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实证研究

本章书稿将家庭因素划分为不同层次：家庭水平特征、两两水平特征、家庭成员特征。该划分方式在家庭因素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例如，Schleider和Weisz[2]在家庭因素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综述论文中提出“家庭过程三元模型”（triadic model of family process）并以此组织和整合各种庞杂的家庭因素。在本章文献综述中，家庭水平特征（family-level characteristics）是指整个家庭单元的功能特征，如家庭和谐、家庭氛围、家庭功能、家庭关系等。两两水平特征（dyad-level characteristics）是指位于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层面的家庭过程因素，如父母婚姻冲突、父母教养方式、兄弟姐妹关系等。家庭成员特征（family members' characteristics）是指除目标儿童外各个家庭成员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如父母身心健康、父母人格特征、父母网络使用、兄弟姐妹成瘾行为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只是为了论述时更好地组织庞杂的家庭因素，并不意味着开展研究时只能关注特定层次的家庭因素。另外，本章文献综述并不会穷尽所有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家庭因素，而是主要纳入本领域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家庭因素。

1.1 家庭水平特征

1.1.1 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是指整个家庭生活的总体质量。理论上讲，家庭功能不良可能阻碍青少年情感关爱和尊重鼓励等心理需要的满足，使其转向虚拟世界寻求补偿或宣泄不良情绪；也可能弱化父母对青少年的管教约束和社会控制，为沉迷网络制造机会；还可能不利于良好心理品质（如自我控制）的形成，最终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3]。截至目前，70余项研究探讨了整体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虽然个别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4-7]，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3,8-77]（也可参见刘静等人[78]的综述论文）。

最近，研究者开始探讨家庭功能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中介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良好的家庭功能可通过降低母子疏离和提高父子信任[14]、增强自尊和降低孤独感[50]、促进积极青年发展[70]等中介变量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在调节机制方面，高代林和杨曦[17]考察了家庭功能与初中生网络成瘾的关系是否因为性别不同而有所不同。结果表明，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体功能不良是男生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而家庭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总体功能不良是女生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不过，该研究只对男生和女生分开进行分析，没有正式检验性别的调节作用。Wartberg等人[55]发现，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的青少年中比较相似。

1.1.2 家庭上网条件

一些研究探讨了是否有独住房间、家中有无电脑、电脑是否在青少年房间、能否在家上网等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79-81]。结果表明，这些因素为青少年上网提供了便利条件，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尽管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多因素分析中可能变得不再显著。另外，部分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的零花钱数量与网络成瘾的关系[35,81]，但现有研究结果分歧明显。这种结果分歧可能是因为不同研究对零花钱区间划定不一所致。

1.2 两两水平特征

1.2.1 父母关系

在父母关系子系统中，不少研究考察了父母婚姻关系的积极特征和消极特征（如父母婚姻满意度、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父母关系不和会影响青少年人格的健全与发展，造成子女心理障碍，促使他们在虚拟网络世界寻找缺失的温暖和理解，从而引发网络成瘾[82]。截至目前，近20项研究探讨了父母婚姻质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虽然少量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47,83]，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良好的父母关系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因素，而破坏性父母冲突（即频繁和强烈且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婚姻冲突）则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9,31,46,65,80-82,84-91]。

最近，研究者开始探讨父母婚姻冲突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中介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父母冲突可通过影响冲突评价和情绪管理[86]、冲突评价和自我同一性[90]、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14]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在有调节的中介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良好的同伴依恋可缓冲父母冲突通过抑郁焦虑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间接过程[87]。

1.2.2 亲子关系

良好的亲子关系具有情感温暖和社会控制的功能，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抑制作用。截至目前，40余项研究探讨了亲子关系及其子维度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虽然极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92]，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14,31,40,54,56,65,80,81,88,89,93-123]。

最近，研究者开始探讨亲子关系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中介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改善同伴关系[102]、增强积极自我概念[110]、减少同伴侵害[96]、降低孤独感[121]、减少娱乐色情和逃避性上网动机[113]、减少错失恐惧[93]，进而减少青少年网络成瘾。在调节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负向联系主要体现在低龄而非大龄青少年中[124]、较低而非较高心理病理风险的青少年中[96]、较低而非较高多动/冲动的青少年中[101,124]、较少而非较多品行问题的青少年中[116]。在有调节的中介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意志控制可以削弱亲子关系通过不良同伴交往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间接过程[99]，自我控制可以削弱亲子关系通过自尊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间接过程[111]，性别可以调节亲子关系通过消极社会适应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间接过程[122]。

