

改革文学中涉及政治领域（政治体制、干部政绩、党风政风等）的，有代表性的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1年）、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1983年）、柯云路的《新星》（1984年）等作品。当然，改革是全方位、系统性的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些作品并不仅仅着眼于政治领域，也涉及了其他领域的改革，比如《沉重的翅膀》涉及工业领域，《新星》涉及农业领域等。

《沉重的翅膀》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工厂政治生活及生产建设的长篇小说，正面勾勒了工业建设中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尖锐较量，描写了国务院重工业部和其所属的曙光汽车制造厂，在1980年围绕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所进行的一场复杂斗争。副部长郑子云是一位思想解放、业务精通的改革家，他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他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抓企业管理与生产，充分调动管理者与工人的积极性。而作为改革的“拦路虎”，部长田守诚和副部长孔祥等人则有浓厚的官僚主义作风与形式主义思想，无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漠视生产建设。但是群众要求改革，曙光汽车制造厂厂长陈咏明就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在厂里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关心群众冷暖，积极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分到房的住户为了感谢他，请他吃饺子，他又夹起饺子送进老泪纵横的老工人嘴里。车工组长杨小东和他的伙伴们，也是一群朝气蓬勃的改革派，他们互相扶持、同舟共济，在工作上激情四射，充满集体荣誉感。上上下下的群众都向往改革，这是时代的召唤，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大势。小说的结尾写到选举党的十二大代表，尽管田守诚部长耍尽花招，但是郑子云的支持率仍远远超过了他，获得了压倒性多数选票，充分说明了党心民心都在改革派的一边。虽然改革的起步阶段充满各种阻力，但改革派的决心异常坚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加快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首次发出“一号文件”，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纪要》）。《纪要》强调：“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一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文件下发后不长时间内，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就达到农户总数的95%以上。与此同时，乡镇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84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15年以上。以上与农村、农业、农民密切相关的改革政策被很多当代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写入作品。

高晓声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作了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如《“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农民的新生活、新见闻、新思想，勾勒出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陈奂生一步步从因袭重负中走出来，逐步摆脱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贫困，在生产责任制的激励之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开始重新寻求自己的位置。贾平凹自1978年以后十年间的小说一直贯穿着“农村改革”的元素，其中的代表作是《商州》《腊月·正月》等作品。《商州》（1984年）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处处展现出农村改革的崭新画面。比如说刘家湾集资兴办糖醛厂，武关在农村新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开展养殖、鞭炮等多种生产经营活动，刘塬、棣花镇兴办的水泥制品厂带动了周边的民办企业，商县的市场经济兴盛繁荣等。小说还塑造了具有改革精神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糖醛厂厂长程一民这类具有改革魄力的干部形象，也有像棣花镇个体户贾翠环这样靠在桥头卖油茶、麻花起家的改革新人。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改革文学作品中出现较晚（1986年），但是它的影响力至今丝毫未减，随着时间推移，这部作品非但没有被淹没，经典意义反倒愈发凸显，直至今天依然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平凡的世界》全面反映了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中国农村以及城市的变革历程。小说记录了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大事件，极具时代感。比如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对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指示。故事发生地双水村的村民们长期被贫困笼罩，饱受缺水难题困扰，他们在种庄稼这一生存大计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自然穷则思变，寻求其他出路，改革箭在弦上，势在必行，颇有破釜沉舟的意味。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派人物是孙少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因为文化水平低而不能像弟弟孙少平一样出外“闯荡”，他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有经验、有干劲，是村里第一个站出来要改革的农民。他赞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的想法得到了生产队成员的同意，大家还拟订了自己生产队承担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承包责任制的合同。但是改革之路充满艰难险阻，由于村干部及乡政府坚决制止，这次由农民自发牵头的改革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改革文学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这种新旧观念间的猛烈交锋以及新势力绝不妥协的改革决心。后来孙少安没有放弃创业之路，他开烧砖窑，成为村里唯一一个“冒尖户”之后，扩大生产规模，最后办成真正的砖厂。孙少安又一次走在了改革之路的最前列，他不负众望，在自己奋斗的黄土地上做成了这份事业。时势造英雄，平凡农家之子的孙少安适逢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他的成功既得益于自身不懈奋斗的艰苦实践，更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大潮的热烈召唤。

工业题材的改革文学同样引人注目。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中56岁的乔光朴主动要求从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的位置下到重型电机厂这个“大难杂乱的大户头厂”当厂长。乔光朴在“文革”中受过批斗，但是他并没有从此意志消沉、一蹶不振，而是期待着在新时期重振雄风、大展身手。恰恰是在跌倒之后，奋斗才凸显其意义，他没有因为现实复杂而放弃理想，没有因为年近花甲而放弃热情，历史只会眷顾立于潮头的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懈怠者、畏难者。乔厂长身上的优秀品格在新时期的工业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是担当精神，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接手电机厂这个“烂摊子”；其次是实干精神，他勇于谋事创业，深入厂区，认真调研，充分把脉，了解工厂生产情况、人员情况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实践中摸索改革之路；再次是创新精神，他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大胆借鉴外国先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改革工厂落后的生产线；最后是合作精神，他与自己的老搭档党委书记石敢精诚合作，对曾经批斗过自己的郗望北不计前嫌，照常任用，体现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公正无私。乔光朴所领导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只要是改革就会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改革之初他四处碰壁、举步维艰，但他的改革决心是坚定的，改革举措是得当的，因此改革目标是光明的，正如小说中所说的，谁找道路，谁就会发现道路。

总的来说，不管是政治题材、农业题材，还是工业题材，新时期作家在改革文学的创作中做到了解放思想、贴近生活、扎根人民，密切关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聚焦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经验，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新成果，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