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出去”与“引进来”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顺利实施赋予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融合、互鉴不断加深，中国文学“走出去”与外国文学“引进来”两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果。

中国文学“走出去”，反映了广大作家及文学工作者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文化封闭后对外讲述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文坛的迫切需要，也迎合了世界各国人民期待通过文学认知和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美好愿望。改革开放为中国文学在新时期走出国门扫清了各种障碍，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比如《中国文学》杂志的繁荣发展以及“熊猫丛书”的出版等。《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于195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一份向外国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官方刊物。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中国文学》进入黄金时期，主编杨宪益1981年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力图通过对外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搭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桥梁。杨宪益在中国文学翻译及对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夫人、英籍中国文化学者戴乃迭合作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如《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推动了中国优秀古典文学的域外传播。收入“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作品，既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此之前，《中国文学》上译载的部分作品已编入外文图书出版社的书籍里，“熊猫丛书”则先将杂志上已译载过、但还没出过书的作品结集出版；随着丛书规模的扩大，又增加了新译的作品。丛书主要用英、法两个语种出版，也有少量德、日等语种的作品。丛书受到国外读者的广泛欢迎，许多书重印或再版。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领域的知名品牌，先后为陶渊明、王维、蒲松龄、刘鹗、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沈从文、丁玲、郁达夫、吴组缃、李广田、闻一多、戴望舒、艾青、孙犁、萧红、萧乾、施蛰存、艾芜、马烽、叶君健、刘绍棠、茹志鹃、陆文夫、王蒙、玛拉沁夫、蒋子龙、谌容、宗璞、张贤亮、张承志、梁晓声、邓友梅、古华、汪曾祺、高晓声、王安忆、冯骥才、贾平凹、张洁、韩少功等众多古今作家出版过专集。

一方面，中国文学“走出去”，向世界贡献优秀的精神文化食粮，为外国读者提供认知中国的途径；另一方面，外国文学“引进来”，为中国文坛带来鲜活思想和宝贵经验，为中国文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外部的刺激及营养供给。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出现了大规模译介西方文化思想、文艺理论、现代文学作品的热潮。最初是重印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版物，此类出版物以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为主。1977—1978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包括《一千零一夜》《死魂灵》《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高老头》《名利场》《契诃夫小说选》《莎士比亚全集》等在内的40余种世界名著，这次较大规模的“名著重印”在学界和全社会引起轰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出现半夜排队抢购的热潮。这次名著重印“在国内植入了新的话语生长点，为新时期的知识构造提供了动力，其直接结果是促进了新时期最早的思想文化潮流——人道主义的话语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专门的外国文学出版机构建立，如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林出版社等。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逐渐形成规模，各大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诸多“书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西方学术文库”等。

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美学热”“文化热”“方法热”都与外国文学作品、理论著作大量翻译到中国密切相关。一方面，作家积极吸取外国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尤其是在叙事技巧方面大量模仿、借鉴西方作品；另一方面，文学研究者、批评家的理论热情空前高涨，西方理论成为他们介入文学研究、批评的有力借助和重要抓手。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研究及文学评论界掀起了“方法热”的浪潮，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一方面，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运用到中国文学研究及评论领域；另一方面，符号学、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等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也被广泛译介和运用。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都开始自觉树立“方法论”意识，有意识地运用新方法来研究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大大促进了新时期文艺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范式的确立及场域的拓展。

新时期中国文坛创作、研究、批评之繁荣景象，无疑深深受惠于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具体来说主要受惠于西方著作的成规模的译介与传播。然而新时期的这一次“西学东渐”也留下了一些隐患，这些隐患直至若干年后才逐渐被人们看清。“言必称西方，文必引西方”在当下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尤其是在“学院派”那里，西方各类文本屡屡成为他们进行所谓“学理性”研究的凭借，似乎如果没有大量的西学援引，就容易被看作没有“学问”或“学术不规范”。而近年来，张江等学者提出的“强制阐述论”观点以及众多学者“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自信”的呼吁，无疑是对这种“学术成规”的质疑和反驳，为我们留下了重新思考新时期西学势如破竹般涌入中国的利害得失的空间。

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如饥似渴”，使得外来学说（尤其是西方学说）在进入中国之时，没有经过细致遴选，导致精华夹杂糟粕的泥沙俱下局面的出现。而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中国当代学界对有些理论的理解远远不够深入，表面的“理论过剩”背后是“理论匮缺”，表现为一部分译介者以及后继的阐释者、研究者抱着“拿来主义”的投机心理，对西学采取一种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的态度，理解与研究均浮于表面，并没有对某一理论本身的优缺点进行全面、深入、辩证的分析；或者没有将外来学说与中国基本国情及中国本土理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或者对西学的某些理论缺陷采取置之不理或过于包容的态度。总的来看，尽管这次西学东渐留有遗憾，但从大方向上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这次中国思想文化界向世界敞开国门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没有改革开放之初十余年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就没有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事业的稳定、蓬勃发展。新时期文学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与开端意义的重要阶段，是一个文学事业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

注释

[1]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