1.2.3 教养方式

在两两水平家庭因素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备受关注。教养方式是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的日常活动中传达的态度以及由父母行为所创造的情感氛围的集合体。教养方式可以从类型和维度两种视角进行研究。目前，只有相对较少的研究采用类型视角考察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3,35,123,125-128]。例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123]对5325个家庭调查发现，与民主型家庭相比，“粗暴型”“溺爱型”“放任型”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沉迷网络。类似地，范方等人[3]对2620名青少年研究发现，“溺爱型”（百依百顺、放任自流、过分照顾）、“粗暴严厉型”（粗暴打骂、严厉约束）、“帮助开导型”家庭青少年过度使用网络的倾向分别为20.9%、16.6%和13.3%，各组间检出率的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相比之下，大多数研究都采用维度视角考察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在这类研究中，近40项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定量表”测查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129,130]：父亲分问卷包含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6个因素，母亲分问卷包含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干涉、过保护，偏爱被试，拒绝、否认5个因素。采用维度视角的研究总体上发现，积极的教养维度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因素，消极的教养维度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0,48,51,67,73,131-158]，尽管某些维度的结果略有分歧。例如，戴伟华等人[132]对江苏省南通市3039名中小学生调查发现，网络成瘾者在父母情感温暖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非网络成瘾者，在父母惩罚严厉、父母过分干涉、父母拒绝否认、父母过分保护等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非网络成瘾者，两组被试在父母偏爱子女上无显著差异。类似地，秦新红等人[48]的病例对照研究也发现，网络成瘾组在父母情感温暖理解上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在父母惩罚严厉、父亲过分干涉、父母拒绝否认、母亲偏爱被试上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二者在父亲偏爱子女、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分干涉和过保护上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不少研究也关注特定教养维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其中，父母控制的作用备受研究者重视[35,159-170]。这些研究总体上表明，父母行为控制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因素，而心理控制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此外，也有研究考察父母虐待子女或对子女施加暴力[46]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联系。结果表明，这些行为也是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

近年来，研究者也开始探讨与网络使用有关的父母教养行为（Internet-specific parenting practices）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的作用[27,56,58,88,98,112,115,123,171-178]。这类研究结果十分庞杂且分歧明显。一些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网络使用的监督指导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56,58,112]。例如，Siomos等人[112]对12—18岁希腊青少年研究发现，父母在线安全措施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然而，其他研究则发现了不一致的结果。胡珊和范会勇[173]的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上网监督指导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没有显著的联系。孙建平等人[88]的研究发现，父母“总是”或“经常”对上网进行干涉的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较高（分别为15.2%和10.7%），而父母“很少”或“从不”对上网进行干涉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比例反而较低（分别为4.2%和4.7%）。江宇和黄刚[27]对北京市2200名高中生调查发现，父母对上网时间的限制与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而父母对上网活动的限制与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van den Eijnden等人[176]的纵向研究表明，严格限定上网时间会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鉴于现有研究分歧十分明显，未来迫切需要设计更加完备的研究来验证和拓展现有研究。目前初步的证据表明，父母的网络限制行为可能在和睦家庭中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潜在剖面分析考察父母网络限制行为及其相伴的家庭因素怎样联合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教养方式影响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中介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良好的教养方式可通过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控制[146,164]、提升青少年的自我弹性[142]、改善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162]、改善人际信任和同伴依恋[166]、减少越轨同伴交往[168]，进而减少青少年网络成瘾。在调节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专制教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在自我弹性水平越高的青少年中越显著[142]。在有调节的中介机制方面，研究者发现，母亲心理控制通过非适应性认知影响网络成瘾的中介过程在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163]，父母心理控制通过表达抑制影响网络成瘾的中介过程在意志控制较高的个体中更显著[161]，父母严厉教养通过情绪调节不良影响网络成瘾的中介过程仅在宽恕较低的个体中显著[148]。

1.3 家庭成员特征

1.3.1 家庭成员的网络使用

理论上讲，家庭成员的网络使用容易被青少年观察和模仿，从而引发青少年网络成瘾[170]。相比之下，对网络了解程度高的父母能够有效引导子女正确认识和使用网络，从而有效调控子女的上网行为、促使其合理使用网络[56,179,180]。截至目前，10余项研究探讨了父母等家庭成员网络使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但这些研究的结果分歧相当明显。一些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上网频率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60,88,108,170,181,182]。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父母上网频率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179,180]。此外，还有研究发现，父母网络使用[34,183]、父母会不会上网[184]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没有显著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澄清这种结果分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第一，探讨父母网络使用频率操作定义的不同会否影响结果。例如，询问父母上网的内容可能要比单纯询问上网频率更能提供丰富的信息。再如，询问父母长时间上网的频率是否比询问父母上网的频率更容易得出父母网络使用频率的不利效应？第二，检验不一致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揭示网络使用频率有利有弊的双重作用。第三，父母网络使用频率的作用可能随其他因素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未来可以通过调节效应或个人中心的分析方法将父母网络使用频率置于其他因素构成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其作用，而不是单纯考察这一种因素的作用。实际上，现有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网络成瘾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正向联系在低压力青少年中要比在高压力青少年中更显著[182]，在高家庭支持青少年中要比在低家庭支持青少年中更显著[60]。

