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品需求带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在制造业产品需求带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研究中，以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能够产生技术扩散效应。因为制造业产品出口过程中附加的技术知识会随着产品出口输出到进口国家，由产品出口带动生产技术转移是存在的。因此，国家之间的产品出口能够带动出口国家技术进步（Romer，1986）。该研究隐含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开展互相贸易的两国之间，应该在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等势性。如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不存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程度的等势性，出口国家所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远低于进口国家，即一些普通的通用技术的扩散只能加速出口国家贸易条件恶化。Keller等学者在Romer提出的国际贸易导致技术扩散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验证工作，发现出口贸易对一国的技术进步存在正向关系，并探索了产品出口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途径，认为出口产品市场扩大，海外需求增加带来了贸易企业的丰厚利润。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规模扩大，技术创新能力提高（Keller，2001）。刘志彪在研究中国制造业产品需求与产业升级关系时，选择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代工生产角度，提出了制造业国际代工生产也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禀赋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是代替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进行加工生产，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业和外汇积累问题。这是由中国制造业技术能力和生产水平决定的。代加工虽然造成了中国制造业加工能力低端的固化，但是，以满足外需为主的来料加工生产也锻炼了中国制造业的企业组织能力，同时也获得了一些附加值较低的生产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充分使用了国内的相关生产要素，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符合国家贸易一般原则。毋庸置疑，这种代加工过程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积淀作用，也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自然吸附能力是重要的契合（刘志彪，2005）。陈勇兵、李燕、周世民等，认为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时期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密切关系。中国制造业产品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出口增长，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下的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中国制造业所选择的出口类型以及针对的出口市场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最初的出口贸易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当时的制造业产品能够在国外市场有好的销路，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生产技术提高较快，相应的生产效率也提高较快的缘故。由此，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定的良性循环机制，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层次相对较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能力，从而对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技术和产业升级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产品的海外需求市场扩大并能够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形成的（陈勇兵、李燕、周世民，2012）。王展祥、王秋石、李国民，认为中国制造业在20世纪80年代能够迅速发展，取决于国际贸易制度的适宜性和发达国家需求市场的开放性的契合。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国际贸易相对自由的环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基本完成，正在朝着后工业化阶段转变，大量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和产品需要对外转移，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也大幅消减，促进了世界贸易自由宽松环境的形成。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加快了世界各国产品贸易和产业转移。恰逢此时，中国正在进行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适应了发达国家产品和产业转移的步伐。由于美国需要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需要朝资本密集型和信息化生产方向转变，同时，美国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也日趋成熟。这使得20世纪的世界自由贸易现象比较突出，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的流动性。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积极出口金融资源和以税收优惠的形式补贴美国企业，使得美国制造业高估美元价值，促进美国制造业在海外开展直接生产转而运回本国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展祥、王秋石、李国民，2010）。金碚则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压缩式”模仿发展的模式。中国制造业依赖国外需求存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困境。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工业化过程主要是模仿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基本路径，以出口导向为主增加财富积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和积累外汇储备，强调国内GDP增长。这样就使中国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始终保持着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都非常富裕的现象。中国过高的国内储蓄导致了政府投资比例不断增加，加上政府社会保障措施没有能力及时跟上，企业产品出现了国内过剩现象。制造业企业为了寻求生存出路就不能不依靠国外消费市场的消费，于是，拓展发达国家消费市场成了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唯一希望；另外，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势必会将外汇投资到美国债券市场，帮助了美国企业融资，并以直接投资的形式重新投入中国进行制造业生产。中国在不断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投资的同时，却面对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产品市场消费乏力景象。中国制造业面对发达国家消费乏力的市场，只能采取降低销售价格委屈求卖。这种过分依赖国外消费市场的局面，不仅抑制了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技术向中国制造业技术扩散和转移，而且使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极大贬损。对此，金碚认为中国长期沿袭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必然会造成以下结果：首先在制造业生产环节布局方面，中国要被迫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原则，造成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双缺口”现象，既不存在国内储蓄缺口，也不存在外汇储备的缺口，导致中国制造业最终产品大量过剩。其次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虚浮现象。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投资是在其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皆具有垄断优势的背景下展开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一般采取生产本土化和高端制造业产品加工外包。这在外表上表现出生产外包过程存在着技术领域转移，但这并不是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核心技术转移。从本质上看，中国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很难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中国在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国际分工原则和依赖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生产的情况下，要正确认识制造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现阶段也只能是在充分利用国际生产环节和设备、技能的转移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金碚，2012）。

外部需求是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带动因素之一，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也有学者将国外对本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比作拉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三驾马车”之一，即国内需求、外部需求和政府研发投入。但对外部需求受到贸易国家货币汇率的影响的分析却比较少见。汇率制度决定着一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数量，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长期贸易失衡形成的中国大量顺差就不一定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或许是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抑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