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要素投入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关于资源要素变化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是较为经典的研究领域，熊彼特最早提出的技术创新就是指企业生产函数中要素变化所导致的产出数量的改变。马克思在分析社会两大部类生产过程中也提到了资源投入必须要保证两大部类进行平衡生产的理论，即包含技术品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技术品质要求相对较低，以一般消费为目的，两种不同生产类别之间的投入和发展的平衡问题。由于第一部类的生产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生产的产品要进入再生产领域；第二部类的生产属于是生产消费产品的生产，其生产出的产品直接被社会进行消费使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生产过程分别属于对方的要素投入。第一部类生产是第二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要素，而第二部类产品的销售，则为第一部类维持持续生产提供了资本要素。这两个类别的生产过程必须要统一协调，构成社会经济运行的合理比例，贯穿整个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只有这样循环进行，社会上两个部类生产资源才能被充分利用，如果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不能按比例循环，就会造成社会生产资源的浪费，社会化生产过程就会被中断。马克思提出的两个部类生产活动，代表了整体社会再生产过程。维持社会再生产活动持续进行的关键要素是合理的比例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内部资源投入也会影响到技术进步，从而影响到整体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机械设备的技术更新速度将不断加快，机器设备的更新速度超过了能够保证具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充分就业的极限。这在社会总资本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投资在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要素中不断增长，投资在劳动力可变资本要素中将不断减少，就会出现机器代替劳动的现象（吴树青，2002）。由此可以得出，制造业技术创新是要素投入的变数之一，而且，各类要素投入要保证相对平衡关系，才能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条件，如果出现长期社会生产失衡，则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具有积极作用。库茨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提出了国际要素流动促成相关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就是国际资源要素的流动，不仅能够反映贸易双方产品相对生产优势的变动，而且反映了贸易双方进出口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国家产业结构的改变。他认为国际贸易要素流动对一国产业结构影响是遵循一定规律的。首先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变革减少了运输及通信费用，因此，扩展了国际贸易的范围，而发达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相对优势，加快自身生产结构的改变。其次，随着技术进步高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以及生产效率不断增高，从而能够深入技术的变革，由此可以产生新的产业或者是出现更高端的技术产品。最后，新产业和高技术会通过国际要素流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国际要素流动的贡献与该国的经济规模成反比例关系，即国家经济规模越小，国家要素输出越大，特别是在较小的发达国家，由于它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必将带动本国与要素输入国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西蒙·库茨涅茨，2005）。西蒙·库茨涅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应该由相互贸易往来的发达国家带动。贸易带来要素流动，同时也产生技术要素的国际之间输出。其实，这是学者的理论假设，发达国家的垄断经营是不可能让自己发明的先进技术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最初的愿望也是以市场换技术，其结果是中国让出市场，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却没有转移过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努力提倡自主创新的紧迫性所在。张培刚在研究中国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中明确指出国家制造业升级是资源分配的平衡和效率问题，由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产业，制造业升级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制造业升级具有特定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制造业升级就是制造业结构由低技术水准、低附加值向高技术水准、高附加值演变的过程。第二，制造业升级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相关要素投入促成的，制造业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决定了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变量（张培刚，张建华，罗勇，2007）。中国的制造业是长期出口导向型企业，多数企业是由外资冲着廉价劳动力和弱环境保护政策而投资生产的，而且，主要为发达国家加工生产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其低技术附加值生产现状难以改变。同时，国家大量的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巨额美元外汇，时常饱受美元汇率政策改变的煎熬。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更是受到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高帆在研究制造业技术创新时，主要从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家在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中肩负着重任。因为要素投入需要企业家进行市场把握和判断，那么，企业家的学识和经验便成为企业要素投入的决定因素。企业家对市场的判断并进行合理决策的重要依据，是企业自身利润的最大化。然而，中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式”推进，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制造业对外出口发展模式中，政府长期维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资源市场无效。主要表现在：国内制造业产品市场和要素资源市场非同步发展。国内要素市场的变革远远落后于产品市场变革，造成国家土地资源、资本资源和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偏离合理价格区间。这就造成了资源要素价格被低估的现象。该现象诱导了企业家过度使用有形资源要素，而不愿意努力开展技术创新。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低价位使用要素资源并由此规定产品价格的“合理性”，企业也渐渐丧失了依靠企业技术创新获得合理利润的能力。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难以承载产业升级。高帆检验了这一结论（高帆，2008）。他对企业潜在技术创新资源、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指标以及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等具体指标进行了验证，同时，还从需求的角度考察生产要素定价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在于企业家对新技术使用的孜孜以求精神。如果企业具有不断创新的意愿，其他创新过程中的资金、设备和人才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关键问题是在中国要素市场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企业家不可能首先产生对技术创新孜孜求取的意识，相反，企业家会首先想到依赖资源、土地等要素，维持自己的生产利润。在研究中国要素市场被扭曲，造成制造业技术创新滞后中，张杰、周晓艳、李勇等人，利用2007—2011年的工业企业样本，研究了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显示，在不同制造业类别中，凡是要素市场扭曲严重的领域，该类企业研发投入就相对较少，同时，在不同领域内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程度存在明显差距。这主要是由于要素市场扭曲带来了政府“寻租”行为，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同时，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内的干预也造成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一样减少对研发资金的投入（张杰、周晓艳、李勇，2011）。这充分说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政策已经带来了非常不利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当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仅表现为直接的物质性的投入要素的价格扭曲，也有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价格扭曲等，造成的影响也值得我们深思。罗德明、李晔、史晋川等，在探讨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时，分析了各种要素扭曲政策所导致资源错配的机制和途径，通过构建异质性随机均衡模型，测算政策扭曲造成要素错配，从而导致企业效率减损量的变化，发现国有企业是要素市场扭曲的最大受益者。国有企业通过获得政府税收和利润等方面的补贴，在要素市场扭曲的过程中，也能够长期在生产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维持并生存下来，相反，非国有企业在要素资源扭曲过程中却受到了严重的创新抑制。大量非国有企业应有的技术创新活力难以激发出来，导致了中国企业整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罗德明、李晔、史晋川，2012）。如果深入思考出口企业的要素资源配置的错配问题，如出口补贴以及出口退税等政府行为，其中的创新抑制因素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围绕要素投入研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还有Hsieh和Peter等，他们认为中国资源配置错位是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并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滞后的重要原因（Hsieh and Peter，2009；Loren and Zhang，2009）。石奇也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产业的形成到经济增长完全是基于要素供给条件变化，当国内要素供给能够维持企业生产运营时，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来维持，许多新的产业兴起也是依赖所需资源的供给状况，而中国并不是资源富饶的国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投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这就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受资源要素的约束，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危害不断显现出来，能源和资源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诸多企业难以从资源能源类型中转型升级。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摆脱企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供给成本；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必然成为产业升级的基础成本（石奇，2010）。赵文军、于津平等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使用2000—2010年的工业经济增长数据，利用拉格朗日生产函数，测算出制造业不同行业投入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总体上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外延和粗放生产的特征趋于强化。整体上看，工业产品出口增长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工业产品的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有所改变；在对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分析中，由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过程中进口一定的外国技术设备，这些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含量有上升趋势（赵文军、于津平，2012），但上升的速度远没有达到潜在的应该达到的程度。

学者在要素投入视角分析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主要限定在物资投入要素的增加或减少方面，对金融市场中货币价格的要素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没有深入探讨，在研究中国政府干预要素市场造成国内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时，也没有深入研究外国政府对货币价格要素的干预和影响以及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影响，从而波及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