1.3.2 父母对孩子网络使用的态度

有关父母对孩子网络使用态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分歧明显。一些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上网持宽容态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正向联系[108,170,171,176]。例如，高修银等人[171]发现，父母不知道孩子上网情况时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为20.72%，父母不管不问或无所谓时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为15.19%，父母管得不严时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为10.74%，父母不让上网或严加管束时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为12.73%，父母鼓励上网学习时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为6.64%。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上网持赞许态度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185]，父母对孩子上网持反对态度却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81,186,187]。最后，还有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上网态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相关不显著或非常微弱[173,183,188]。

对于上述分歧现象，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深化。第一，将父母对孩子上网态度所起作用置于其他变量（如亲子关系）的大背景中来考虑，这是因为同样的态度所起作用可能因其他特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Liu等人[108]考察了父母规范（父母对孩子上网持反对态度）和这种规范与父母自身上网行为的相符程度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父母规范与父母自身上网行为相符时，父母规范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但是，当父母规范与父母自身上网行为不一致时，父母规范不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该研究提示我们，不能孤立考察一种家庭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父母对孩子上网的态度可能不是以线性关系发挥作用，而是以复杂的曲线关系起作用，即完全不闻不问或强烈反对这两种极端可能都不利于减少青少年网络成瘾。第三，有必要区分父母对孩子上网的态度是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之前还是网络成瘾之后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父母对孩子上网的态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可能是复杂的双向作用过程：先前父母对孩子上网不闻不问可能导致孩子当前网络成瘾（父母驱动的效应），进而引发日后父母对孩子上网的强烈反对态度（儿童驱动的效应）。对于这种双向作用过程，有待纵向研究加以检验。

1.3.3 家庭成员物质使用行为

不少研究考察了家庭成员的物质使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4,25,26,31,34,65,83]。绝大多数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物质使用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5,26,34,65]。例如，Yen等人[65]对中国台湾南部17所中学3662名青少年研究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学校等因素后，父亲习惯性饮酒、母亲习惯性饮酒、兄弟姐妹习惯性饮酒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其中兄弟姐妹习惯性饮酒的作用尤其突出。这些发现初步支持网络成瘾同其他成瘾行为一样，具有相似的成瘾行为学习机制。另外，也有少量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物质使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相关不显著[4,83]。

研究者最近也探讨了家庭成员物质使用行为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例如，Jang和Ji[25]发现，在青少年男生中，父母问题性饮酒既能直接促进网络成瘾，又能通过增加个体的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进而间接促进网络成瘾；在青少年女生中，父母问题性饮酒仅通过破坏家庭功能和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两条路径间接促进网络成瘾。

1.3.4 家庭成员对青少年物质使用的态度

目前只有少量研究考察家庭成员对青少年物质使用的态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Yen等人[65]对中国台湾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母对青少年吸烟持积极态度、对青少年饮酒持积极态度、对青少年物质使用持积极态度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家庭成员对青少年物质使用持积极态度可能意味着家庭监督、引导、惩戒机制的弱化，难以对青少年过度上网行为进行社会控制，从而促进其网络成瘾。

1.3.5 父母人格

父母人格既可以作为遗传易感素质作用于青少年网络成瘾，也可作为生活环境因素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少量研究探讨了父母人格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例如，张国富等人[155,189]比较了网络成瘾和非网络成瘾青少年的父亲和母亲在“艾森克人格问卷”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结果表明，与非网络成瘾青少年相比，网络成瘾青少年在母亲神经质维度上得分显著更高，在母亲掩饰性维度上得分显著更低，而在母亲其他人格维度和父亲所有人格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1.3.6 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家庭成员特征因素外，还有部分研究考察了家庭成员遭受意外[82]、父母应对方式[190]、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191]、父母缺乏正确使用网络的指导能力[123]、父母心理健康状况[192]、家庭体育锻炼的情况[107]等其他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此处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展开。